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泽布（Jerome Zerbe）
“在《安邸》[42]（Architectural Digest）杂志的秋季刊中，有八页内容是在介绍这间公寓的配色。这样，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就能看到。”
在这间位于萨顿酒店（Sutton Place）的公寓房中，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品：玉石、复制品、照片、朋友和熟人的画像、雕塑等等。“这两件威尼斯风格的作品是我在威尼斯看到的，非常喜欢。赫达·霍珀（Hedda Hopper）把它们送给了我。她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之一。什么东西都给我。你看，我作为一个穷小子……”（笑）
三十年代？我自己是很穷。我的父亲一个月给我三百块零花钱。有了这笔钱，我跑去巴黎，开始画画。他突然写信来说：以后都没钱了。没有钱，一个画家在大萧条的时候能干什么呢？我回到美国，在克利夫兰找到了一份工作——在《PARADE》杂志做艺术指导。这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很知足的。一个星期三十五块。那是在1931年。
我想，为了给杂志找卖点，我可以拍拍我老家那里的人。那时候没有一体式的电子闪光灯，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小小的柯达照相机，举着闪光灯……不过我拍到了莱斯利·霍华德[43]（Leslie Howard）、埃塞尔·巴里摩尔（Ethel Barrymore）这些人。比利·海恩斯（Billy Haines）是那个时候的大明星。
我们将照片登在《PARADE》杂志上。这是我们所说的抓拍摄影第一次出现。我知道自己开创了一股新的潮流。《城市与乡村》（Town and Country）杂志请我到不同的地方去，我去拍了好多自己认识的人。他们都有点儿害怕，等不及看到照片。（笑）
父亲死后，我就没钱了。我把自己的书卖给了克利夫兰博物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图书馆。有了这笔钱，我来到纽约，开始我的事业。《城市与乡村》杂志给了我一百五十块，似乎是很大一笔钱。这是在1933年。
一天，一个芝加哥的姑娘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和约翰·罗伊（John Roy）还有她在彩虹厅[44]（Rainbow Room）吃午餐。我们共进了午餐，他说道：“杰罗姆，你在纽约认识这么多人真是太好啦。你愿不愿意到彩虹厅来？我一个星期付你七十五块，只要你过来拍照，再把照片传给报纸。你的开支我都包了。”彩虹厅，位于洛克菲勒中心。那是1935年，洛克菲勒中心顶层的彩虹厅可是大名鼎鼎。
就这样，我一个星期在那里办两次聚会，给客人们拍照，这些人都很乐于被我拍。第一晚的时候，我实在太开心了，因为我过去一直都很穷。我还穿上了从伦敦定做的衣服，非常得体合身。我还戴着昂贵的饰品，可是我没钱。你知道吗？衣服和鞋子穿久了之后，就跟纸板一样。
我去摩洛哥饭店[45]（El Morocco）庆祝得到这份新工作。约翰·佩罗纳（John Perona）说：“剩下三个晚上给我干活吧。”那样一个月有一百五十块。接着他又说道：“杰瑞，彩虹厅那边别干了。他们比我这个地方得到的宣传更多。如果你来这拍照，我付给一样多的钱。你不用付出租车的钱。你肯定没问题。”
于是，我开始为约翰·佩罗纳干活儿。从1935到1939年，我都在摩洛哥饭店工作。他是个传奇人物，现在已经不在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好。我们总是在争吵，而我总是闹着要辞职。我很喜欢他。
我开创的这个东西却大部分人头疼。我拍下那些穿着时尚的人，再把照片传给报纸。《新闻报》（Journal-American）的莫里·保罗（Maury Paul）将我拍的重磅人物的大幅照片登在社会版上，一周最少用四次。
我发明这种可笑又愚蠢的小把戏——街拍——之前，社会名流不会去彩虹厅或摩洛哥饭店。照片一登出来，他们就来了。
那个时候他们就成了名人？
没错。我不仅把照片传给纽约的报纸，也传给伦敦的《旁观者》（Bystander）杂志，给一家澳大利亚或是里约的报纸……我把它们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大家都愿意到彩虹厅或摩洛哥饭店，而我会接到一张纸条，说：“萨瑟兰公爵夫人（Duchess of Sutherland）来了，我们希望看到她的照片。”（笑）你明白吧？
