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
财政部长。[27]
“我1929年9月来到华盛顿上法学院。1930年4月，我进入美联储。1933年，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成为美联储主席。”
“看到我，他笑了。他说：‘我也是犹他州来的。你认识我吗？’我说：‘认识，不过你不认识我。那时我还是个小孩，而你已经是个坐办公室的大人了。’他说：‘好吧，我可不能因为提到你而受到责骂。’我说：‘不会的，不过如果我因为提到你被人责骂也没关系。’”
我的第一份工作和银行破产潮有关。1933年，罗斯福总统宣布实行“银行假日”的时候，我们得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要在三天之内向那些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发放营业执照。我们必须从各州、联邦储备银行、货币监理署及个别银行那里拿到报告。从全国各地拿到报告。那三天，我都没离开过办公室——睡在沙发上，吃外面买来的三明治。
我们要处理一些有名的银行，经过二十四个小时的审核，决定它们是应该开张还是关闭。底特律的两家大银行相继关门，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没有偿付能力。那些处于临界状态的银行则被允许开门营业。
银行重新开业分三天完成。第一天是大城市里的大银行，第二天轮到联邦储备银行所在城市的，其他银行在第三天重新开张。那三天里，我们的外勤调查员摸清了这些银行，也搞清楚了它们背后的故事。这并不完全是从零开始。他们从问题出现的时候就在研究它们了。
“银行假日”可是金融界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很多人都为此感到震惊。这是要出什么事？这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一旦你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华尔街和全国各地的人就都能接受了，这被视为一段清理后院的时间。它让银行家们有机会整合资源。
整个二十年代，每年有大约六百家银行关门大吉。那是在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前，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大家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到了1929年、193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几千家。每天都有银行在倒闭。纽约有一家银行——美利坚银行，在它倒闭之前有两百家小银行破产，它的存款来自这些小银行。
我们面临着重建银行法的问题。在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或破产中的强制拍卖上，有什么东西是值钱的？它只值别人愿意为此支付的钱而已。价值狂打折扣。所以，马里纳·埃克尔斯提出了内在价值这一理论。调查员必须掌握一些票据以外的证据，才能决定一家银行能不能继续开下去。
要让会计和银行家接受这一点很难。但是当《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的时候，他们也开始遵循这条理论。它让美联储接受良性资产的抵押发放贷款。在那之前，他们坚持的是商业票据理论——你在发放贷款的时候接受一些特定的东西作为抵押。银行为了借钱，抵押品都耗尽了。
紧接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成立了。它让人们又有了信心——自己存钱的银行不会破产。如果破了产，保险赔偿金额可达到一万块。这是《1933年银行法》的部分内容。
《1934年银行法》的内容则更加基础，它让整个联邦储备系统有了更稳固的根基。这同时也引发了马里纳·埃克尔斯和卡特·格拉斯[28]之间的斗争。他们的理念不同。马里纳是最早倡导政府刺激经济的人之一，格拉斯则更老派一点儿。马里纳喜欢争吵，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大多数提议得到批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胜利。
他讲述了三十年代早期的失败主义态度。“我们在学校、在大学交谈过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不清楚，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它所拥有的资源能做什么。我们的研究仍在继续，关于住宅，关于教育，关于各种公共事业，目的就在于刺激经济。”
“股灾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我的工资降低了15%。我本来是要加薪的。我被聘用的时候，那个职位共有三十五个人竞聘。我得到的承诺是六个月试用期结束之后就给我大幅加薪。我们部门的主管过来对我说：美联储所有人的工资都被冻结了。这是政府干的，虽然当时我们这个机构是独立运作的[29]，也得配合。他说这次危机结束之后会补偿我的。”
“最后，《1933年银行法》通过，他为两个人破了例。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薪水涨了六百块。我终于知道‘大幅’是什么意思了。”（笑）
1937年和1939年是有趣的两年。我们还没有从大萧条中走出来，它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美联储提高了会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因为它们的超额准备金数额巨大。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银行受到此次调整的影响。然后，我们就遇上了一次真正的衰退。
1937年出现了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衰退。马里纳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向公众证明这不是由美联储的措施引发的，但批评者说是。
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我们市场上的价格暴跌。证券遇到了问题。美联储表示将以市价购买市面上所有证券，不管它们的数量有多少。这项举措结束了雪崩般的抛售潮。市场稳定下来，我们挺过了难关。
当时我们确实还没有从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失业率高居不下。“新政”计划并没有激发人们改变思维模式。当时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政府得对一切负责。如果不是那场战争和它带来的经济刺激，我们不会从大萧条中走出来。是那场战争，而不是“新政”，帮我们摆脱了大萧条。
事实上，“新政”推出的政策让我们陷入了真正的麻烦。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你花钱，负债，但你不会真正想办法去开拓新的事业。就像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观念爆发的时代。
