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安德烈亚斯医生（Dr.Lewis Andreas）
193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
1932年，他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芝加哥第一家医疗中心，医生联合执业，收费低。因为同情劳工，他自己也卷入了他们的运动……
《瓦格纳法案》生效之后，赋予了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自此，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专业人士、社会工作者和神学院的学生都卷入其中。有些工人不喜欢这样。他们肯定想过我们在干什么。不过，他们并不介意，因为我是个医生，而且马上要出乱子了。
就在193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几天，芝加哥南区的共和钢厂（Republic Steel）设立了罢工纠察队。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们这儿的情况很糟糕。可能有几个人受伤。周围几英里都没有医院，连药店也没有。你能过来帮忙设几个救护站吗？”
那儿有一家叫山姆之家的酒馆，我拿了一些材料，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救护站。那天担任纠察的人被打了，有几个人头骨开裂，还有几个骨折的。所有人都很生气，决定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再试一次。[13]
当天是假日，所以人们是从印第安港、加里及各种地方来的。有的是自找麻烦，但很多人只是全家出来野餐而已，有小孩子、穿着度假衬衣的人。很多人只是出来玩乐而已，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警察在共和钢厂的门口站成一排，距离其他人很远。那天非常热，大约有九十华氏度。他们还穿着冬天的制服。阳光很强烈，眼里只看得到他们的帽徽闪闪发亮。
人们开始往外走，排成长长的队。队伍中什么人都有。有人打算用支标语的棍子干点儿别的事，比如打人。没人带武器。但是警察觉得这群人持有武器。至少他们的队长穆尼（Mooney）和副队长基尔罗伊（Kilroy）是这么告诉他们的。这两个人是专门负责这件事的。市长凯利（Kelly）不在城里。
我待在后面。突然之间，我听到几声枪响，看到蓝色烟雾升腾而起。我想：天啊，催泪弹。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记不得医书上都是怎么说的了。我跑回山姆之家。大约三分钟之后，他们开始把伤员——枪伤——抬进来。大约有五十人受了枪伤，十个已经死了。一个小男孩膝盖上中了一枪。我在为他看伤。一个女人胳膊上中了枪。他们躺在那儿，枪伤遍布肚子、腿及全身，正淌着血。各种骨折和裂伤……我对此一点儿准备都没有。除了共产党派过来的一个家伙，就我一个人在那儿。他想接管这里。
共产党不喜欢我这么干。我似乎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不同情他们，跟他们相处不来。我无法忍受他们的教条主义、不够宽容，最糟的是没有幽默感。他们是如此冷酷。我无法理解为一切致歉——为苏联所做的一切致歉——的盲目事业。我理解不了那个。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我不想和这些人打交道，他们也不喜欢我闯入他们的领地。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帮了我点儿忙，但我实际上是一个人在干活儿。
我跳上一把椅子说：把那些中了枪的伤员马上抬到外面，送到离这儿最近的医院去。我没法为他们治伤。警察把一些人送进了监狱，另一些送到了医院。
很多人是背上中枪吗？
我给这些枪伤做了个图表，其中大部分是从后面击中的。助理州检察官梅尔·考福林（Mel Coughlin）问我：“你能定义一下背部这个概念吗？”当时在法庭上。我就站起来，转过身说道：“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背部。”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枪击开始时甚至是在那之前，有人冲警察扔了几块石头。然后他们就转身跑了。我在拉福莱特委员会作证时是这么说的：就像软百叶窗的窗叶一样。在他们跑的时候，警察就朝他们开枪了。
警察并非全都是坏人。有些警察因为这次的事故辞了职，他们没法忍受发生的这一切。我知道这个是因为他们当中一些人生了病，来我这儿看病时说的。
在刑事法庭审判的时候，有一个休庭时间。之前我一直在法庭上作证，休息的时候我跑到外面去抽烟。走廊里有大约六十个警察，我很紧张。有个大个子走到我跟前。我想：哎呀，这一刻还是来了。我做好准备挨他一拳。他走到离我很近的位置，说道：“每天我肚子这里都很疼。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医生？”（笑）他们这些人，我并不是每个都恨。他们做了很残忍的事。但他们也是遵守命令。有人告诉他们工人当时持有武器。他们很害怕，他们在颤抖，他们朝自己不认识的人开枪。
市长凯利听说这事之后也想为难我。一天，我接到一个从韦斯利医院（Wesley Hospital）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很兴奋：“有人在查你的所有档案。出了什么事？”我说：“他们是想查查我在过去几年里做了几起流产手术吧。”我并不害怕。凯利的一个朋友劝他收手，因为他会失望的。我的档案非常清白。他只得作罢。
报纸上的话严重歪曲了事实。《论坛报》上有一张照片：一个有点儿年纪的人躺在林中空地上，穿着白衬衣，血从他的脸上流下来。警队的副队长基尔罗伊用短棍将他打得半死。图片的标题写着：“罢工者在共和钢厂暴乱中殴打警察”。我们当中有些人表示，如果我们做点儿什么，以后将成为重要的历史。于是，我们决定在芝加哥歌剧院（Civic Opera House）召集一次大型集会。
