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切尔翁卡(Frank Czerwonka)

弗兰克·切尔翁卡(Frank Czerwonka)

“我是清洁工,打扫这座城市。我的收入很稳定,一个月发两次钱。我老婆有一份独立的收入。这就是我的生活。”

“因为大萧条,情况有点儿变化。我觉得自己是只老猫,家里的生活全靠着我。虽然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也没有胆子换。因为我已经在这行干了太多年,是老资格了。”

“我不跟潦倒的人一起混。当你和成功的人在一起,可能会沾点儿他们的好运;如果和那些失意的家伙一起,他们的霉运也可能传染给你。所以,我就是个势利眼,怎么着吧!”

我爸死后,我妈就经常出入地下酒吧,下盲注,在啤酒馆晃荡。后来又嫁了几次。

1928年,我开始工作。大萧条的前一个星期,我丢了工作。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我想要的不多。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个流浪汉,这个倒是没做到。(笑)

1930年,我继父有了这间公寓,在这里开了个地下酒吧。我们隔壁住的是黑社会。在我们社区,没人喝私酿的劣酒,我们只喝精酿酒。我的继父会在(芝加哥)南区兜售私酿酒。

这些私自酿酒的人让燃气公司的人把三英寸的管子接到燃气总管上,利用公司的工具偷接燃气。那些公司的人也是拿了钱的。他们把管子接到总管上,然后牵到二楼,放个炉子在上面。他们放一个一百加仑的蒸馏器,每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停下来也只是为了换一批新的原料。

邻里之间也彼此照应。像我有个朋友,他爸爸开了个小酒馆。他在一家公共事业公司上班,修电表。小区里日子越来越难过。每个人都在偷燃气,偷电,偷一切可以偷的东西。很多人家都卸掉了电表。于是,他就在小区里为大家在电表上安装跳线。他警告他们:如果看到有人爬到电线杆上装电表,就告诉他。电力公司的人来了,装了一个电表。他就爬到电线杆上,在电表上装了根跳线。[8]

整个社区的人都会配合?

没错,对付公共事业公司。对社会工作者也是一样,他们也是敌人。只要有人看到社会工作者在附近巡视——看得多了都能认出来,就会把消息传开。如果有人在聚会,有人在吃东西,或是有老人在兼差赚点儿小钱,他们就会彼此掩护。

在黑帮分子住的地方,有成桶成桶的麦芽浆。有一天,我继父喝醉了,他喝醉之后就疯疯癫癫的,爱跟人吵架,然后被关起来。那些家伙就问我妈能不能把他干掉。我妈说:“不行,我还没给他买保险呢。”

我们的地下酒吧,门面是糖果店,那只是个幌子。警察没有为难我们,他们只会勒索那些黑社会的家伙。他们忙着从这些人手里捞钱,这可是大买卖。他们会拖走两卡车的私酿酒。五加仑装的酒罐,通常会少一夸脱。即便是一加仑装的罐子,也会少上四盎司。[9]他们从来都是短斤少两。当时都是这样。他们就是一群骗子。

你贿赂过这些黑帮分子吗?

没有,我们通过这些人的门路买东西。我们买酒。这种私酿酒显然是为了卖到南区,卖给黑人的。这些黑社会有很大的地方用来酿酒,约莫八间屋子。他们常常会停工,不过也没那么频繁。因为有警长关照。他们不会贿赂来巡逻的警察,通常是给他一杯酒了事。不然,就得花更多的钱。如果一个人知道这里有利可图,他就会告诉所有人,他们就都会牵扯进来。所以,他们只贿赂警长,他就不会来找麻烦。

我们被突然检查过几次,但他们从来都找不到酒。我妈有一个很妙的花招。她在墙上钉一颗钉子,挂上一罐酒,然后在外面搭上帽子和外套。这样,警察怎么都发现不了。

有一个女人也用糖果店当门脸。一个警察开始往她那儿跑,态度很好。她晓得他是想要贿赂。于是,她准备了一瓶酒。警察劝她把酒卖给自己。然后,他逮捕了女人,把她送上法庭。警察说:“我买了这瓶酒,足有半品脱[10]。”女人说:“你怎么知道这是酒?”警察喝了一大口,又吐了出来。是尿。案子被驳回了。

