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韦德曼（Mike Widman）
底特律的抗争
序曲
1933年，贾斯汀·麦卡锡（Justin McCarthy）从大学退学。他在福特公司的一家装配工厂工作，工厂位于城郊工业区，离芝加哥不远。
“我的工作是用砂纸打磨右挡泥板。每天的工资是五块钱。这些部件都是从底特律的胭脂河工厂（River Rouge Plant）运来的。我1月份开始上班的时候，一天能装配两百三十二台汽车。四个月后我被解雇，那时一天的产量是五百三十五台。人手和工资都没有增加。这就是著名的‘福特加速度’。”
“早上八点进厂之后，工厂大门就锁上了，直到下午五点才会打开。工人们自己带午饭。厂里也没有卖食品的小车。没人告诉我，所以我上班第一天没吃上饭。此外，还得自己买手套，也没人告诉我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第一天五点下班时双手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知道厂里到处都是便衣，一直都有人在监视我们。但我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福特公司人事部门的人，很多都有前科。”
“如果你想上厕所，必须得工头批准。他得找个人顶替你在装配线上的位置，帮你用砂纸打磨两个右挡泥板。如果他一时找不到人，你就得憋着。”（笑）
“如果你没能在早上八点打卡，比如你八点过两分才进厂，你就会被扣除一个小时的工资。什么理由都没用。如果你迟到两到三次，就会被解雇。”
“我不该把自己在西北大学夜校上课的事告诉工头。他说：‘福特先生可不是花钱请你去上大学的。你走吧。’”
迈克·韦德曼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约翰·L.刘易斯的工作伙伴，他被指派为工人运动负责人，去组织福特汽车公司——汽车行业内最后一家拒不与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合作的大公司——的工人。
我们是1940年10月6日开始的。位于底特律、汉姆川克和迪尔伯恩的三家工厂大约有十万来人。我们很快就划好了片区，探明了福特工人所在的位置。送奶工帮了我们的忙。在这些人当中，大约有七百人是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告诉我们，哪些订奶的客户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但是我们要拼命找才找得到这些人。他们心中都非常害怕。
三年之前，鲁瑟（Reuther）和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en）曾被公司人事部门的人暴打。[8]这个部门的人大都蹲过监狱。只要有人确保雇用他们，这帮人就能得到假释。福特公司爽快地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建立起一个高效的间谍系统。贝内特（Bennett）[9]就是这个系统的创始人。
一有人填了申请表，马上就会被开除。我们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公司这么快就发现了。于是，我们加强了安保。我把卡片放在自己的保险箱里，直到保险箱装不下为止。还有一些申请表上看不出申请人的真实姓名。他们只是怕得要死。
在我们的办事处成立后，他们会过来，绕着走廊走个三四趟，四处张望。最后，他们才闪进门里，并且要求我们将他们带到密室。
福特工人的生活是很悲惨的。人事部门的那些家伙无处不在。他们随心所欲地开除人……今天，所有穿蓝色衬衣的人被开除。明天就轮到那些长着棕色、黑色头发的人。连申诉的权利都没有。
他们在街上看到我们的人，就是一顿暴揍。一些加入我们的工人戴着工会徽章或联合汽车工会的棒球帽，简直就被整惨了。一些工人忍无可忍，有那么一两个保安就会受点儿轻伤。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耀武扬威了。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活动开始之后，我们在六天之内通过贝内特向福特公司提出要求——进行选举。贝内特拒绝满足任何“局外人”的要求，但他同意与对公司不满的员工会面。贝内特和我通过吉姆·杜威（Jim Dewey）——联邦调解员，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展开了唇枪舌剑。我们在报纸上谴责对方。报道越多，申请加入我们的人就越多。我们收取一块钱的入会费和一块钱会员费。到了2月份，我们已经收到了八万八千多块钱。
在我到这个地方之后，过了三十多天，我在第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当时的听众总共只有二十三个人。现在，我们每次集会的人数都超过了三万人。我们消除了工人心中的恐惧。
我们外面有四十个组织者，都是被福特开除的人，我们将他们纳入队伍。不过，我们成功的关键人物反而是福特自己花钱雇的——在厂内工作的那六千志愿者。
我们买下当地学校里一所废弃的旧房子，整修成我们的食堂。我们不想闹罢工，但我们知道福特公司早晚会逼得我们这么做。我们得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4月1日，罢工开始。工头让我们劳资协调委员会的五名成员离职。他们去见部门主管，主管说：“去跟就业办事处的人讲。”在就业办事处，他们被告知：“你们离职了。被开除了。”
我们通过调解员要求公司处理此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被开除了，随便你们怎么做。这话很快在厂里传遍了……
