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
他躺在一家老兵医院的病床上，兴奋地跟我说着话，滔滔不绝……
“我们家在阿肯色州的麦吉希有一块小农场，很有些年头了，种棉花。到芝加哥的时候，我还是个又瘦又小的孩子。我参加过有偿拳赛。大人的比赛结束之后，就轮到我们上了。”
十四岁的时候，我在五大湖地区工作，一个月赚四十一块五。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厨。但是，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那是1929年。我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洗盘子，削土豆皮，搬运沉得要命的垃圾。我们打算到底特律去。
人们睡在码头上，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可能就死掉了。我见过尸体漂在河面上。他们因为一无所有，就跳河自杀。黑人白人都有。
到了发工钱的时候——我每隔两个星期去领二十一块，回来后得想想下一步去哪儿，因为在这儿会被打劫。我有一个工友，叫史考特，在这儿烧锅炉。他想寄点儿钱回家。他特别卖力气，总是汗流浃背，后来肚子被烧伤了。我特别难过。那些人把他弄死了，扔到河里，就为了从他身上拿走十五还是二十块钱。就算是为了半毛钱，他们也会去偷，去杀人。
1929年，日子特别不好过。我成了无业游民，到处流浪，讨个几分钱去换东西吃。我到铸造厂找工作。他们没要我，因为我的肤色。还有一次，我去了萨吉诺，除了我还有两个白人。那两个人都被录用了。我又回到街上流浪。这给我的打击特别大——种族歧视。
四处流浪的时候，我会躺在铁轨边上，直到看见有火车开过来。我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一瓶水，缠上一条胶带或是旧布，免得瓶子被打碎。还有一块面包，这样我就不会饿着。我整天整夜都在车上，大太阳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在火车车皮顶上坐了四天四夜，到了洛杉矶。我们一路坐的都是圣达菲铁路公司的车。我当时特别难受，太饿了，身体又虚，神志都有些不清了。我看见蛇在烟雾中慢慢爬过。我不停地说：“老天爷，帮帮我！老天爷，帮帮我！”车上还有个流浪汉，白人，叫卡拉汉。他的块头很大，看上去像杰克·邓普西（Jack Dempsey）[11]。他用手紧紧箍住我，把腿缠在我身上。不然，我就要从车上掉到一块玉米地里去了。我病得跟条狗一样，一直到我们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
白人黑人都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穷。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营地里。我们用一口大锅煮东西吃，把卷心菜、肉和豆子混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搭个帐篷。有二十五到三十个人在外面，待在铁路边上，白人黑人都有。他们没娘，没有姊妹，没家。他们脏得不行，穿着工装裤。他们没吃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时候会让一名流浪汉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招工。他会回来说：底特律，没工作。或者会说：有人在纽约招人。于是，我们动身去纽约。在火车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十到十五个人。我听到其中一个在大叫。他掉下车，死掉了。他当时想下车，以为到家了。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他模仿火车的汽笛声，缓慢、悠长，充满忧伤。）
之后，我看到了一个铁路警察，白人警察。他们管他叫“得州瘦子”。不管在什么火车上，他都会开枪把你打死。我们从俄亥俄州的莱马出来，那里有个“莱马瘦子”。如果他在车上抓到你，也会把你打死。无论你上的是运羊车，还是运其他东西的火车。他不会叫你下车，而是直接开枪打死你。
我在全国各地都坐过牢，和其他犯人锁成一串。在佐治亚州就是这样。就因为在火车上流浪，就因为无家可归，我不得不摘了四个月的棉花。他们把我放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了三十五分钱，还有两条工装裤。1930年，大萧条的时候，警卫就那样把我从火车上带下去。那时候是夏天。先生，没错，他们就给了我三十五分钱。
