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伊格莱西亚斯（Jose Yglesias）
作家。他的作品有《再见之地》（The Goodbye Land）、《革命的铁拳》（In the Fist of the Revolution）和《规律的生活》（An Orderly Life）。
“易博市（Ybor City）是坦帕的一个行政分区。这里讲西班牙语。上公立学校之前，我都没学过英语。”
它是古巴雪茄制造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他们想找一个气候温暖潮湿，而且不会产生劳工纠纷的地方。“结果还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罢工。（笑）雪茄生产工人可能是你遇见过最激进的工人。他们通过激烈的斗争来争取更好的薪酬。他们举行了很多次罢工。”直到“二战”开始，他们才得到工会的承认。
“在坦帕，人们的生活可以和各种罢工联系起来。每当提起一个破坏罢工的人，人们会说：‘他破坏罢工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他妈妈在1921年也这样做过。’在我的家乡，罢工是一件非常狂热的事情。让破坏罢工者的日子过不下去，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这是永远洗刷不掉的污名。”
“女人们也会痛打那些女工贼。女人从一开始就在雪茄厂工作了。她们的薪水和男人是一样的。没错，这些女人都是非常彪悍的。”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城镇，大萧条来得悄无声息，无人觉察。莱拉姨妈说家里没吃的了，我才意识到大萧条开始了。我们住的房子是姨妈的。她不再收我们的房租了。一个星期收入九块钱，再收房租就有些过分了。
杂货店的老板会过来，拿走一张小小的订单。他第二天会把东西送来。因为欠账，妈妈什么东西都不买了，不过他还是坚持过来：“为什么豆子订得少了？”
大萧条期间，家乡的情况与别处还是有所不同。这里不是暗无天日的鬼磨坊。街上也不是贫民窟的样子。也有穷人家，他们的房子好几年都没有粉刷了。可是，一切都是公开的。你在阳光下玩耍。我不记得有真正的贫困。
易博市是位于南部的一座岛屿。当一个美国人对拉丁人发火时，会管他叫“古巴黑鬼”。我想成为美国人——这是我最早的感受之一。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让你感到丢脸。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就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狂热支持者。
1931年罢工的主要起因是工厂里的朗读者。工人们每周花两毛五到五毛钱，雇一个人在工作时读书给他们听。雪茄厂通常地方很大，而且空旷，工人们都在桌子前工作。他们会搭起一个台子，这样读书的人在读东西时会向下看着工人。他一天要读四个小时左右。他读报纸、杂志，还会把一本书分好几次读完。读的书也是大家共同决定的。有些朗读者是天生的好演员。他们不仅读书，还会把场景表演出来。所以，虽然很多工人大字不识一个，却知道左拉、狄更斯、塞万提斯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作品。《每日工人报》（The Daily Workers）和《社会主义号角》（Socialist Call）都是常读的报纸。
工厂老板虽然不必为此花一分钱，但还是决定结束这一切。一天早上，工人们来上班，发现念书的台子被拆掉了，于是大家开始罢工。这次罢工工人们输掉了。在我的老家，罢工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些读书的人再也没回到工厂里来。
对我来说，大萧条是1930年开始的，伴随着季节性失业。整个夏末和秋天，工厂都在赶工好交付订货，之后在圣诞节前停工了。再后来就只生产便宜的雪茄，更贵的上等雪茄停产了。
我的叔叔是个工头。他不太胜任这份工作，因为开除别人让他受不了。他会和老婆商量：我们要解雇那么多人，我该怎么办？我的婶婶说：你不能开除他，他们夫妻有十二个孩子要养活。你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慢慢就知道情况越来越糟了。工厂也不再招收学徒了，我的姐姐赶上了最后一批。
这次罢工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当时，我在上初中，参加了学生巡逻队。我胳膊上套着袖章。罢工期间，工人们挺进学校，想让学校停课，把孩子们带走。校长关上大门，让学生巡逻队守在那里。如果工人们来了，我要怎么做？我的妈妈也参加了这次罢工。
在这次罢工的高层领导中，有一个女的。那天轮到我站岗，她被抓进监狱了。她的女儿被留在校长办公室。她家和我家就隔着一个街区。我还记得从学校回家时，我还想着要不要向她表示同情，并问问她妈妈的情况，但我没有。对此，我觉得很惭愧。多年以后，我在纽约为西班牙共和派举办的一次聚会上遇见了她，把这一切告诉了她。
每个人都将收入的10%都用来支持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这是非常了不得的。那里的人都支持西班牙共和派，送去大量的物资，都特别有组织。人们误以为《禁止通行》（No Pasarán）[4]是西班牙歌曲，其实它是坦帕的一位雪茄工人写的。
