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马卡斯（Joe Marcus）
他是一位经济学家，新政期间在哈里·霍普金斯的一个项目上工作：研究科技对创造再就业岗位的影响……“换言之就是为什么失业那么难应对。”
“1939年，我们还有一千万失业人口，劳动力的供给量是四千万，失业率高达25%。1936年，失业人口是一千五百万，也有可能更多。1937年前后，工业生产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只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就一路下滑，直到再次陷入萧条。
“‘新政’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可能是垄断，也可能是科技。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我想那是在1931年或1932年。我在纽约市立学院上学。那里大部分学生的家长都是工人或小商人，受到了大萧条的冲击。在公开演讲课上，我被叫上去说一说失业保险。结果，我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他们的愤怒让我震惊。如果我记得没错，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其全国大会上已经投票否决了。社会保障的想法是很先进的，是那些真正在挨饿的人想要的。但是知识分子、学生和官员都觉得这是个可怕的想法，具有颠覆性。一开始是这样。
但他们学得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当罗斯福提出这个想法时，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很大程度上是临时想出来的。而在与之相关的人心里，他们的感觉由来已久。他们想要改变社会的意愿，只是出于愤怒，出于需要。在我看来，哪怕是更激进的想法，他们也会接受。
罗斯福反映了当时的倾向——更多的是情绪上的，而不是认识上的。它不仅仅是国王恩赐那样的问题。来自底层的压力是事实。在这件事上，大家并不是同心协力的。像这样一个涉及绝大多数人的项目，却缺乏组织。这是我们的社会在政治上奇怪的地方之一。底层人的行为都特别具有革命性。但一般来说，这些人的想法都是很落后的。
1935年，我从纽约州立学院毕业。我去了华盛顿，1936年春天开始工作。“新政”就是年轻人的天地。年轻人只要展露出才能，就会得到机会。我还年轻，二十二三岁。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成了部门的领导。我们和一些大佬开会，讨论要做什么。我指出了一些问题：让我们搞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立马就让我接手了。我组建起这个机构，雇了七十五个人。我这个年轻人得到了尝试的机会，学了很多东西。这种挑战本身就是很好的体验。
我们要准备好回答别人提出的大问题。技术问题是小问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但当时的背景是宏大的：社会在向哪个方向发展？你的统计问题成了充分就业的问题。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可没有学过这个。想要新的答案，就需要找到新的一类人。这是很让人振奋的。
如果生活还是往常的样子，那么我可能会在大学里找份工作，批改试卷或者给教授当助手。但突然之间，我就在做原创性研究，在问别人有关社会运作的基本问题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萧条？怎么才能走出大萧条？一旦你开始从这些角度思考问题，你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当时的氛围令人振奋。你是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的一部分，你做的事情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法律可以被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可以被改变。
如此近距离地接近政治生活的中心，这是不可思议的，两三年之前根本想象不到。对于像我这样出身中下阶层，对贫民窟和犹太人的生活比较熟悉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不是你之前所生活的那种封闭式社会。
你和现在的孩子们身处的环境不同，如果不打碎旧世界，面对的就是普遍的绝望……你是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改变是可以实现的。为正在挨饿的人做些立竿见影的事——你可以做点儿事情，这是最重要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有一种感觉是：如果你想说什么，它可以传到高层那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的备忘录通过某种方式被送到了白宫。我这辈子最兴奋的时刻就是听到罗斯福的一篇演讲选用了我写的备忘录。
人人都在找新点子。许多家伙是机会主义者，有的则是不切实际的狂想家。但是，有一种追求，一种价值观……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没有想着改造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梦想这种东西。当时的情况是中央政府的社会态度正在彻底转变。问题是：在这个体制当中你要怎么做？所有“新政”机构里的工作人员都秉持着这种精神。
旧的政府官僚没办法管理这些新项目。罗斯福就曾被人批评是一个糟糕的行政管理者，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参与“新政”的工作人员也有缺点，但重点是如果你想要在短时间内帮人们找到工作，像是在公共事业振兴署，你就得找到有这种精神、这种干劲的新人。
在某个阶段，哈里·霍普金斯和他手下的人——有许多人——在一间很大的礼堂里碰头。他解释说他们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才能完成某项工作。他问有没有人愿意从当晚开始，一直工作下去。礼堂里的每个人都举了手。他们年轻，充满激情。