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是主席。罗伯特·莫斯·洛维特（Robert Morss Lovett）[14]、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阿萨·菲利普·伦道夫都来了。我描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身后有风琴伴奏，在场的人几乎都哭了。洛维特站起来说：“穆尼队长是个杀人犯。”卡尔·桑德堡被阿萨·菲利普·伦道夫的魅力折服了，嘴巴里反复念叨着“卧铺车列车员兄弟会”。他沉浸在音乐中，一句话都没有讲。[15]
他描述了他们这群医生的挣扎。《美国医学会杂志》（AMA Journal）的社论给他们贴上了颠覆分子和反美国的标签。没有医院愿意接收他们。“整个三十年代，日子都很难过。我们没办法让别人关注我们的工作，就我们像反对美国医学会一样，我们也反对宣传。”
在医学界，人们的日子相当难过。医生们自己都受到压迫，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医生。现在的医生肯定不愁找工作，完全不懂我们当时的境遇。你跟他们讲大萧条，对他们而言就是无聊的废话。现在到处有人邀请他们去工作。他们最大的难题就是接受谁的邀请。
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候，真的是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同上一代医生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一个人接受了那么多培训，掌握了那么多知识和技能，准备好在这个世界上大展拳脚，结果发现没人来看病。他们不看医生是因为付不起钱。
穷人可以去免费药房，在那里接受治疗。有钱人付得起钱，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广大的中产阶级就什么医疗都得不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沦落到了穷人的境地。
穷人会毫不犹豫地去免费诊所，对他们来说这无损尊严。他们习惯了这种事情。中产阶级可不想自己变成那样。
一些相当有钱的人突然间发现手头没钱了。因为英萨尔而遭受经济损失的教师们处境非常困难。很多老师因为英萨尔帝国的倒塌而失去了全部积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马上就要退休的老师。我们的病人当中有许多老师。
他们付不起医疗费，也拉不下面子去免费药房，就拖着不去看病，直到病入膏肓。他们很可能因此丧命。
免费医院和免费诊所的宗旨和济贫院是一样的。1930年到1931年，我在西北药房工作过。我们注意到有一位女士经常过来。她来的时候开着一辆凯迪拉克，停在三个街区以外的地方，然后走过来。我管她们这种人叫外表光鲜的穷人。她有体面的衣服，她有凯迪拉克，但她没有钱。她会过来接受免费医疗。如果她开着凯迪拉克直接过来，让社会工作者看见，就不会让她进来。对那个阶层的人来说，接受施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所主张的那些简单的目标——联合医疗、联合执业预付费——都实现了。我看过一些支持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理由，和我们在三十年前用的几乎一字不差。他们假装无辜，搞得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结果就是这种东西。美国医学会一贯如此。他们今天唱着高调赞美着昨天还在谴责的东西。”
一夜之间，我发现自己开始给一所大学的前校长看病了。还有一位美术馆馆长的遗孀，穿着考究，头发全白，举止优雅。我们都很吃惊。我们原本以为在这里只会看到会来免费药房看病的人。结果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付不起医疗费。
人们在街上和电车上饿晕过去。我认识人民医院的一个住院医生。他告诉我每天都有人在电车上晕过去。他们把人带到医院，什么问题都不问，简单地给他检查一番。这种场景他们很熟悉，他们都知道原因是什么——饿。当他恢复意识，他们会给他点儿吃的。走在大街上的人也会因为饿而一头栽在地上。
他们只好坐在那里。我们面对是一种乱七八糟的、可笑的体系。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觉得它正在崩塌。我们决定重建这个体系。它相当于新社会所独有的医疗体系。我们是在开玩笑。聊天闲扯而已。
但是，当时的确有一种创造的感觉。我们属于所谓的“新美国”。我们的前景是社会主义。领导层大多来自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创造一个新社会来替代正在消失的这个社会，可全靠我们了。（笑）我们可能很自大，但就是这种感觉。关于我们能干点儿什么的绝妙想法。
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困惑。除非推出像“新政”这样的政策，不然人们可能变得非常暴力。我还记得密歇根大街上一次死气沉沉的游行。大约是1934年左右。队伍由失业者组成，稀稀拉拉的，非常安静，没人开口讲话。就是一大群人沿着街道在走。在我看来，他们的脑子里可能在想：我们不会再忍受下去了。我之所以特别记得它，就是因为它的沉默。没人挥舞旗帜，没有激情，只有一股绝望的暗流在涌动。
正是罗斯福充满希望的声音把人们拖出了绝望的泥潭。他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贡献，但已经足够了。他这个人够灵活，明白尝试的必要性他的思想不僵化，让人们感觉到有人在乎他们。
三十年代后期，我想说我们的社会再一次被“拯救”。这一次出手的是希特勒。因为权宜之计不再管用，国家又开始走下坡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战”终结了大萧条。这就像得了不治之症，中间病情稍有缓解，就像霍奇金病。每个人都很开心，腺体变小了。然后，病人就死了。“二战”终止了第二次下滑，而这次下滑有可能演变成暴力动乱。你瞧，现在治疗白血病的方法有所提高。病人们感觉不错，但还是全都死了。
