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索马（Tony Soma）
纽约的餐厅老板。他年轻的时候从意大利来到美国，一开始也过过穷日子。1908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获得总统提名期间，他在辛辛那提的一家酒店当服务员，“一个高个子、红头发的美国人把我的眼眶都打青了。他说我没资格待在美国，因为我是个意大利人。”后来，他成为恩里科·卡鲁索[16]（Enrico Caruso）的侍者……“他小费给得很少。”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被人称作“百老汇托尼”。他的地下酒吧最受文学圈和戏剧圈的青睐。
大萧条期间是“托尼餐厅”最显赫的时候。我有三个地方出租——在第六大道东边的三个街区。1929年，我将它们卖了十万四千块。因此，对我来说，1929年是我到美国以后最重要的一年。声名、金钱、朋友，我全有了。我有最棒的朋友，他们来自欧洲和好莱坞。
他们当中没人破产吗？
他们没有破产，倒是有人发疯了。他们仍然很有钱。美国人从来不破产。只是个数字问题。没错，我有股票。钞票换成股票。我买花旗银行的股票时，它的股价是五百一十八块。后来，股价一路下滑到三十五块。同样的股票，同样的人。只有数字变了。对我而言，钱就是纸。我的自我就相当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钱。我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
我自己是个资本家，但我觉得很多人都受制于钱。不，我不是个文明人，我只是个资本家。毕竟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有权像一个资本家那样活着。但我知道那些有产阶级，是他们身上的保守因子使得大萧条持续下去。罗斯福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今天的美国。现在，我们依然是冒险家。我要赞许的不是罗斯福，而是罗斯福夫人。她才是那一家人里的天才，而她的丈夫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我以为自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律师，可他根本不懂做生意的各种流程手续。取消禁酒令那天晚上，“77夜总会”[17]的前厅堆满了一箱箱的酒。我们本不应该有这些酒——商标是“77”，零售商不应该有批发商的执照，只能有一个执照。我有零售商的执照，这已经足够了。但是“77公司”可以经营很多生意。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负责任的。我本应该为自己成立一个公司的。他们现在成为百万富翁就是这个原因。法律的双重标准是为了保护钱，而不是保护人，现在仍然是这样。
大萧条期间，我的生意比之前更好了。我的生活也没什么变化。我是个非常谦卑的人。我的许多客人都是上过报纸的。他们是我的朋友：沃尔夫（Wolfe）、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还有好多大人物。我没缺过钱，因为我从不关心经济状况。相信罗伯特·本奇利[18]（Robert Benchley）还是相信银行？本奇利还是要比银行可信一点儿。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和他在“77”见面，解决一些问题。在那些日子里，就是你和对自己的生意有价值的人见面的地方。我们签订了一份小合约，涉及金额四位数。他把合同递给我说：“托尼，如果我今天死了，你也能拿到钱。”只是一张纸而已。就是这样的客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相互同情。
你的酒吧遭遇过突击检查吗？
突击检查？没有，从来没有。他们想知道一家有酒的店会做什么生意。我什么都不做，就是喝酒的生意而已。除非你供应劣质酒，或者有人在这里吸毒、卖淫，否则当局不会觉得你有问题。在我这个地方，你可以坐下来喝酒，桌上还摆上一瓶。我从不去想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我的客人，他们有自己的朋友。我这里绝对没有违法犯罪的事。
我从没受过苦。人不是生来受苦的。对有些人而言，大萧条的余波仍在。大萧条就是病，一种心理疾病。现在还有人排着队领救济，可是他们能拿到钱。钱都是工作的人付的。
过去，穷人们更加傲慢。他们没有电视。他们必须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我在广场酒店当服务生的时候，一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报酬只有一块钱。那个纽约人在我走出酒店大门的时候会搜我身，看我口袋里有没有东西。有一次他在我口袋里发现了一盒糖，就把我解雇了。
现在的穷人不会觉得愧疚，很病态，心理病态。贫穷从来都代表着懒惰。
在那些日子里，你注意过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吗？
没有。我一直住在43街和59街之间，从来没遇到过穷人。
看见过卖苹果的人吗？
我很忙。我一直在工作。
附记：他是个虔诚的瑜伽修行者。我们的谈话结束之后，他马上开始倒立，嘴里唱着《女子皆善变》[19]（La donna è mob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