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
美国历史学家，著有《美国新激进主义》（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和《美国左派的苦恼》（The Agony ofthe American Left）。
三十年代初期，大家会谈到革命的可能性。那是大萧条最苦的几年，尤其是1934年，像休伊·朗、考福林和汤森医生这样的人物支持当时那股异议的风潮。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自发行动，像是艾奥瓦州的农民运动。有些地方的居民很担心革命的危机正在酝酿。这种恐惧——不是对革命，就是对某种形式的暴乱的恐惧——在白宫和议会也催生了一种紧迫感。它可能推动了1934年末和1935年通过的各项改革方案。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美国在三十年代早期并不存在革命的风险，那时候并不是那种如果不实施“新政”改革就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状态。当时需要精力充沛而又具有相当权威的领导人。实业家叫嚣着集中控制，甚至将有些行业国有化。哈罗德·伊克斯在他的日记里谈到实业家们涌进华盛顿，要求政府接管石油行业。在我看来，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像罗斯福这样强有力的领导出现，那就会蓄积起一股压力，就像导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的那种压力一样。换言之，我们可以想象政府可能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不过我认为事情会朝着左翼的方向发展。
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是个鲜明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新政”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各方的观点都顾及到了，各种顾问被召集到一起。人们聚集在一起，有时候就是被关进一间屋子讨论。罗斯福说：不管什么办法，你们总得想出一个来。结果就是在劳工想要的东西和企业想要的东西之间求得一个平衡。早期“新政”实现的妥协都像这样具有片面性。企业得到的好处就是反垄断法暂时失效，劳工则得到某种形式的认可。
二十年代，公司和贸易协会呼吁推出新的反垄断法，可以免除定价这类活动的责任。因为大萧条，再加上新上任的总统不像胡佛那么教条地崇尚自由主义，他们直到1933年都没有达成目的。
如果最高法院没有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总署违宪，国会也可能会投票反对它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当时的小企业和博拉[1]这样保守的进步派都在强烈抗议。
全国工业复兴总署的主要宗旨是抬高价格和刺激投资。如果没有这种卡特尔式的措施，这些都是无法办到的。它的另一个目的保持产业和平，办法就是给劳工扔根肉骨头。
在史学领域当中，有两次“新政”的说法。第一次以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和农业调整局为代表，是一种匮乏经济；第二次旨在提高产量和认可劳工的权利。
不过，之后的政策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了。就我所见，整个“新政”确实很混乱。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实验措施。所有改革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措施，都要结束大萧条。在没有明确政策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结果，这就是很好的案例。
不过这并不是我想针对“新政”表达的观点。人回顾三十年代那些狂热的举动时，商界形成了两派不同的观点，不过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设想是一致的。
那就是美国一直都将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其他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肃认真的观点。尽管大家的设想是一样的，但是两种不同的观点还是显现了出来。一边是所谓的开明企业家，代表着进步的大型公司的观点，他们意识到管控的必要性，承认劳工在工业企业中合伙人地位的必要性——资质浅处于较低地位的合伙人。他们提出要承认劳工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以及实施福利计划，目的就是阻止他人提出更极端的方案。
另一方面，有人坚持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措施都不合他们的意，部分原因就是它们有损那些小规模独立机构的利益，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新政”如何粉饰，它显然是为大公司的利益服务的。
那些被排除的可能性是什么？
我不确定当时是否真的存在这些可能性。举例来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被排除掉了。就我所知，这种观点不是“新政”派提出来的。
回过头这么讲有些残酷，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歪曲了人们在三十年代的经历。有人可能会说，相较于六十年代的舒适氛围，“新政”措施就是缓和剂，但对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人而言可不仅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事关生死。
三十年代的评论家几乎都没有感受到革命的情绪。几乎所有人都在描述着同样的沮丧感、迷失感、无力感和羞耻感。失业似乎更多的是一种羞辱，而不是阶级剥削的证据。是他们自己的错。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一定会引发革命或让人觉得有其他的选择，除非人们意识到在另一种社会秩序下，不会发生这样的灾难。人们认为萧条和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是一样的，而不是社会灾难。事实上，这就是社会灾难。
一开始，人们不得不很严肃地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大萧条之前，有关其他出路的讨论几乎没有，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人们会产生那样的反应。
批评罗斯福政府没有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你也不应该指望他们提。当你说三十年代没有提出像社会主义这样的可能性时，这批评的不是罗斯福，而是美国左翼。
从“一战”之前的美国社会党与三十年代共产主义分子的差异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儿启示：对二者来说，工会运动都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区别在于，社会党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将工人发展成为社会党人，通过这种活动，让人们意识到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共产主义分子的组织活动就好像它们本身就是目的所在。
整个美国左翼都是失败的。如果“一战”前的社会党在三十年代仍然活跃，遵循他们早期的行事风格，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与此同时还能认识到它的支持者——也就是工人——最迫切的需求，更主要的是，不要因为改革延迟了觉醒的时间就认为所有改革都是不好的，那么情况可能截然不同。
当时有的是左翼，和现在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在眼前的革命危机和一种让谈论其他可能性都变得不可能的改良主义之间摇摆。
现在谈革命的人低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能力、韧性和创造能力。不管你怎么评价“新政”，它确实是一种创新。美国的资本主义除了极其丰富的资源，还有能力让其他的可能性成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