但对于这种治疗方法，这种权宜之计，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病人继续活下去，可能有人发明出新的疗法。恶性贫血就是这样。我一个医生朋友得了这个病。我们通过输血让他挺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他的女儿说：为什么你们要让这个可怜的人活着受苦？我说：总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人发明新的方法可以救命。这个人还是死了。但三个月之后，墨菲（Murphy）和迈诺特（Minot）就发现了维生素B12。如果这个朋友还靠输血继续保命，那么他现在也许还活着。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我觉得权宜之计都是可取的。
那时候的日子很悲惨，很难忘。我们达成了目标。我们希望改善劳工的权益。像我和罗伯特·莫斯·洛维特这样的局外人，还有其他人都觉得，他们的权益和我们的权益是一致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Law）和《国家失业补偿法》（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所有这些都与劳工运动有关。其中的一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我觉得现在的情况要可怕得多。可怕的感觉在于担心无法从困境中脱身。然后，我们脱身了。我们感觉不错。
大萧条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坐在这儿，这间办公室里……这些伤口是永远不会愈合的。我的父亲是个医生，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栋房子。房子被芝加哥大学收走了，他一分钱都没剩下。他们就这样把房子收走了，因为从法律上讲他们有权把房子收走。父亲在拉什医学院（Rush Medical Collage）[16]任教十二年，什么都没留下。我曾打算去做科研工作，但大萧条让我干上了这个——我并不怎么后悔。我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有钱的体面人……成为其他人当中的一个。照现在这样，我就是我自己，独一无二，这是他们说的。（微笑）我并不后悔……
【注释】
[1]这些工人从下午四点半工作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
[2]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后来成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3]参见后面哈里·诺加德（Harry Norgard）的讲述。
[4]通用汽车公司在弗林特的其他几个工厂也出现了类似的静坐罢工。“在雪佛兰第四发动机工厂，发生了一场混战。这就是所谓的‘奔牛之战’。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当地警方和治安官手下的人决定将他们赶出去。警方使用了催泪弹，罢工者则用螺母、螺栓当武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把他们赶跑了。催泪弹在工厂里爆炸时，女人们就把她们所能找到的每一扇窗户都打碎，好让空气进来。干得漂亮。（笑）汉斯·拉森（Hans Larson）在‘奔牛之战’中被人开枪打死了。”
[5]庞蒂亚克，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译者注
[6]有人督促州长墨菲动用国民警卫队驱逐静坐的罢工人员，刘易斯说：“我将走进雪佛兰第四发动机工厂。我将命令那些人无视你的命令，绝不让步。之后，我就走到工厂里最大的那扇窗户旁边，脱掉外衣，脱掉衬衫，光着胸膛。这样，当你命令你的军队开枪时，这些子弹将首先穿透我的胸膛。当我的身体从窗户砸到地面，你会听到你的祖父在耳边低语：‘弗兰克，你确定这么做是对的吗？’”
[7]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旧指美国社会中祖先是北欧人、英格兰人，并曾经拥有强大权力及影响力的白人。——译者注
[8]通用汽车公司与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签署协议后不久，沃尔特·鲁瑟和狄克·弗兰肯斯坦在位于底特律荣格工厂附近的天桥上遇袭，当时他们正在散发工会的传单。拉弗利特公民自由委员会确认袭击者来自福特公司的人事部门。
[9]哈里·贝内特，福特公司人事部门主管。
[10]美国联合汽车工会从一开始就尝试各种方法，为了吸引年轻工人，组建了保龄球队、棒球队，还有乐队。“我们的初衷是八个，结果最后弄到了九十个。”有五百人申请加入一支只有八十样乐器的乐队。联合汽车工会还分发了印有联合汽车工会标志的制服、帽子和衬衣。
[11]“我想公司招收黑人是为了展示慈善的一面。此外，公司还雇用了许多聋哑人及其他残疾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我这里报名。我们有人可以用手语同他们交谈。”
[12]］ 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指工人自发的，没有工会批准和组织的罢工。——译者注
[13]梅耶·莱文（Meyer Levin）在作品《市民》中重现了共和钢厂大屠杀的场景。安德烈亚斯医生是这部小说的主角。
[14]罗伯特·莫斯·洛维特，芝加哥大学教授。他经常就时事直言不讳地发表反对意见。
[15]当晚，我坐在走廊上。在桑德堡念念有词的时候——他似乎想即兴创作一首诗，我身边的一些人（他们是钢厂工人）变得很不耐烦：“快点儿，快点儿，我的老天！”有人发出嘘声让他们安静下来，故意高声耳语道：“这可是卡尔·桑德堡。请保持安静！”他们很委屈，压低声音说：“我才不管他是谁，他在耽误大家的时间。”
[16]拉什医学院当时附属于芝加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