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C.Means）
他与伯利（Berle）合著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1933年夏天，我接到雷克斯·塔格威尔[1]（Rex Tugwell）的电话：要不要来华盛顿？”
他成了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的经济顾问。他在推行“新政”期间担任过的职位还包括：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消费者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实业部主任。战争期间，他还曾担任预算局的首席财政分析师。
“新政”推行之初，他们称之为革命。接着，他们又开始说这不是一场革命。我们的机构受到支持，得以维持下去。真正发生的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我们走进二十世纪，却从十九世纪的小企业的角度来描摹我们现实的经济。
我们的经济是由高度集中化的大型公司组成的。这种经济无论如何是无法用经典的经济理论来描述的。罗斯福和“新政”所做的就是转变观点，面对现实。
正是这种实验阶段的不稳定性催生了“新政”。一百年以后，当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人们一致认为旧的东西已经失灵，贯穿“新政”始终的就是找到一个让一切有效运转起来的新方法。
在那之前，胡佛会借钱给农民好让他们的骡子活下来，却不愿意借钱让他们的孩子活下来。就古典思维模式而言，这一点儿错都没有。如果一个人没办法弄到充足的食物，那是因为他不够勤奋，这是他自己的责任。而“新政”秉持的观点是：失业的人并不是因为懒惰才失业。
罗斯福在一个充斥旧观点的大环境下树立起新观点。他早期的竞选演讲都是纯粹的“旧政”，他呼吁平衡预算。他当政时，整个银行系统崩溃了。它需要的是“新政”。
那些年，从来都不会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们一直在走自己的路。我们开会可能一开就开到第二天凌晨，十几个人围桌而坐，研究怎么解决问题。这不是闲谈，因为我们是在认真地做决定。
我替华莱士回复了一些邮件。来自各地的信件如潮水般涌进来，我至少处理了两三百封。内容都是人们提出的建议，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其中一些不过是荒唐之言，也有一些相当不错。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个国家已经醒悟过来，知道自己正处于危机边缘，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几天前，我们和当年“新政”的支持者聊天，大家都觉得那是一段振奋人心的时光。毫无疑问，我们都觉得自己在拯救这个国家。我的一个学生还记得当时他有多兴奋。那个时候，他在劳工部工作。他说：
“我有什么主意都写在纸上，向上呈报，然后就会有人关注，不管是谁，可能是珀金斯夫人、伊克斯，也可能是华莱士。”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罗斯福夫人提出的一个请求。有一家大公司对某位股东不屑一顾，这位女士给罗斯福夫人写了封信，问道：他们有权利这么做吗？罗斯福夫人把信转给塔格威尔，他又把信转给了我。我替罗斯福夫人回复了这位女士，我记得我确实给她提出了一条建议。
我最早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和玛丽·拉姆齐（Mary Rumsey）取得联系。她是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消费者顾问委员会的主任。正是她说服罗斯福，让消费者有了自己的代表。她是埃夫里尔·哈里曼[2]（Averell Harriman）的妹妹。我们刚一见面，她就将我带到她的轿车里——我们聊天的时候，她就让司机载着我们在乡下到处转。我们整个早上都在聊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对消费者的保护。她这个人非常有见地。
我还记得一件事。我把里奥·汉德森（Leon Henderson）引荐到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我们派他去跟休·约翰逊将军（General Hugh Johnson）讨论问题。这个人暴躁又浮夸，汉德森讲话的时候，约翰逊对他颐指气使。汉德森回敬了他，捶了桌子。约翰逊很欣赏他敢这么干，让他做了自己的助手。（笑）那时候华盛顿的氛围就是这样，讲究个人好恶，又充满活力。
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是“新政”最大的成功之一。它在该消失的时候就消失了。可是，在它创建之初，美国的商业萎靡不振，价格和工资都剧烈下滑……没人可以计划明天。每个人都在原地转圈，做着无用功。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改变了商界和公众的态度，它让人们重新相信可以做一些事情。它为价格和工资设定了底限。
部分压力来自企业，它们想废除反垄断法，让市场说了算。还有部分压力来自劳工，他们想每周的工作时间更短。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罗斯福将其合二为一。玛丽·拉姆齐又提出了消费者权利的问题。所以，一共设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企业、劳工和消费者。行为准则也制定出来了，你不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劳工享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瓦格纳法案》的前奏。经过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协商，工资涨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十九世纪流行的自由主义走到了终点，政府在工业活动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我们没有走向法西斯式的政府管控，因为我们在继续实行市场机制。在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成立的两年时间里，工业生产指标显著增长。
当时，一切都在走下坡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正是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改变了这种大趋势。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它存在得更久一点儿，它就不会再为大众的利益服务了。但在它功成身退的时候，消费者组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如果全国工业复兴总署继续存在下去，它会削弱市场的定价作用，这是相当危险的。你知道的，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几乎不涉及政府调控。政府将工业交给工业界去运作，通过劳工和消费者顾问委员会的形式向其他两方提供一点点保护。工业界变得害怕自己人。过多的权力下放给了规则的制定者。虽然他们自己不那么说，但实际上企业害怕的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可以说，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最大的贡献，就是证明工业的自我调控是行不通的。
就其本身而论，自由主义当然没有随着“新政”走到终点。私人公司制企业依然拥有很大的自由决策权。新鲜的元素就是政府在我们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承担了积极的责任。
在“新政”刚刚推行的日子里，随机应变、即兴发挥带来了许多兴奋感。在人们的脑子里，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既定不变的。他们很乐于接受新鲜观点，始终如此。如果没有华盛顿当年那些即兴的念头，我们也就不是现在的我们了。
大家这样献计献策，觉得自己正在向着某个方向前进，至于是如何前进，谁都不太清楚。我们发现，在这群人当中，牧师、拉比和传教士的儿子多得惊人。没错，尽管它与宗教无关，但就是有一股传道般的热情在里头。这些人向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他们来到华盛顿，被这项事业所吸引。尽管当时还不清楚我们要走向何方，但有那么一股活力、一种乐观、一腔热情……这是一场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