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诺加德(Harry Norgard)

哈里·诺加德(Harry Norgard)

一个从事自由职业的商业艺术家。

1933年,我丢了工作。那正是“一个世纪的进步”[1]那一年。这事就像晴天霹雳。因为头一天那个人告诉我这一生衣食无忧,结果第二天他又说我这辈子完了。“我们得勒紧腰带过日子。”

我成了自由职业者,自己找活儿干。不到两个月,我挣得钱就有离开时的一半了。这是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我心里一直相信,如果你提供给买主的东西比他现有的好,就一定能把东西卖出去。

对我来说,是不是大萧条没什么关系。自怨自艾于事无补。我只知道只要肯努力,你就会有进步。

确实,很多人连衬衣都没了。从很多方面来讲,这是他们自己的错。当时有数百万人在买股票,自诩内行。如果你对自己干的事情一无所知,就会得到教训。这话是有道理的。

我认识的一个人在股市赚了不少钱——当然都是账面上的。“我要在谢里登路上买房子了,我要买辆帕卡德(Packard)[2]汽车,我要雇个私人司机,我要买下一切。”贪婪得很。他曾经带着孩子去看了四五套公寓大楼:“……这套是你的,那套是你的,另外一套是你的。”他准备给孩子们留下一大笔遗产。但是,他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资产。他在每一样抵押资产中的产权都非常小,都是抵押第一样去买第二样,以此类推。他每一样资产的负债状况都岌岌可危。他的多米诺牌倒塌了,一个压倒另一个。

真正有钱的人在大萧条的时候并没有受损,他们可以趁机买进丧失抵押赎回权的房产。全部买下来。真正受损的是那些一开始就没什么钱的人,他们简直是掉进狼窝的羔羊。

我比较谨慎,我喜欢一直有现金可用的感觉。我要花钱的时候,知道钱在那儿。“银行假日”都对我没什么影响。

有些人是时局的受害者,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很多人尽力去找工作。我听说有一个银行家后来成了球童,就在他之前是会员的那家高尔夫俱乐部里工作。有些人勇气十足,不会那么轻易被吓倒。

有人曾经告诉我: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曾经有过一份好工作。因为你有好工作的时候,就像是在一个安全、可靠而且舒适的港湾。人们总是愿意待在一个美好、温暖、舒适的地方。可以说,如果把一个人扔进狼群,他会更加出色。

商界里最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话讲不利落,字也不会写,他们的外表让你不屑一顾。为了生存需要,他们被迫自己创业。他们不得不卷起袖子,全力以赴。如果他们成了收破烂的,就会开个旧货商店。然后,他们又开始回收废金属。在你注意到之前,他们已经成了钢铁大亨啦。

大萧条成就了许多人。我认识一个人,他失业之后,思来想去,给制造厂写了十六封信,说他可以免费为它们提供一种服务。三四家工厂回了信。短短几年当中,他就变得相当富有。他给了这些厂家需要的东西,尽管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需要。

艾尔·卡彭设了一个施粥处。人们会在那儿排队,足有半个街区那么长。他成了那个时代的罗宾汉。他去看球赛的时候,人们会起立欢呼。他们不认为他是个黑帮人物,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在穷人当中散播快乐。像这样的事情哪儿都有。

他们不会因为你有钱就给你勋章,但他们也不会因为你穷就给你勋章。

罗斯福在那些人心中就像是天主教徒心中的教皇。一开始,我和其他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后来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他把这个国家出卖给了那些大工会。

结果就是:底特律发生第一起静坐罢工时——我刚好认识一些参加罢工的人,这些人把工厂里面搞得乱七八糟。他们把管子毁了,把窗户砸了,把机器扔了出去,他们造成了几十万美元的损失。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

目睹这一切的人,他们也参与了静坐罢工。他们甚至都没有因此受到惩罚。我相信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真派了一队打手去破坏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总部,情况会有所不同。工会主义者总是能得到特殊待遇。

在我看来,这很大一部分是由社会主义者煽动起来的。我从来不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妄图以此实现自救。我从来不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是别人的错,我只怪自己。我最后才会想着去责怪别人。

说到公共事业振兴署,我脑子里浮现出的画面是一群人懒散地靠着铁锹站着,这是我开车穿过湖滨大道时看到的。我看到这些人坐在路边,抽着烟。

所以,现在的人总想着付出最少,得到最多。大萧条的时候,这样的人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当时,你随时都能找到一个愿意干活儿的人,只需要打开窗户叫一声,就会有人过来干活。那些保住工作的人心里是敬畏上帝的。他们脑子里最主要的念头就是:我要尽力把这份工作做到最好,不然我就会被解雇。我坚信,让大多数人做好一份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他对上帝有所敬畏。

你觉得再来一次大萧条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吗?

不,我不会这么讲。我想说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值得好心人的同情。很多人的穷困都是自找的。这些人总是在寻求帮助。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态度,事情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