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蒂勒（Emma Tiller）
她的父亲在得克萨斯州西部有一小块农场。在她的记忆中，第一次萧条是从1914年开始的。“我们快要饿死啦。爸爸有块非常肥沃的土地，可是虫子就像暴雨一样袭来。棉花长得特别大，你肯定没见过那么大的棉花。你只能坐在房子里，听那些虫子吃棉花的声音。你得把门上所有缝隙都检查一遍，因为小孩子们很害怕，虫子会飞进来。”
1929年，我和丈夫都是佃农。我们那年的收成都被地主拿走了。
我们几乎一无所有，这种可怕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罗斯福上台。还有一件最奇怪的事情，整个三十年代，我们没有饿过肚子，而很多人的日子要苦得多。你经历的事越多，你就比别人更能适应各种情况，然后活下去。
我摘棉花。摘一百磅才赚三毛五，可我还是能过下去。因为我同时也在别人家里干活儿，他们会给我一些旧衣服、旧鞋子。
这段时间，我在别人家干活儿比较多。白人家里杀猪时，他们总是会让黑人来帮忙，像是洗内脏、事后清理等等。他们给我们很多肉渣。对我们全家人来说，这些肉渣就很够吃了。那个农场上的绝大多数黑人和我们的情况都差不多。庄稼都叫虫子给吃了。除了务农，他们也没别的活儿干。
1934年，在这个得克萨斯州的小城里，农民们都没了吃的。政府给我们一张纸条，可以拿条子去领吃的东西。整整一个星期，有人过来排队，但什么也领不到。这是一个小城，大部分都是白人。队伍里只有我们五个是黑人，其他都是白人。我们一整天站在那儿，等了又等，什么也拿不到。好不容易领到点儿什么，是已经坏掉的肉。
我们在那里站了两天之后，走过来三个人。他们拿着三把霰弹枪，腰上缠了一圈子弹。他们上下打量着我们的队伍，说道：“你们都放宽心。今天，我们担保所有人都能回家，领到食物回家。”三个白种男人。
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走到柜台那儿，放下他的条子，说他要肉。发肉的人拿了一些坏掉的肉回来。拿枪的人说：“你会拿这个肉喂你的狗吗？”于是，他就领到了好肉。他就站在那儿，现在轮到他后面的人了，是一个黑人。他拿起了那个白人拿回来的坏肉。那个白人说：“不要拿那个。我要带回去喂我的狗。”老板说：“我要报警啦。”
这时，另一个人把手从柜台上伸过去，揪住老板的领带。那个黑人不得不剪了他的领带，不然他就憋死了。他站起来以后，已经眼泪汪汪的了。另外两个带枪的人不声不响地站在那儿。于是，老板说道：“我能为你们两位先生做点儿什么？”他们说：“我们已经在这儿三天了。我们看着这些人在大太阳底下像苍蝇一样，回家，第二天再来，什么吃的都领不到。今天，我们要让队伍里的每个人都领到食物，这样我们才会离开。”他们没有用枪直接指着他。他们的枪口冲着天花板。他们说：“别耍滑头，别想碰电话。给这些人发吃的。我们会一直站在这儿，直到外面所有人都领到食物。他们都领过之后，就轮到我们。”
老板试图去够柜台外面的电话。那三个人当中的一个说：“你可别逼我开枪，除了你，我们谁都不想伤着。我的枪可不会打偏。报警对你没好处，我们会在门口拦着他们。所有人今天都得领到吃的。”那天，所有人都领到了食物。
政府派了两个人过去，看看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发现那个老板和另外两个人租了一间大仓库，把食物存在里面，然后卖掉。那些食物原本是要发放给穷人的。这三个人被关了起来。
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后不久，我们就开始工作了。人们一旦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找到事情做，就不再去救济站了。他们只是不想再领救济食品。他们走进去说：“你知道的，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了，下周我就要去工作啦。”黑人和白人都会这么做。渐渐地，只剩下残疾人才去领救济，或者那些家里没有男人或没人去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的人家才去。
我记得在得克萨斯州这个地方，那天有二十五个人走进去说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报名了，下周就要去公共事业振兴署干活儿。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得不想办法撑到发薪日，因为工作的事情并没有他们料想得那么快。但是，他们再没回去领过救济。
大家似乎都有点儿想知道自己赚钱生活下去那种独立的感觉。所以到了今天，你听到有人批评这样的事情，就忍不住会生气。
在罗斯福时期，我想不通的是他们搞出这样的政策——让你毁掉地里的一部分庄稼，尤其是棉花。我想不通，因为那都是很好的棉花。
还有看到所有的牛被宰了。它们是和其他牲口一起养大的，对我来说跟人没什么两样。母牛和小牛犊子都是我们养大的。我看到那些农民，那些养牛大户，他们没饲料喂牛，再加上大旱，他们只好杀掉好几百头。
我会去那儿看看这些牛，对我来说，它们就跟人一样。被人宰杀，还没有完全死掉的时候，它们会呻吟，挣扎。我记得有一天去那儿，我突然觉得特别难过。我看到了一场战争。
当我听到这些牛惨叫，看到它们挣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战争那么残酷。我想：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对我来说，这些母牛就像为自己的丈夫、孩子、饥饿、家乡以及所有已经不在了的东西而哭泣的女人。我跑回家，呆坐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就哭了，因为他们这样处置这些母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