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L.帕特森（William L.Patterson）
他七十七岁。
“我的母亲生于1850年，生来就是一个奴隶。当内战爆发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她的祖父把家里的白人送到了马萨诸塞州，家里的黑人则被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我的父亲来自西印度群岛。”
从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学校毕业以后，他与一艘开往利比里亚的轮船签约，成为船上的第三厨师。停泊伦敦的时候，他遇到了资深的工党议员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后者力劝他回美国，因为“那儿将发生一场伟大的抗争”。
在亨利·L.斯廷森（Henry L.Stimson）的帮助下，他在纽约取得了律师资格。很快，他的事务所就成了城里首屈一指的黑人法律事务所。他开始对“萨科和万泽蒂案”[1]（Sacco-Vanzetti case）产生兴趣。“大多数年轻的黑人律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这起事件的联系……然而，我问自己，如果社会问题发生时我置身事外，那么从事法律工作的意义又在哪里……”
作为赴波士顿抗议死刑执行的代表团成员之一[2]，他遇到了布鲁尔大娘和其他共产党人。“他们十分关心我的生存状况。与他们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这是一群不一样的美国白人。然而，直到布鲁尔大娘将‘萨科和万泽蒂案’与对黑人的压迫联系到一起时，我才真正被她所追求的高尚事业所震撼。于是我放弃了法律职业，加入了共产党。”
他在苏联的远东劳工大学（University for Toiling People of Far East）学习了三年。虽然那儿有那么“一两个非洲人”，但多数学生都是年轻的亚洲人。1930年，他回到美国。
有一段时间，我是哈勒姆社区的工会组织者。这是孕育了黑人文学的一段美妙时期。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近在身旁。当然，也少不了本世纪的伟人之一——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博士[3]。还有霍华德大学[4]（Howard University）的艾兰·洛克（Alain Locke）教授……以及一些年轻的黑人作家，他们追随着金钱至上的白人作家开辟的道路前行——只有两个诗人例外，他们是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和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
我受党派遣到匹兹堡去掌管一所新学校，那儿的学生都是矿工和冶金工人。匹兹堡处于大萧条的中心地带。我们组织了若干个失业者委员会和几次反饥饿大游行。
我曾在一次抗议示威中被逮捕。在那次示威中，千余名黑人与白人一道，将属于一个被驱逐的白人家庭的家具送回他们家。在审判过程中，我为自己和其他被捕的人进行了辩护。陪审团最终做出了无罪判决。
在向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和俄亥俄州东部的黑人和白人矿工发表演讲时，我又遭到了逮捕。一度有传言说我会被处以私刑。工人们围绕监狱拉起了警戒线，整晚举行游行抗议。
还有一次，我在未经控告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夜里，持枪暴徒来到我的牢房，说他们要把我转移到另外一所监狱。我清楚镇上只有一所监狱。我想，我的日子到头了。
我被带上一辆福特车，车子驶向镇外。车上的三个男人开始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不过我能辨认出他们的语言是斯拉夫语的一种。我用俄语问他们准备对我做什么。听到一个黑人说俄语，他们倍感惊奇。我们开始交流我在俄国的经历。
很快我们来到一片树木繁茂的路段。车停了，他们让我下车。我想，这时候逃跑的话肯定会被打死，因为他们的枪通常是上了膛的。结果他们中的一人只是踹了我一脚，然后一帮人驾车扬长而去。
失业者委员会是由共产党人创立的，尽管其大部分成员并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一直记得因为参与此类活动而被枪杀的人们。数以百计的人被指控参加暴动或叛乱，不是这个理由，就是那个理由。那真是一段让人大开眼界的日子。
许多情况下，失业者委员会产生于一次会议。人们在会上选出代表到市政厅或州议会去——要求获得食物和工作。这些代表回来后，会向他们所属的团体汇报。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失业者委员会。随之萌生的，就是举行反饥饿大游行的想法。游行的目的地是市政厅和市议会。在尤宁敦（Uniontown），我曾领导过一支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我们抵达时，大批骑警已经在那里严阵以待了。我登上台阶，开始演说。很快，市议会和市长就做出让步，决定举行一次会谈。我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市议会。我是代表团的发言人。议会很快就同意拨款六千美元用于救济。这是一笔不大的数额，但是，尤宁敦也只是一个不大的地方。
罗斯福上台了，开始谈论向人们提供救济的必要性。很多人都忘了一件事，他曾说过他的目的是将资本主义从自身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他做到了。通过他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工程振兴管理局，他让美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稳定。
然而，许多错觉也随之产生。罗斯福通过非常巧妙的方式推行了一项计划——在给予银行、铁路和其他产业数百万美元拨款的同时，少量地向工人发放数百美元。但是，对劳工阶层而言，与胡佛相比，罗斯福所做的多多少少算是“新政”了。
对于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出现，你认为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约翰·刘易斯（John L.Lewis）对此有过无比清晰的阐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产业工会联合会或许根本不会出现。对于那个时期共产党所扮演的重大角色，如今的年轻人了解甚少。它迫使罗斯福政府推行了一些社会保障措施。
黑人建国的设想是不是由共产党提出的？