一直以来，我最喜欢的两个人就是威廉·科萨·范德比尔特（William Kissan Vanderbilt）先生和太太——露丝和威尔。我们就像朋友一样。他们会在春天和秋天安排各一次聚会。露丝带来两顶帽子、三件外套，我给她拍下未来六个月的照片，每过两三个月再把照片发出去。其实这些照片是一个晚上拍的。这样做让她特别开心。这样的安排很妙。摩洛哥饭店一直都有名人来。不穿礼服是进不去的。绝对进不去。人们在外面的街上排队等着进去，队伍足有一个街区那么长。
我们现在说的还是大萧条吗？
不是，大萧条在1934年就结束了。我想大致是这样的。可是因为我发明了这个玩意儿（笑）。像拜伦·福伊斯（Byron Foys）那样的人会打电话订桌。他们会把桌子留很久：如果他来了，卡里诺（Carino）就知道他该坐哪儿。卡里诺是最棒的领班。顺便插一句，他死的时候留下了价值四十五万的房产。那个时候的税不是特别重。为了在摩洛哥饭店订一个好位置，通常要花两百块钱。
他们都是社会上流人士。这些人的家里，满屋子都是奇珍异宝。女人们都穿最好的衣服，戴最漂亮的珠宝。这些人都是我们仰望的梦幻人物，希望自己或者朋友有一天能够结交并变成那样的人。
你还记得华尔街股市崩盘吗？
不记得，因为我们家没受到影响。我父亲手里有煤矿，而煤矿在1931年之后才受到波及。那时候，他仍然每个月给我三百块。我去了巴黎，靠这些钱生活。
我父亲是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煤炭公司的总裁。公司在俄亥俄州的加的斯，临近西弗吉尼亚州。克拉克·盖博就出生在那里。我去过那里，因为那个时候父亲让我当总裁，年薪一万二。这可是一笔巨款——我说的是1932年、1933年的时候。我去了，在城里待了两个星期。矿井深八百九十七英尺，竖井在地底下，工作面有三英里半。我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回来说：“妈，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想去那个鬼地方了。”
那里的男人很嫌弃他们邋遢的老婆，每晚都去打台球或是找别的乐子。家里死气沉沉得令人难以想象。你可能会想女人至少种点儿花花草草什么的吧。我和两三个朋友会跑到城里去过周末。我们像没事人似的搅乱了这个地方。我们去酒吧，这些家伙会说：“天哪，你的衬衫哪儿来的？”你的这个或那个是哪儿来的？我会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家稍微收拾一下自己呢？”他们说：“我们的婆娘太他妈邋遢了。我们甚至都不愿意跟她们上床。”我说的是那些矿工。他们下午五点从矿井里出来，脏得要命。我有一张那时候的照片，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我当矿工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我有多脏。
他们会去浴室冲个澡，洗刷干净。他们会回家吗？当然，要回家吃饭。家里还有吵哄哄的孩子。然后去酒吧。他们厌恶自己的生活。公司的经理曾经对我说：“直到听到你的笑声，我才知道跟朋友一起尽兴地玩是什么感觉……”
我们都玩得很开心，他加入了我们。这又引出来另外一个故事……我曾为希腊国王保罗拍过照，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说：“泽布先生，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你有没有意识到处在我们这个位置的人不应该笑呢？每个人都那么尊敬我们。我听说你有很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故事。”
你什么时候去的这座煤矿小镇，哪一年？
1933年。对我来说，这简直太可怕了。又脏又小的酒店，糟糕透顶的饭菜和差劲的服务。我之前被宠坏了。我小时候，妈妈总是跟我说：“杰罗姆，我觉得在床上吃早饭舒服多啦。”所以，我一直是在床上吃早餐的。而且我们家的火炉里一直有火。我是个被惯坏的孩子，我喜欢这样。
你的朋友们会聊起罗斯福吗？
嘿，你听着，我们在那个时候是不谈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约翰·罗斯福和小富兰克林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在自己的公寓给他们拍过照。我们从不聊起他们的父亲，从来不。我一直不喜欢政治。在我看来，所有的政治家都是狗屎。富兰克林，我很崇拜他。我想当时的人也是太轻信了，第四次选他当总统，这都是快要死的人了。