我去敲别人家的门。他们会说：“你想要什么？我要报警啦！”警察会把你扔进监狱，就因为流浪。他们会让你挤奶，干上三十天或九十天。在威斯康星州，他们会做同样的事情。亚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不论你去哪儿，都是一样。我什么都没干，却总是在牢里待着。
人们不得不四处流浪，离开老婆，离开老娘，离开家人，只为了弄点儿钱活下去。但他会想着亲爱的妈妈，想给她寄点儿钱，怕她挨饿。
我当时觉得很没脸。我离开家是因为没工作。我说：“我到外面闯一闯，去找份工作。”但老天爷不帮我，什么活儿也没找到。我不想她们看见我脏得要死，穿着破衣烂衫的样子。我的胡子也没刮。我不想给她们寄相片。
我在信里写道：“亲爱的妈妈，我过得很好，希望你一切都好！”那时我在洛杉矶，睡在石阶下面，身上盖着几张纸。这里是贫民窟，黑人住的地方。可是，我的娘啊，她会说：“哦，我的儿子在洛杉矶，他过得相当不错呢。”
我和一群流浪汉混在一起，喝很差的烈性酒，有时候两三天都吃不上东西，因为病得太严重，吃不下去。我没死掉，这可真是个奇迹。但我相信上帝。
我去了洛杉矶的一家医院。那里的人问我：“你住在哪里？”我说：“流民救助中心，请送我回家吧。”警察会说：“好，把他扔到牢里去！”我因为流浪在牢里待了三个月。在我流浪期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牢里。一待不是三五天，而是两三个月。因为我们是免费的劳力。摘水果，摘棉花，然后再放你走。
我干过十五到二十份工作，哪份都不好做。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切肉、做饭、洗盘子、打扫卫生。就像你在一头扔了球，再一路跑过去，到另一边去接球。你就是个“万金油”，什么都得干。白人厨师一周的工钱是四十块，我只有二十一块，他干的我都得干，他不干的我也得干。穷人的日子不好过。有钱人就靠着穷人生活。
当我还是个瘦小的孩子时，在阿肯色州摘过棉花，我看见了我的爸爸。他当时要工作整整一天，工钱只有两块钱。他给我们买上一块咸猪肉，一袋子面粉。那就是阿肯色州的麦吉希。
要知道，为了那一袋子面粉，他一天要摘上两三百磅[12]的棉花。在大太阳底下，还可能被蛇咬。他的所有家产就是一间小房子，一个装水的桶。1930年，我去那儿看他。我不想再流浪了，就跑去看他。我爸爸头发都白了，没有银行存款，也没有“蓝十字”[13]。他什么都没有，一直工作到死。（流泪）还有个白人，就在那里开着辆拖拉机……这些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但那是1930年。
1933年，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有一家大酒店招了些黑人当服务员。在接下来的十到十五年里，白人服务员都比黑人赚得多。我当时在北区的一家酒店当服务员，那里有很多流氓。现在，只有一些高级酒店才招黑人做服务员。不过我想，在一些小旅馆里，可能也有黑人服务员。
1935年之后，世界博览会之后，就业的情况稍微好些了，你可以找到洗盘子、帮人拿行李的工作。
我给公共事业振兴署干过活，工钱是二十七块五。我们的工作是挖一条大沟，再把它填上。你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你可以买套衣服。在那之前，你就想要有点儿钱，但就是一个子儿也没有。孩子们都没衣服穿。我的小侄女和我自己的孩子都只能穿传下来的旧衣服。你不能偷东西，要是偷了东西就得进教养院。你没日没夜地工作，最多能赚十五块。我的小孩都是在大萧条期间长大的。一堆拖油瓶……日子难过。
在大萧条期间，你曾经感受到善意吗？
没有，除了救了我一命的流浪汉卡拉汉。如果不是他在火车上帮忙，我早就死了。在流民露营地，大家对彼此也不好，没有朋友一说。每个人都愁容满面，一脸苦相。真是可悲。
要打仗的时候，我参军了，特别高兴。我知道自己安全了。我穿上军装，对自己说：“现在我可算安全了。”我有钱拿，有饭吃，身边有一群人。我知道在街上瞎混或流浪的时候，分分钟都可能被人弄死。
我喜欢待在部队里，因为在外面我破衣烂衫，也没有工作。现在穿上美国军装，有东西吃了，我特别高兴。我一点儿都不在意那些吓到我的步枪。进了部队，我就不会在火车上被人打死，也不会饿肚子了。每次敬礼，看到周围那些好样的美国士兵，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也是个好样的兵，拿过五枚勋章。现在，我宁愿待在部队里，也不想大萧条再来一次。
附记：康复之后，他回到在芝加哥一间高级酒店的工作岗位——在洗手间做服务员。
“我在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的时候，经过卡斯特将军（General Custer）最后的据点——小大角时，我在那里写下了我的名字。是的，先生。因为这个记号，这些记忆就会一直在那儿。就是这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