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
“我和这个世纪同龄。”他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其成员以“沃布利斯”（Wobblies）的名字为人熟知）］的成员。他是1922年加入的。
他年轻时是一名建筑工人：挖隧道、整修灌溉水渠、筑大坝、建矿场、铺设铁路。“我们总是扒车，从一个工地赶到下一个工地，从不付车票钱。我之前听说过‘沃布利斯’……关于他们的各种古怪说法，说他们是一群疯子，想通过焚烧干草垛子一类东西来改变世界。”
“我们和老板之间仍然存在着斗争。让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吧，这样我们才不再需要斗争。他们有信念：那些憧憬终有一天会实现……但是，眼下，我们还是来清扫营地吧，我们来加点儿工资吧。”
“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被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镇压活动给扼杀了。当时，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都以有组织犯罪的名义被逮捕了。事实并非如此。在1923年夏天，我们的成员数量达到顶峰。”
“到1924年，我们遇到了重大挫折。一场内部派系纷争将我们一分为二。但是1927年的科罗拉多煤矿大罢工后，我们又团结起来。”
三十年代，我们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克利夫兰（Cleveland）取得的。随着大萧条的继续，我们不断地重申这样的观点：对没有工作的人而言，与仍然有工作的工人站在一起，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罢工，我们不会抢走你们的工作；我们会加入你们，壮大你们的纠察队伍”，这样做才是更有好处的。我们散发传单，我记得内容是我自己写的：上面有食品救济队伍、罢工纠察队伍。意思是，食品救济队伍指向绝望，罢工纠察队伍指向希望。
我开始了一系列巡回街头演说。我经常从德卢斯（Duluth）[19]出发，再到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20]，最后到密尔沃基，直至芝加哥。我们经常在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境内诸如钢铁工业区之类的地方落脚。在芝加哥，我们去的是位于北区的瑞典城（Swedetown）。那里的工人大多数是男性，本地人。这帮哥们不是流动工人，不会四处晃荡，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亨利·福特给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带来了某种变化。我们在小麦收割工人中间一度很有影响力。他们一般是挤货车赶到工作地点。但是联合收割机（用于收割小麦和打谷的机器）的出现，削减了对额外的收割工人的需求。所以，人们逐渐开起了破败不堪的福特T型车，成为“车轮上的流浪者”。这意味着我们之前的组织方式已经行不通了，我们也不得不投入小汽车的丛林。
1922年，建筑工棚里看不到一个女人，除非她是跟随业务代表一起来视察的（笑），只待很短的一段时间。你看不到成双成对的两口子。
到了1927年，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给我扣上有组织犯罪的帽子，我小小地“休了个假”。两年后我回来时，发现整个产业都变了。每个工棚都为已婚夫妇提供了生活空间，但是他们的孩子必须一起工作。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生活在附近的镇上，前提是镇子和工作地点之间有通畅的道路。因为有汽车，人们才有可能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去城镇之外工作。流动工人在1926年就基本上消失了。直到沙尘暴时期，你才会再次听说他们。这时候，一种新的迁移出现了。
那些年里，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试图吸引你们的成员加入他们的事业吗？
激进运动此起彼伏，相互竞争。没错，我们喜欢这样互相争抢人员和资源。然而，整个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一道发展的，也是一起衰弱的。他们全都同时壮大，也都在同一时间式微……（笑）
总的来说，还是有合作的——尽管这不是全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一直尽力避免陷入武断和教条主义。我们不会去问一个人：嘿，你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我们会问：你做的是哪类工作？你所在的产业是哪类？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信仰而阻止他加入。
1920年，共产主义者希望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而一个源自莫斯科的误会传到他们那儿，说我们是一个地下组织。海伍德（Heywood）[21]赶到那边向列宁解释：我们在芝加哥有一个大型印刷厂，在那儿我们印发了十二份不同的周刊、大量的杂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和政府之间是有些摩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没有走入地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们都一清二楚。（笑）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有没有像其他组织一样陷入内部争斗？
我们被迫卷入了其中一些斗争。1923年之前，共产党提出，我们只能在农业和林业领域活动，其他产业不允许我们介入。如果他们的成员加入了我们，他们将不遗余力地搞垮我们。这自然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扰。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只是努力让他们认清常识，仅此而已。
三十年代，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成员情况怎么样？
那几年我们过得紧巴巴的，但是确实人手更多了——人们有的是时间。在三十年代早期，直到1935年，可能所有人都一文不名，但他们总能找到途径去参加某个集会。
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过很多人谈论革命？
