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利姆·科利尔（Slim Collier）
一个酒吧侍者。
“我出生在滑铁卢[14]。艾奥瓦州的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南部地区直到‘二战’结束才开始供电。我十一岁才第一次住进有自来水的房子，那是在1936年。”
“我们家祖上一直生活在马恩岛上，那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一座岛屿。科利尔家族里第一个到这里的人是戴着镣铐被一艘英国战舰运来的。那是在1641年。他被人称为‘白奴’。他是个政治犯，因为煽动罪被判十七年徒刑。十年苦役之后，他得到了国王的赦免。不是的，我们家族的人可不是坐着‘五月花’号来这里的。”
“科利尔家族的男人都会回马恩岛找老婆。我的父亲打破了这个传统。他娶了一个生活在达科他州的德国移民的女儿。我妈妈真是一个眼高于顶的人。她只比我大十四岁……”
我的爸爸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他的个子非常矮，只有五英尺两英寸高。他是个农民，同时也是制造工具和模具的工人。他是那种人——每天早上起床后，会穿上白衬衣、西装，打上领带，再穿上驼毛外套，戴上手套，钻进新款克莱斯勒，从农场开到城里，再把车停到停车场，下车，脱下外套，将西装放进衣帽柜里，换上满是油污的工装裤，去制作工具和模具。他非常虚荣。当大萧条波及到他时，对他的打击很大。
他这种人会先付下一套房子的定金，然后再次按揭贷款，付下第二套房子的定金。大萧条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房子。他的愤怒和沮丧影响了我的一生。他是那种人——如果有人破产，他会很高兴。现在，轮到他了。
我们家的农场有一百六十英亩，主要种植玉米。现在，我哥的农场刚好也是一百六十英亩。有了自动化作业，农场里的活儿一两个小时就能干完。不过，爸爸是个固执的老家伙。我离家的原因就是他不肯买辆拖拉机。1938年我十四岁，就在那一年我离开了家。在家的最后几天，我帮他干的活儿就是把木头从树林里拖出来。1939年，他买了辆拖拉机。（笑）
1931年，爸爸丢了制造工具和模具的工作。当时，他在约翰迪尔拖拉机厂上班。我七岁，刚开始上学。我之前很少看到他。突然有一天，他开始一直在我身边出现。这可真是不小的打击。从此，就由他而不再是妈妈来管教我了。那段时间，我可没少挨训。
那时的人们恐惧而忧虑。约翰·保罗家具店位于韦斯特菲尔德，离滑铁卢不远。现在，你可能要管这地方叫郊区了。它有些像个小村子，每天早上公鸡会打鸣叫你起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会养奶牛和猪。一部分地方有路灯，但它还是更像个农场，因为可以看到家畜。我们小孩子也会光顾这家店，因为它同时也销售糖果和少量文具。
我还记得男人们聚在店里。一个家伙夸口说他从未吃过救济，以后也不打算接受。那里不少人都讨厌他这么说，因为在韦斯特菲尔德，大部分人都接受救济。
人们脾气暴躁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愿意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爸爸是那种必须有点儿事干的人，他会给自己找活儿干。一个玩耍的孩子也能惹他生气。并不仅仅只有我爸是这样，所有人都特别容易生气。
1933年，爸爸重新开始工作了，兼职。无论如何，他又开始赚现金了。“现金”这个词在我的整个童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毛钱管一个星期。可以用它买一包爆米花，还可以让我坐在戏院的第三排看鲍伯·斯提尔（Bob Steele）[15]开枪打印第安人。当时看电影都是在周六——也被叫作“野牛镍币”[16]日，为同学们的下一个星期提供了谈资。
当时，现金非常少。我还记得自己找到一块钱，爸爸郑重其事地接管了这笔钱，每次给我一毛当零花钱。
爸爸被重新聘用之后，我们回到了被金融公司拿走的农场上。因为他付得出钱，可以赎回抵押品。那些公司也很缺钱。
