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巴斯（Eileen Barth）
1933年，她大学毕业，专业是社会服务管理。很快，她就成了县里的一名社会工作者。
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二十岁，一点儿经验都没有。学校里学的东西根本不管用。我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还在研究流动家庭，而不是大规模的失业。我们学校没有跟上时代。我们犯了非常可怕的错误，我可以肯定。
那时候大家都很依赖社会工作者。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为他们做主，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还能指望谁弄到吃的，虽然只是很少的一点点？他们总是担心可能跟她讲了错话。社会工作者代表的是救济机构。我们看上去权力很大，因为我们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事实上，我们能做的非常少。
而且，我觉得特别内疚。我生活得相当不错，和另外两个姑娘合住一套漂亮的公寓。我的最高工资是每个月一百三十五块，我手头很宽裕。但是，那个时候失业是常态。我经常想，如果我丢了工作，我还可以领救济。所以说，我从未失去过安全感。
我想大部分的社会工作者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自以为是，觉得有些人找工作不够努力，或者说他们很懒。这些社工相信报纸上登出来的东西，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让自己的救助对象特别为难。当时有很多伪君子。
我的工作对象有白人，也有黑人。有人可能觉得黑人更习惯过穷日子，但他们仍然会说：“如果我有工作，是不会上这儿来的。”在救济办事处，常常需要等待。他们去领食品救济券的地方，大多是旧仓库，非常阴沉。这很让人泄气。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等待，等待……
社会工作者通常就是他们发泄怒气的对象。不然，他们上哪儿去找别的出气筒呢？所以，他们把气撒在我们身上。他们不知道自己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当然，气氛有时会很紧张。我的工作范围覆盖了全城，经常到了晚上还在工作。我总是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社区，我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当这些人感觉自己受了骗，会出现什么情况……
1934年，一个社会工作者被她的救助对象杀了，当时她正坐在这家人的椅子上。这个年轻的白人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事情是这样的：她答应帮这个人找份工作。那个时候，土木工程署就要成立了。但失业的状态把他压垮了，他彻底疯了，把社工杀了。他把他妈妈拖到我们地区的办事处，杀了负责人、一个职员，又杀了他的妈妈，然后自杀了。
我们都很害怕。各个办事处都接到了公告：社会工作者可以暂停家访。人人都跟我们说不要去家访，但我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去。我年轻，而且觉得我的救助对象都需要我。（轻轻一笑）如果那事儿发生在现在，我还会去吗？我也不知道。
我记得在那之后有一段时间，在按门铃之前我都会从窗户往里看一看。我猜我心里是很害怕的。有一户人家对我说这事很可怕，不过有些社会工作者确实该死。他看着我，笑着说：“不过你不是那种人，巴斯小姐。”（笑）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家访过的第一户人家。那家的父亲之前在铁路上工作，后来失业了。我的上司告诉我得检查对方是不是真穷。如果这家人需要衣服，我就得看看他们手头有多少衣服。所以，我去看了这个人的衣柜（暂停，哽咽）——他个子很高，头发花白，年纪还不是特别大。他让我看了衣柜——他觉得这是种侮辱。（愤怒地哭泣）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还记得他那种屈辱的感觉……特别屈辱。（她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儿才又继续）他说：“我真的没什么东西好藏着的，不过如果你真的要看……”我看得出他自尊心很强。他深感受辱，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