午夜刚过，我们在十二点十五分号召工人罢工。上白班的工人还留在厂里，一直到四点钟。现在，两个班次的工人都在厂里。我们仍然试图让那五个人复职。公司再次拒绝。于是，我们让上夜班的工人也进来了。当时，福特的工厂里共有八万九千名工人，每个人都说不可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我们组建了一支乐队。[10]工人们随着乐声走出工厂。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共有十四条公路通往工厂方向。在每条公路上，至少需要两千辆汽车组成警戒线。有个工人想了个主意：我们将从底特律开过来的第一辆电车的受电杆摘下来。这样一来，距离市区六英里范围内的电车就都停下来了。工人将垃圾、汽车以及找得到的一切东西都排在一起。所有东西都被利用起来。
州长传话过来。他希望开放公路，我们同意了，前提是福特公司在调解期间关闭工厂。在州长的坚持下，福特公司同意了。我们有十四条警戒线，那天早上我做了十四场演说。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我们开放了公路，组成了人墙警戒线。
除了大约五千名黑人，所有工人都离开了工厂。那个时候，福特表现出仁慈的一面，雇用了一些黑人。[11]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跨入这个行业，非常害怕丢掉饭碗。他们并不是真的要破坏罢工，只是害怕而已。他们什么活也不干，就坐在那里自制各种武器，用短的铁条和橡胶管。他们害怕有人闯进来抓他们。但是，我们并不想把他们弄出去。福特公司将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关在工厂里。他们从来没回过家。公司只需支付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钱，就可以让他们连轴干上五六天。
贝内特跑到调解员那里说：“我们希望那些家伙离开工厂。”我把罢工纠察队调到东边去。杜威——就是那位调解员——和贝内特商议让这些黑人在工厂西边上了城市公交车。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没出乱子。
然后，在福特公司的坚持下，美国劳工联合会过来横插了一杠。我去见他们的主管——一个从波士顿来的卡车司机。我问：“你们到底要干吗？”他说：“我要和你竞争。”我说：“那你来得太晚了，门都锁上了。”他说：“有人命令我这么干。”
在你看来，福特公司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达成了协议，想把产业联合会弄出局，对吗？
没错。他们之前从没涉足过这个地方。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们开设了六个办事处：一个面向白人工人，人数超过七万；另外五个针对黑人，人数不足一万。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如果不能赢，就策划一场种族暴动，或者毁掉产业联合会。我们当中好战的人大多是来自南方的白人工人，他们很生气，但他们都很遵守纪律。
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4月11日，坚持了九到十天。当公司同意进行选举的时候，工人们就都回去了。可是，福特不肯接受之前的那五个人。我没有让工人们晚些再回去，而是让他们加入了我们这边。
1941年5月21日，我们举行了选举。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把所有事情平息下去。我们得到了72%的选票。我们得到了承认。于是开始协商，持续了三十天左右。
福特通过贝内特和他的律师卡皮兹（Capizzi）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他将提供与对手公司相当甚至更高的薪水。他怀疑是这些公司让我们罢工的，他可真敢想啊。（笑）
当时卡皮兹说：“福特先生不希望在厂里收钱，可以从工资里代扣吗？”我都快傻眼了。我们说：“可以考虑。”（笑）他又问我们是否会接收那20%投票反对我们的人，而且不加指责。我们回答说当然，他们将得到平等的对待。他问：“你们是否有工会标签让我们贴在车上？”我们回答说会设计一个。我们贴了一段时间，但没坚持下去。
让我吃惊的是贝内特的过火行为，他想让工人们选自己的工头。（笑）我知道后勃然大怒，“你到底想干吗？”他说：“你的工人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工头手底下干活儿，不给他们不喜欢的工头干活儿。”这就是他的理由。我说：“你以为我们会让你指挥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吗？你自己指派工头吧！”这种搞法靠不住，如果工头说：“嘿，你的活儿没干完。”那个工人可以说：“等着，我们中午就把你选下去。”
工会工作的经验告诉我工会力量的发展方向在于管理层。只要不存在歧视或不公，工会就不应该限制这种权利。福特就限制了自己的权利。
你如何解释福特和贝内特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我看来，贝内特是个很现实的人。他已经看到他斗不过我们。他告诉我：“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解决，福特先生希望我能解决这件事情。”我感觉福特给他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么解决问题，要么走人。福特公司的人事部门也由此走到了终点。
一开始，有些人很难接受。他们抱持怀疑的态度。爆发了一连串的“野猫”罢工［[12]］。我想这都归咎于他们新得到的自由。随便一点儿小事，他们就闹着要离职，直到问题解决。我接到一个电话，贝内特派了一辆车来接我，带司机的。我想要的就是由福特汽车公司提供一辆带司机的汽车。（笑）不一会儿，我就把工人们的申诉都解决了。
这家公司之前非常抵制工会，现在却试着与工会和睦相处。过去，每当一辆福特车从身边开过去，我们就说：“又一辆老破车。”罢工之后，我们会说：“天，真是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