我们住到这儿之后,城里的凯迪拉克——敞篷车——车队也往这儿跑,车上放着枪身锯短的猎枪。他们不是要拉我们入伙,就是要钱。四十美元。我妈那天手里没钱。她只有等顾客上门后找他们借,花了三个小时才把钱凑够,给那些家伙。

后来,禁酒令在1933年废除。酒的价格从一加仑四十块降到了五块。有一段时间,八块是标准价,五块是最低价。

我不想再这么过下去。不管怎么样,得找份工作。工作一天七美分,午饭揣在兜里。不管你信不信,有一天,我在等电车。一辆卡车要开出城去,它的后挡板掉了,我跳了上去。这一走就是六个月。这可能是1931年的事,胡佛还是总统。我一直待在卡车上,直到它不再往前走。当时,刚好有列货车经过。

我有七美分,不过午饭让我给吃了。我买了一盒布尔·达勒姆(Bull Durham)烟,但我需要吃的。我发现一个流民营,在那里吃了点儿东西,从流浪汉那里学了些小把戏。

那个时候的货运列车相当不错。火车停靠在一个小镇上,无业游民们下车,镇上的人口要增加两倍。所以,许多人都搭货车。女人也是一样,很多女人甚至会扮成男人的样子。

我碰到了几个自称教授的人、炸保险箱的小偷、熟练的技工,各色各样的人。好多流动工人也在流浪。这些人通常都有点儿钱。当他们做完一份工,拿到钱,就去饮酒作乐,兜里的钱就被偷了。他们不喜欢农民。有很多农民埋在那里了。

我说的是在西部修胡佛水坝(Hoover Dam)。混凝土里有很多农民的尸骨。他们就把农民推进去。他们不喜欢农民来抢工作。唉,当时流浪的人中也有一些坏家伙。

过去,流浪汉有各自固定的活动范围,就像牧师和推销员一样。好些镇上的人都认识他们。他们知道一些条件好的监狱,可以进去过冬。他们还会拉帮结派,不让外人轻易加入。如果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都很喜欢,就会把他拉进来。当时有很多同性恋的事情——色狼、阿飞,什么人都有。我曾把一个家伙推进河里。也不晓得他有没有爬起来,因为我跑了。

传教士一直都有。你听布道的时候,他们向你灌输些东西,之后你该怎样还是怎样。这些传教活动都挺可怕的。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所以参加了。偶尔也会有人皈依,开始信教。他们会逗留一阵,只为了有个地方待。一旦兜里有足够的钱买酒,他们就会去喝酒。

如果你够幸运,买到一包烟,比如骆驼牌的,你会把它藏在袜子里,然后把布尔·达勒姆牌的放在衬衣口袋里。这样,那些没有烟的人就只偷得到布尔·达勒姆牌的烟。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惊到我了。我是说比方他们正在抽烟,公交车过来了,他们会把没抽完的烟扔了。我不会。我会把烟掐灭,放进口袋里。有段日子,我经常坐巴士四处走,一天在口袋里找到了六个烟屁股。我把它们放进烟灰缸里,万一哪天烟抽光了呢。

当地人一点儿都不关心流浪汉,不喜欢他们。总是有人在流浪,在你家后门讨东西。

他们知道去敲哪家的门吗?

不知道,这像是只有老流浪汉才能破解的密码。如果它还有用,就不会让新来的人知道,那些最近变穷的人。

有时候天气好的话,就睡在农田里。有一次在北达科他州,我只有一张地图可以盖在身上,另一张地图垫在身下。早上醒来,地图上都结了霜。不过没关系,我就这么睡了。不过,我现在可遭了罪,关节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