天，他的声音。“我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的，这有多刺激人。他的态度多么屈尊俯就，就像伟人居高临下地向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讲话。
在摩洛哥饭店有人提起他的名字吗？
事实上并没有。我很尊敬这一家人。很遗憾他的儿子们没有实现更大的成就。他们没有。总统的儿子有什么呢？胡佛的儿子又遭遇了些什么？
你拍照的那些人提过他的名字吗？
有，不过总是带着恨意。他们不喜欢他。埃莉诺是个伟大的女人，但是非常倒霉。她总是尽量把一件坏事想成好事。她永远不乏崇拜者。
你认识的人在三十年代有没有说起过外面发生的事情？你知道的……就是领救济的人？
我们没提过这些人。他们可能私下说起过，吃早餐的时候，喝茶的时候或是喝鸡尾酒的时候，但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因为我一直遵守这么一条原则：当你和朋友外出的时候，在公开场合的时候，一切都必须是迷人的，不允许丑陋的东西存在。
我们甚至不讨论黑人问题。让我们忘了他们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十分之一，看他们现在装腔作势的样子，将来会像害虫一样被人踩踏。这种事太多了。我在着手做一件事情：为白人争取同等的权利。我觉得黑人有点儿太过分了，看他们的项链、长头发还有胡说八道。
我现在的男佣还是之前的那个，是个黑人，干了三十三年了。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想他应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朋友。约瑟夫，他是一个好人。
但是，现在也有些漂亮的人戴珠子和项链啊？
今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我得出去吃晚餐，可我的马耳他十字[46]（Maltese Cross）夹子不在。这个东西是用珐琅和钻石做的，非常棒。我把它借给别人了。我得戴上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那就是印第安祖尼族的珠宝。这是正牌的好东西，大家都认它。
你有没有在街上见过那些卖苹果的人？
没有，一个都没有。在纽约没有。一直没看到。这里有一些乞丐。他们今天在这个街区出现，明天在那个街区出现，你慢慢才能认得他们。后来有一天，我看见了那个可怜的乞丐，我一直为他觉得难过。一辆凯迪拉克从我身边开过。我刚给了他两角五分钱。车把他接走了。一个女人开的车。我想：好吧，如果他们开得起凯迪拉克，应该是不需要我那两毛五分钱。他的老婆有辆凯迪拉克。
你还记得领救济的队伍或类似的东西吗？
从来没见过。在纽约从来没见过。如果有，应该在哈莱姆区或格林威治村。这块地方从来没有过。这里从来看不到贫穷的影子。
“新政”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除了税更高之外，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它显然也没有帮到这个国家的穷人，我想……我不知道。“新政”！老天，看看他对我们这个国家都做了些什么？上帝啊。
与三十年代相比，你感觉现在领救济的人有什么不同吗？
听着，那时候很少有混蛋穿得像这样，装腔作势。这些孩子们是被自己的父母强逼的。我想他们的父母鼓励他们这么做。在我看来，我们的国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我感觉在二三十年内美国会爆发一场彻底的革命。可能是独裁。
我看到了一些迹象，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看看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事吧。他们应该把消防水管对准那些小混蛋，把他们赶走，而不是容忍他们。
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
三十年代是一段迷人的、闪闪发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