噢，是有很多这样的议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设想过，我们马上就要接管所有的事情并维持它们的运转。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认为，只有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劳工阶层才能做到这件事。这个劳工阶层，他们不能吃自己生产出来的食物……他们制造出无数件衣服却要在自己的裤子后面打满补丁……他们饱受欺辱。如果这个劳动阶层还不得不去乞求一块煮汤的骨头，那么这个阶层就还没有能力来接管并运作这个世界。他们首先必须被组织起来。
我偶尔也遇到一些井底之蛙，他们在使用“革命”这个词时非常欠考虑，说什么“形势已经不可收拾，我们将面临一场革命”诸如此类的话。我没有碰到过一个认真筹谋掀起一场革命的人。我想要一场革命。说实话，我希望现在就来一场革命。但是现在的条件并不成熟，而在1931年或1932年，情况也是一样。对于掀起一场革命而言，并不是有一帮食不果腹的人就够了。真正需要的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希望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对罗斯福的观感如何？
他去世时，我们的报纸发了一篇讣告：“他被他帮助过的人憎恨，被他损害过的人爱戴。”联盟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句话切中了要害。关于他如何对待劳动者，身后留下了巨大的争议。他把劳动者捏在手心里之后，似乎觉得可以将他们弃之墙角，或者转而取悦我们的敌人。
对于新政，你们怎么看？
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已经停摆的经济体系。符合逻辑的补救方式是支持劳工阶层维护应有的权利：对于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想要分得一部分，至少够生活所需，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工作。然而，并这类劳工行动没有出现。那些肥猪，他们的贪婪让所有事情都歇菜了，到头来他们却没有吐出任何东西。不过，总算还是出台了一些调整措施，缓解了人们的吃饭难题。胡佛执政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联邦经费喂养动物，却不能用来给人提供食物。他说，这个你得指望你的邻居。
所以，你认为罗斯福阻碍了激进运动？
当他给激进运动造成损害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改变了糟糕的状况。他导致很多人以为，只要你找到一个好人并让他执政，他就能帮你搞定所有事，而你就可以回家睡大觉了。对于激进主义而言，他绝对没起到积极作用。
此后发展起来的、如今我们开展的劳工运动，仍然带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印记。经过许可的工会制度——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在三十年代早期，几乎已陷入绝境的劳工运动重新焕发生机。各式各样的激进活动盛行：托洛茨基分子活跃在明尼阿波利斯；共产主义者在托莱多（Toledo）立足，社会主义者也在那儿；“沃布利斯”在克利夫兰、底特律等地扎根。就像一个世纪前的劳工文学，工会文学也热切期盼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那就是工业民主制。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协作的公社里，享受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尽管那时的关注点还放在提高五分钱的工资或为金属修理工提供更好的锉刀这种问题上……那些文学作品确实传递了某种愿景。
然而，不久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各个煤区小镇，你会看到刘易斯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标语：“总统要你加入工会。”它很管用。所以，激进主义被其他东西替代了。政府已经设置好流程，你只需要签上名字，填上授权卡，就可以很隐秘地做这些事，不用再被迫充当英雄好汉。我们都能在工会选举中投票，没人知道你的投票内容。当然，老板不得不承认工会，再没有人必须去做出头鸟了。
小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不公，我会说，不公就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如今，不公仅仅意味着那些与仲裁标准不一致的事情。更见鬼的是，我们甚至会被告知，这些天应该不满意哪些事情。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工会还是“我们的人”，它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现如今，人们说起工会时从不用“我们”。几乎在所有地方，工会都被代称为“它”或者“他们”。
有一个越来越盛行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我们应该还有其他的选择。然而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兴奋。这可是件怪事。现在，我发现很少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不应该让账单决定我们的生活。多数人都认为，像密歇根湖的污染状况竟然取决于公司需要花多少钱来治理这样的事是很离谱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样一种环境正在形成，让盈余和赤字来决定重大事项，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生活在其中都是充满危险的……这太疯狂了。
我听到有温和派这么说：这个商业驱动的体系不大靠得住。（笑）我觉得这种说法的冲击力不够。
我认为，某种无力感或者说宿命论从三十年代萌发了出来。因此，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力量不够或者组织不足。我们从没有想过，我们之所以无法获取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固有的软弱。
最让我感到振奋的是如今的年轻人。你会发现，无论身处世界哪个地方，他们都具有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他们是我所见到过的书生气最少的激进者，也是受教育程度最好的激进者。在三十年代，人们读了几本书，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照着书上说的来做。今天，这些大学生把书本当作领悟世界的方式，他们没有条条框框。他们更加灵活，更加开放，更加感性。他们富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