有一家人抵押的农场被没收了。3月1日，他们被赶走，家里所有东西都被卖了。连家庭照片也是一样，五分一张、十分一张地卖掉了。许多小孩子都是被父母带到那里的，部分出于病态的好奇，部分出于同情，还有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事发生。在那个年代，在没电视、没广播的地方，随便一件事情都是大事件。
我们小孩子是很开心的。我们聚在一起，有很多新来的孩子，玩各种游戏……我慢慢地对当时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无意中听大人们讲话，会感觉到他们的担忧和释然：事情没发生在他们头上，但预感可能会发生……满脑子想着灾难可能临头。在我的回忆里，不仅有这种言外之意、恐惧，还有迷惑。在好几个星期里，大人们谈话的主题就是这个。
当时，到处弥漫着这种无助的绝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少数人也会愤怒和反抗，但就大部分而言，还是绝望和听天由命。
我们小孩子会一再重复“繁荣近在眼前”[17]这句话，但我们不会去想繁荣到底是什么意思。（笑）艾奥瓦州在传统上是支持共和党的。爸爸打算投票给民主党，并把这件事提前说出来了——他投票给罗斯福，这事还挺令人震惊的：“科利尔家变得激进了。”（笑）好吧，当时人们把大萧条怪罪到胡佛头上。
“我和爸爸吵架，离家出走，成了一个流动农民工，一个月十六块钱，除此之外其他全包[18]。这种雇工可以和农场主一家一起上教堂，但不会和他们坐在一起。雇用的帮手都坐在后排。男男女女的雇工可以和农场主一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但在公开场合，你得遵守一些特定的礼节，比如打开门等农场主一家人全部进门之后你再进去。没错，在那个时候也还是讲究社会阶层的。”
此外，他还做过戏院的领座员、旅馆服务员、卡车副驾驶以及装煤工。最后，他在十七岁那年参军入伍。在整个连队里，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读完了八年级。他们成了医疗兵。
1939年，我开始了四处做农场帮工的生活，找到了一份切芦笋的工作，一小时一毛五分钱，要切得尽可能地快。我记得有一次，我直起身子来揉揉酸痛的背，因为一直弯着腰快速地干活儿嘛。结果二工头就冲我大叫：“看到那些站在路边的人了吗？他们正盼着你丢工作呢。要是再让我看到你直起腰，他们当中就有人有活儿干了，你就滚蛋吧。”
早上四点，我们就来到一个特定的地方，站在那里等卡车过来。他们会大声喊道：一小时一毛五。如果你想工作，就到滑铁卢的这些路口等着。人们站在那儿，抽烟聊天，吹牛皮，开玩笑，就像互不相识的人平时聚在一起时一样。有人决定：一小时一毛五，再也不干了，毕竟家里还有两块钱现金。其他人则爬上卡车，有一个家伙会说：人够啦。
他们把人带出城外，到乡下去干活儿。乡下人很恼火，他们不肯为了这点钱干活儿。那个时候我还没意识到剥削和工人间的竞争。
当时谈到过组织起来吗？
在艾奥瓦没有，在中东部都没有。那里的人们都太保守了。我过了四十岁才第一次加入工会。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加入工会后你就不再独立自主了，那意味着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傲慢自大可能比我意识到的还要多。我太傲慢了，不愿意加入工会。见鬼，为了独立自主，我的工钱就要比别人少。
加入工会，就会被贴上令人感到羞耻的标签。我们社区有一个人，他老婆是一个暗娼。他抽的是成品香烟，而不是要自己动手卷的布尔·达勒姆香烟。这个人没什么自尊。同样地，加入工会的人也不那么受人尊敬。
附记：“那时候，一个四十或五十岁的女人就是老女人了。去年9月，我回到艾奥瓦州，发现有些女人四十五、五十岁了，比她们二十岁的女儿还要好看。节省人力的设备、化妆品……而且她们很注意保养：补充维生素。我还发现很多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戴假牙。我们没有补充需要的维生素，也没有补充必要的矿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