哪怕推出了这些机构和项目——公共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农场安全管理局等等，也是如此？
它在某些地方解决了人们正在经受的苦难——在这方面我并没有要批评它的意思——不过，它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善，从而让私营企业可以取代它的位置。
在评论罗斯福和胡佛的时候，你都用了“失败主义”这个词……
罗斯福早期确实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从那个意义上讲，他可能让我们避免了彻底陷入绝境。但很多问题他都没有解决。他的很多计划都是做做停停……变来变去。因为我们从来没遇上这样的事情。
他们没有计划。所以，他们要出去把山移走，把废墟清扫干净，接着风来了，把这些东西都吹了过来。但是那些赚到钱的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获益者，从另一些方面来说又是受害者。他们不想看到浪费……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我们在犹他州有一片牧场。1933年，那里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生活在那里的人都会告诉你，旱灾几乎毁了当地所有牧场。那时候，我和父亲在牧场上。我们把牛从草原上赶回来，它们又渴又饿。我们要把它们卖给政府。他们的出价从四块到二十块，只要牛是活的，就给四块，如果是头相当不错的牲口，可以卖到二十块。
来自农业部的买家开着车来了。一辆车里坐着七个人，都是政府出的钱。我们在一头公牛的价格上起了争执。那是我见过最棒的牛，挑不出任何毛病。他们只愿意给十六块。我的父亲说要么二十，要么不卖。争论一番过后，他们还是给了二十块。在政府插手这件事情之前，我们把家里的牛都卖给一位买家——就一个人。现在来了七个。我们那儿的人都觉得这就是大政府，只为就业而让一些人去做不必要的工作。这些事情容易引发人们的失败主义情绪。
你在华盛顿的时候，感觉胡佛当政末期和罗斯福上台初期华盛顿的氛围有什么不同？
在胡佛当政的最后那段日子里，人们都是悲观绝望的。金融崩溃给所有人都浇了一盆冷水，他们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胡佛先生本人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这是不公平的。罗斯福凭着如簧巧舌，说了许多重燃希望的话。他启动了很多计划，但总是做做停停。我们成立了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公共事业振兴署等等，但它们也是变化不定。你从来听不到十分明确的决议。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华盛顿充斥着混乱和困惑。
伊克斯那些家伙也不知道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今天他还受到重用，隔天就轮到摩根索。再过一天，所有人又在询问哈里·霍普金斯那帮人，因为他们深受总统器重，经常秘密去见总统。我们听说金价是通过扔硬币来决定的……我不知道这个传闻是真是假，但我们总是听到这种事情。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我激情满怀。我想：我们身陷困境。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现在终于有人来做这件事了。他第一次和第二次竞选总统的时候，我都投了他的票。在那之后，我就投了反对票。这不仅仅只是因为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传统——当然这也很重要，也因为高等法院填塞计划，我们的国家没有如我所愿取得进步……这让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他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领导人。他魅力十足、个性鲜明、泰然自若……他善于激发人。但对我来说，他缺乏将一项计划实施到底的韧劲。
你觉得私营领域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我感觉我们太过依赖政府的拯救，私营领域没能承担起足够大的责任。我觉得人们失去了靠自己走出困境的动力，而是想着：请替我做好吧。当然，在这个方面，现在比起当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现在私营领域倒是介入了，这很有趣而且非常普遍。各有所长，有得有失吧。我不想过多地批评罗斯福先生，因为他确实在我们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做了不少事情。
用罗斯福式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假设他没有推出那些计划，你觉得会怎么样？
我们必须要实施其中一些计划。如果他没有这么做，别人也会做。就某一方面而言，他拯救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我们的领袖，而且受到民众的支持。
金融系统的崩溃让许多人感到震惊，那时候有人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过怀疑吗？
有，但不像现在这样，现在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就是觉得困惑。当然，我们还没有习惯我们现在享有的富足。我不认为我们的人民很穷，大多数人都不穷。他们吃得很好。但失业的问题一直存在。
现在，态度有了变化。社会上有了我们当时没有过的反抗。那个时候世道安稳，大家都遵守法律。你可以兜里揣着钱走在大街上，没人会把钱抢走。你可能会碰上乞丐向你讨钱，但你不会担心有人从你这里把钱抢走。当时的人更尊重法律。现在，到处都是这种强人所难的事情。这是普遍情况，全世界都这样。
附记：“我最早来到华盛顿的时候，汤森医生来看我。他是一位英俊的绅士，头发灰白，身材清瘦。我觉得他是一位很好的乡下医生。他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谁也不能说服他放弃：向所有流经银行的存款征税。我说：‘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说：‘看看，银行里的存款有几十亿。我们只取出来很少一部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政策会成为某些人的负担。但他是很多老年人的代言人，他给了他们希望。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错乱。但从另一方面讲：他这么做有助于解决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他让老年人有了养老金的概念。现在他们都组织起来了。我尊重这位老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