这是一场异常激进的罢工。雪茄工人们挥舞着红旗向市政厅进发，一路唱着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的老歌——《前进，人民》（Avanti Popolo）和《红旗》（Scarlet Banner）。我以为这是西班牙语歌，因为我们也唱过《前进，人民》[5]。你瞧，抚恤金征讨大军让他们觉得革命已经在这里爆发。
这是一个拉丁小镇。人们不在家里闲坐，而是去咖啡馆、街角或是他们自己建造的劳工大厅。聊天的内容也很激进。工厂老板看起来非常恐惧。1931年的罢工丝毫不掩饰它的激进。在那之前，易博市已经有了共产党。发传单的都是你认识的人。（笑）他们坐在车里沿着街道开过来（小声），车灯都关着。然后开到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会跟他打招呼：“你好吗，曼纽尔？”（笑）
罢工期间，三K党会带着枪到劳工大厅去，驱散聚会。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是戴头套的警察。尽管他们自称公民委员会，但每个人都管他们叫“傻子三K党”。（笑）工人们手拉手组成罢工纠察线，三K党就过来打人，并把这些工人带走。
这一年的罢工是非常可怕的。工厂还没关门的时候，他们就裁掉了许多工人。那里有一个遭人恨的经理——一个西班牙人。人们常说：
“一个西班牙人得多残忍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手下。”他站在楼梯顶上，哼唱着《红旗》：“你——你可以进来。”然后，他又会哼唱《国际歌》：“你——你不许进来。”之后，他就对其他人不理不睬。他们都没有被雇用。不过，也没有人求他。
当罢工以失败告终，坦帕的报纸用一整页刊登了罢工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名字，用大号铅字。他们被控阴谋罪，在监狱待了一年。他们当中，没一个人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因朗读者而起的罢工仅仅维持了几个星期。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保持战斗性的。这里当然也曾有个小规模的罢工，组织不大得力。雪茄工人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他们拿到一张快要碎掉的烟叶，他们就说：“太干燥了，咱们走！”如果他们要罢工，不会等到一天要结束的时候。就在烟叶还湿着，摆放在外面时，他们就开始罢工了。烟厂老板会损失几百美元，有时候损失会达到一千块。
这里也曾试图组建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我记得一个堂兄曾秘密地四处活动。你可能会以为他在谋划刺杀沙皇呢，其实他是在说服人们报名参加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AF of L）非常保守，一直被视为敌人。他们从不支持罢工，认为罢工是煽动者搞的鬼。
人们开始去纽约找工作。到了1937年，我家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到了纽约。你可以搭乘到纽约的长途巴士。在纽约，我们全家人都待在一起。除了厨房，我们哪儿都睡，门厅里都摆了张床。有人从坦帕来，你就给他们提供住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波多黎各移民。在所有自助餐厅的厨房里，杂工和洗碗工中至少有两个来自易博市。
当坦帕又开始招人时，有些人回去了，也有人去做公共事业振兴署安排的工作。人们会尽量拖延着不接受政府的援助。莱拉姨妈和她老公是我们家族中唯一接受公共事业振兴署帮助的。这是施舍，所以被视为可怕的悲剧。你不能向他们提起这个话题。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接受其他东西。每到发薪日，所有的烟厂都会为某个身陷困境的人募捐。假如有个父亲死了，就会为他的葬礼募钱。我的爸爸到哈瓦那做手术时，也有人为我们募捐。这是可以接受的。你自己并没有要求这样做。有人会说：“注意啦，某某遇到难事儿啦！”当哈瓦那的雪茄工人开始罢工，这是件很光荣的事：你送钱给他们。这与西班牙—古巴传统有关。
邻居们总是互相帮忙，所有人都是这样。大家团结在一起，这是非常棒的事情……
如今的烟草业工人不再有当年我父母、姨妈和叔叔们的知识和视野。他们都是非常有教养的人。对我来说，现在要读懂政治分析家的文章很困难，即便那些新左派也是一样，他们谈起对工人阶级的“崇拜”，总是一副贬损的口气。我所知道的工人阶级是非常棒的。
附记：“除了祖父，我们全家都觉得罗斯福非常不错。祖父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古巴诗人何塞·马蒂（Jose Marti）。他会说：‘我们学着吃石头，并靠此活下去。’他会说：‘胡佛就是个卑鄙的吝啬鬼，罗斯福就是另一个墨索里尼。’但是，‘新政’确实为国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人们也确实找到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