二十年代末，作为一种抗争的工具，民族自决理论兴起。有人认为，在黑人人口占大多数的地区，美国黑人有权成为这部分地区的主人。与此同时，黑人分离主义运动也方兴未艾。对于这两种现象，杜波依斯激强烈反对。美国黑人不是非洲人。如果把美国黑人视为非洲人，如同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传统，归顺于他们曾经最大的压迫者。
如今，黑人群体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了自决，即黑人聚集区的自治。这绝对是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方式。因为任何诞生分离主义思想的地方，都会滋生流血冲突。
我在匹兹堡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待到“斯科茨伯勒男孩案”（Scottsboro Boys Case）爆发吧。1931年4月，九名黑人青年被逮捕，案件在亚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审理。这几个青年中，有一些是搭货车，准备去找工作的，还有一些是在家乡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救治，出外求医的。这趟货运列车从田纳西州开往亚拉巴马州，车上还搭乘了大量的白人青年，他们同样无以为业，缺钱傍身，焦虑不安地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年轻人被逮捕后，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因流浪罪受到指控。直到警察发现，这趟列车上还有两个身着工装裤的白人女孩。
两名女孩受到警察的胁迫，迫于压力，她们宣称曾被九名黑人青年强奸。因为生活境况不佳，两名女孩早年都曾出卖过肉体。
他接到一个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得知国际劳工辩护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ce）将为这九名黑人青年提供辩护。该组织的书记正陪同其中一名黑人青年的母亲怀特女士前往欧洲，寻求国际舆论对他们处境的关注。于是他同意担任国际劳工辩护组织的执行书记。
我立刻找到塞缪尔·雷波维兹（Samuel Liebovitz）来担任辩护律师。他是纽约最杰出的刑事律师之一，从没有输过死刑案件。他对我说：“我会把男孩们带回来，交到你手里的。”我回答他说：“唉，恐怕你做不到。他们都是政治犯。对他们的逮捕和审判都出于一个目的……维持对黑人的高压统治。”
雷波维兹以大师级的表现对该案展开辩护。这些年轻人当时搭乘的货车有四十九节车厢。雷波维兹提供了一个火车模型，每个车厢都按照案发时所处的位置复原。在庭审时，他要求自称受害人的两个女孩指认强奸案发生的车厢。他向法官指出，那节车厢装满了碎石，高度已经跟车厢四沿齐平。如果这些女孩是在那里被强奸的，那她们的后背应该会有划伤……
霍顿（Horton）法官推翻了对被告的定罪。他公允地分析了检方证据，认为多数都是不可信的。尽管如此，从1931年到1947年，“斯科茨伯勒男孩案”仍然延宕了十七年。海伍德·帕特森（Heywood Patterson）是这九名黑人青年中最出色、最勇敢的一位，直至1947年，他才最后一个获得释放。
这宗闻名于世的讼案，促使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万人奔走呼号。我想，也正是这宗案件，使我彻底地看清了美国政府在压迫黑人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该案两次交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无论是法理方面，还是事实方面，都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法院否决对被告的无端指控。而现实却是，每次这些男孩儿都被送回去，继续接受牢狱生活和种族压迫的摧残和折磨。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有人阴谋让种族歧视作为一项制度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存在。
那两个自称受害人的女孩儿，其中一个后来不是成了辩方的证人吗？
这也是这个案子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之一。它展现了抗争所带来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促进了民众在思想和认知上的觉醒。鲁比·贝茨（Ruby Bates）是案件中的白人女青年，她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她告诉我，她十三岁时曾被迫卖淫。她当时在一个纺织工厂工作，薪水只有很少的一点点。当她提出涨薪时，老板告诉她，通过向其他工人卖淫，她可以达到涨薪的目的。她跟我说，那时她别无选择。
开始时她一直跟白人工人苟合，不久警察就她传唤了她。他们没打算以卖淫罪逮捕她，而是让她参与他们所谓的“黑鬼日”（Nigger Day）。她必须在指定的一天里，跟黑人工人交合，如此一来，无论是要指控哪个黑人强奸，还是组织一场私刑派对，警察们都可以获得一个“罪无可逭”的对象。
我曾经有机会和鲁比交流。当时她愿意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我们把她带到了纽约。在纽约，她与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牧师（Reverend Harry Emerson Fosdick）见了面。我还带她去见了剧作家艾尔默·莱斯（Elmer Rice）。韦斯利的戏[5]上演时，鲁比和我都发表了演说。
她讲述了自己受到怎样的威胁——如果不指控这些黑人青年强奸，她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她还讲了另一个女孩儿维多利亚·普赖斯（Victoria Price）的遭遇——她是如何卷入一项谋杀指控，以及定罪的威胁是如何困扰她的。鲁比还揭露，只要维多利亚按照当权者的意思作证，他们许诺给她一套斯科茨伯勒的房子。鲁比意识到，自己不能参与到如此恶劣的罪行当中。
鲁比·贝茨是一位卓越的女性。在贫困、堕落的表象之下，她是一个正派的人、纯洁的人。这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白人女孩儿，一直以来，她所接受的都是白人优越主义论调的熏陶。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人们为挽救九名无辜男孩的生命而展开的抗争中，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其中被迫扮演的角色——一个陷无辜者于死地的凶手。于是她转而反抗她的压迫者……我永远不会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