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琳·凯尔（Pauline Kael）

1936年，我去伯克利读书的时候，许多同学已经失去了父亲。有的父亲很不体面地四处晃荡，因为他们养活不了家人；有些父亲选择了自杀，这样家里人就能拿到保险赔偿金。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每个父亲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这些中产阶层显然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杀。

当时，大萧条还没结束。有的孩子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学校的桥底下缩成一团。我有奖学金，但还是有些时候没东西吃。很多时候，三块糖就是一顿饭。我们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我会煮好多意大利面，分给同学吃。

那个时候，大学里还有不少学生穿得很讲究，这让人觉得很尴尬。我现在还讨厌那些穿着羊绒外套、戴着珍珠首饰的兄弟会、姐妹会的成员。直到现在，我到大学讲课的时候，对那些穿着过分讲究的学生仍有这种感觉。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要这些东西而妒忌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当时的社会状况。

我一个学期上七门课，一个月赚五十块。我想我是伯克利校园里唯一在劳工局工作的女学生。我们正努力争取让大学里的最低工资涨到一小时四毛钱。那些打扮入时的学生不会理解我们的苦处。努力改善学校各种条件的穷学生和压根都不关心的富学生之间有一道真正的鸿沟。

三十年代末期，伯克利就像一口大锅。你一旦被这所学校录取，马上就会接到托洛茨基分子和斯大林主义者伸出的橄榄枝。我十六岁就被录取了，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我加入了助教工会。我们也有自己的马里奥·萨维奥^[1]（Mario Savio）。他现在是专打破产官司的律师。我们选了一个自由派当学生会主席，这在当时是个奇迹。

在旧金山，兄弟会的成员通常受雇去破坏罢工，包括一些运动员和学工程的学生，穷学生则在为每小时赚四毛钱而努力。学校管理层一直靠兄弟会来镇压学生运动。

现在不同了，兄弟会和姐妹会的权力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