通常，搞行政的人年纪比他们大得多。就连在旧官僚中算得上年轻的，也都是些顽固守旧的人。他们来上班，到时间就下班，中间出去吃午餐……坦白地讲，他们工作并不勤奋，只要有可能，就停下来休息。右翼分子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真的。
新政派则不同。我说的不仅仅是制定政策的人，还有那些执行者，他们觉得自己做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有工作要完成，他们都不会出去吃午饭，就在办公桌前吃一个三明治了事。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当然，我可能把这个浪漫化了，但确实存在这种差别。
公务人员都是非常能干的人，但他们在僵化的体制下工作。他们只要干满工作时间，等到下班就行了。彻夜不眠地工作，这种想法……
晚上是令人兴奋的。大家谈论的是政策，是你都在做什么。不玩桥牌，不会闲坐着喝酒，也不聊八卦……
他的妻子苏插话道：“男人们聚在角落里，谈论失业的严重程度，这是妻子们不愿意看到的。女人们聚集在另一边，但是男人们太忙碌，太投入了……我得说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笑）
“我们偶尔会说‘这是什么’，我们会感兴趣。但这些东西非常难懂。他们太投入了。”
（他笑了，接着补充道）“我得承认，我们说的都太专业了，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们觉得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次，乔的老板为了什么事打电话到家里。他们想让我帮忙在桌上找一张纸。他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占用你丈夫的周末。’我说：‘我当然介意。’（笑）等乔回到家，他说：‘天哪，你说的都是什么话。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为了打赢这场仗啊。’那是三十年代末期。（笑）我们都理解那些概念上的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讨论的技术上的问题让我们觉得实在太无聊。其他人的妻子也觉得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在社交方面，有时候会变得很难。他们一头扎进专业问题里，天花板掉下来他们都不会注意到。”（笑）
现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也会把工作带回家。但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是他个人的野心，与社会无关。当然，我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些同事也是很有野心的，但大环境不同。
我们当时没有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分。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会去看电影或去公园散散步。我认识的人在工作之外也过着很充实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行动也与这个有关。
苏：“对于我们以及其他在华盛顿忙着‘新政’的人来说，最棒的事情莫过于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不存在攀比的心态。没人硬要得到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一体的……”
在华盛顿，生活在这群人中间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兴奋感、成就感和幸福感是我们最主要的感受，我这么说可不仅仅是在怀旧。生活很重要，生活很有意义。
在华盛顿，人们会谈论关于社会本质的话题吗？
我感觉革命并没有成为过日常话题。有些人违反法律、破坏社会治安，这种事实本身就是革命的行动。人们突然听说有个共产党。在那之前，它是无足轻重的。突然之间，那些更加活跃、更加关心这个社会的人都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跟它有了关联。它从未真正得到过民众的支持，但它在一些关键地方也是有影响力的。这是一套全新的观点，但革命从未真正被摆上议事日程。
就搞清楚如何更好地掌控这种局面而言，罗斯福非常重要。不是说他凭一己之力做什么，而是他起用了那些可以提出计划的人。
有人说罗斯福拯救了我们的社会……
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些有洞察力的实业家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如果没有来自富裕阶层的重量级人物支持，他做不了那些事。他们没有破坏我们的计划。事实恰好相反。
战争结束后，摩根公司的年度报告最早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充分就业。五年之前，这还被当成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战争初期，商界领袖认识到推出更多革新计划的重要性。这是为企业社会辩解的一种方式。“新政”也是这么干的。
这次大萧条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它的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影响如此之深。通常来讲，在一次萧条，甚至是严重的萧条中，经济下滑两三年，再过两三年就能回到原来的水平。可是这次，十年哪……想一想，我们的工业生产1939年才回到1929年的水平。而在这十年当中，人口还在增长。要不是有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订单，我们能不能回到原来的水平还是个问题。确实是“二战”终结了大萧条。但这并不意味着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能终结大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