汤姆，他的小儿子

二十一岁。为了逃避越战兵役，他现在躲在加拿大的某个地方。

我的父亲讲起大萧条，总是一副说教的口气。他想从中总结点儿小教训。没错，聊起这个话题，他总有个小故事要讲。对他来说，这有点儿像是他的光辉岁月。这让他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他的道理哪儿都套得进去。关于一个国家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一个人在上学的时候应该做好什么准备，他的观点非常极端。也许因为大多数人都持这样的观念，它就不叫作极端主义了，可它就是。

你听到的都是些陈词滥调。美国人总是在说：“我一点儿都不喜欢我现在干的事，但我得挣钱。我打算将来去干更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还要挣钱。这就非常极端。那些挨过大萧条的人全都彼此认可，互相扶持。

他们听不得其他意见，他们管那叫极端。在一家大公司里，你不能指望每年赚一样多的利润。你会倒闭。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要想活下去，它的利润就要不断增加，对我来说，这不像是可以管用一百年的办法。他们建设的福利资本主义是不容否认的……

我父亲很圆滑。他总是说些我们爱听的话。一天晚上，我们在放比莉·哈乐黛的一首歌，他就开始说她其他的歌。你看，他真的会说：“我跟你们是一伙的。”他工作的时候也用这一招。

他在福利资本主义里如鱼得水，因为他清楚怎么跟工人打交道。他总是说工会是最好的。我敢肯定在真正的工会沦为给公司服务的工会时，他肯定也是滑头的工人。工会现在就是这样的。所有这些他都是从大萧条里学到的。那是他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