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赫尔施（John Hersch）
他是芝加哥一家大经纪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傍晚，我们从他位于拉塞尔街的办公室往下看，拥挤的人群正拥向公交车站和停车场，急着回家。
“从1924年到1968年，这个行业始终让我着迷。我从业很长时间了，也为此感到骄傲。现在和二十年代截然不同了。现在的道德准则异常严格。偶尔也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毕竟是少数。”
他身上散发着一股看破红尘的味道。
1924年圣诞节前后，我离开芝加哥大学，进入这个行当。我股市的资产有三千块，那是我的全部家当。黑色星期五那天——其实是星期四？我的保证金账户出现异动，可能只剩下了六十二块钱。
那时，我太太在一家莎士比亚剧团工作，每周的薪水是一百二十五块，那真是一笔巨款啊。那天晚上，她回到我们的小公寓，对我说：“猜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怎么啦？”她回答说：“我辞职了。”我一个星期赚六十块，她赚一百二十五块。我们收入的三分之二和全部积蓄就这么没了。
我当时的工作是管理保证金。如果客户使用保证金购买股票，也就是说没有付钱就买进股票，那我就在他们的个人账户上记下数额。
当股市开始崩盘的时候，人们从大幅缩水的保证金账户里疯狂抛售。我们整晚都在记账。我们工作到夜里一点，然后跑到拉塞尔酒店休息，五点起床吃早饭，然后接着给保证金账户记账。因为每个人都陷入困境，无人幸免。
我的老板坐在电信交易室里看股价收录器。是要看的，因为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95%的资产都在股市交易记录单上，它们可以让股票大厅里显示的指数下降六十个点。交易大厅就是个疯人院。我问他：“我们还得出钱吗？”他说：“要到晚上十二点才知道。”他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现实就是那么残酷。
股市崩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之前其实有过多次警告。整个国家都疯了。每个人都在买股票，不管自己是否支付得起。擦鞋匠、服务员，还有资本家……许多公司都是金字塔式的控股结构，但这些金字塔不过是虚拟的票面数值。英萨尔先生的公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真是快速致富的噩梦。
保证金账户不单牵涉到股票经纪人，还有银行。银行的很多贷款都收不回来，工作方式和经纪人一样随意。当他们打开账户……
我在辛辛那提有个年轻朋友，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已婚，还有几个孩子。他为自己购买了十万美元的保险。对他来说，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选择了自杀，好让妻子和孩子们能靠那笔保金活下去。当时有很多人为了保金自杀。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至少现在你知道很多人出了门之后还能回家。
还有一些人，我的印象也很深刻。我一直听说有人生意出了问题，但他们从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他们过着国王般的生活，整个大萧条时期都是如此。我一直没搞明白是为什么。我认识的一些人保住了他们在芝加哥河南岸湖滨大道（Lake Shore Drive）的公寓，还有汽车，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遇上了麻烦。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当然我也不关心。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破产了，我们从来不假装日子还好过。
政府对保证金没有管控，人们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买进股票。当政府不再支持保证金交易，大家的资产就大幅缩水。此外，你还可以做空，又没有规则约束。[22]当时，有许多保守、信誉良好的银行家都搞特殊交易，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证券卖给他们的朋友。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但凡有点儿声誉的银行家，几乎没有反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他们认为1933年的管控对我们的行业是非常非常好的。
在1932年、1933年，根本没有证券业务。我们午后就在拉塞尔大街打桥牌。不用给人打电话，也不用去拜访谁。办公室安静极了，你都能听到单据飘落到地上的声音。（笑）没人去打工挣钱。许多人想方设法每周挣个四十、六十块的，但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打桥牌。（笑）
我发现国人对当时的状况反应很迟钝，即便股市崩盘之后还是一样。在实施“新政”之初，资本家理所当然地将罗斯福奉为金融系统的真正救星。《芝加哥论坛报》写了很多盛赞他的文章、社论。情况稍微好转之后，蜜月期也告一段落。你应该晓得那帮在森林湖站上车的家伙：他们每天早上都在找头条新闻，让罗斯福出糗的头条。这些人哪……
这个叼着长烟嘴的家伙做了一些基本规划，像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共事业振兴署，甚至是糟糕的“蓝鹰运动”（Blue Eagle）。他给这个国家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
1933年的“银行假日”催生了一种快乐的、肆无忌惮的情绪。其实，人们的日子只是能过下去而已。但他们相信：哎呀，天哪！情况不可能更糟了吧。他们开始以物易物。
当时，“爱尔兰乐手”乐队在芝加哥演出，大家都拿着土豆进场。人们拿着蔬菜去买票。这个乐队的观众可不少。
我也无意让大家忽略这样的事实——大萧条时期普遍存在的苦难生活。你要知道还有人在密歇根大街桥（Michigan Avenue Bridge）下生活。还有些斯文人，穿着两百块一套的旧西装卖苹果。苦难实在是太多了，我永远不想再看见……
我发现人们不再记起大萧条或是想到它，聊天也不会提到它。此外，我还发现许多人——甚至是教授，他们在大萧条期间每个月的薪水是三百块，其中一些人现在可以拿到十万、甚至是十五万。过去，你从来也见不到这么多钱，怎么都见不到。工业的发展和交易中的公平公正也都是过去两三年里的事。
关于大萧条，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它没有导致革命。我记得在艾奥瓦的某个地方，有个叫米洛·雷诺的家伙，颇有一些追随者。他们推翻卡车，不让警察没收抵押品。但是，当你考虑到全国的情况，整个国家居然秩序井然：人们只是坐在那儿，接受命运的安排。现在回想起来，这有些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无论他们是感到震惊，还是觉得情况会出现转机……我太太经常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在她看来，没有出现暴力抗议，尤其是在1932年、1933年，这真是令人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