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
产业地区基金会（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IAF）主管。
他的工作是在社区创建权力基础、推动邻里自治。他的注意力首先放在穷苦白人和穷苦黑人身上，不过现在也逐步覆盖到中产阶级地区。
“在大萧条时期，激进主义有一条贯穿始终的脉络。如今，在一帮人的鼓捣下，这种历史延续性被打断了。他们不相信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这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做重复的无用功。难道他们不知道吗？约翰·L.刘易斯是五十七岁才建立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我认为是麦卡锡时期破坏了这种延续性，中断了薪火的传承。激进主义在这中间有一段空白。
“我不相信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在三十年代我不信，在今天我仍然不信。只要有人跑过来兜售通向天堂的捷径，我就会忧虑。天堂，根本就不存在！我不想去什么天堂。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那可能是地狱。”
我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犯罪学的研究员职位，我的工作是研究犯罪。所以我接触到卡彭的黑帮，还和他们一起待了两年时间。在这之前，社会病理学、社会迷失理论（social disorientation）以及诸如此类的破烂课程我已经上得够多了。
你是怎么让那些人接纳你的？
我在莱克星顿酒店（Lexington Hotel）混了一阵子，那是他们的大本营。“大艾德”（Big Ed）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讲什么烂笑话，我都报以笑声。他挺喜欢我的，带我到处转悠，形形色色的人向我传授各种各样的手段。天啊，我这才知道！我终于明白，这个操蛋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如果你想为缓解犯罪问题尽些绵薄之力，那么你最好从那些好人、体面人开始下手。我结识过这样一个人，他是反犯罪委员会的头头。他有一栋公寓楼，每层都有应召女郎。
我意识到，有组织犯罪是一种庞大的准公共服务事业。那是施行禁酒令的最后几年，人们想要啤酒，想要威士忌，想要女人，想要赌博，还想要其他东西。这是一个企业。每个人都在其中占有股份：市政当局、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全世界……
日子就这样过去，直到有一天，我对犯罪学的兴趣减弱了。我想起了学生时代，当时我饥肠辘辘，为了活下去只能到餐馆骗吃骗喝。有一次，我差点儿就踹碎亨里齐餐厅（Henrici's）[22]该死的窗户。人们在里面吃着厚厚的牛排，我却饿着肚子。当一个少年跟我讲述他如何打劫一家A&P商店[23]的时候，或者有人跟我坦白他抢了一个加油站的时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正在掠夺一整个国家，屠戮人民。我发现我很难再去聆听那些鸡毛蒜皮的供述。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反法西斯和参加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上了。就是因为这个，我创立了“后院”（Back of the Yards）[24]。它所在的区域，即便在全美国所有的贫民区中也算是最糟糕的，比现在的哈莱姆区还糟。这片肮脏灰暗的地带面积大概有两平方英里，位于大屠宰场的南面。木隔板建造的房子一栋挤着一栋。其中的很多房子还带有户外厕所。居民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你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教堂。对比之下，罗马简直像个新教哥特式小镇。
这时候，我决定退出学术工作，投入群众组织工作。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在职人员，我很难坚持下去。如果待在学术圈，同时又饱受争议，那么你的麻烦就大了。因为你必须围绕热点开展组织工作，而所有的热点都是富有争议性的。
我想要彻底检验我的理念——通过群众组织来寻求现状改变。如果这些理念能在“后院”发挥作用，那么它们在其他地方也会管用。如果你想打击犯罪，或者改变所有令人绝望的事情，那就必须从它们的根源入手。
这片区域有大量的法西斯团体，这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极权社会能不断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抛开所谓的政治学分析，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煽动家凑过来对你说：“来跟我混吧”。正好你又没有什么鬼东西可失去的，你就跟他走了。这不正是发生在德国的事吗？
曾经有一个本笃会牧师，在附近领导考福林运动。他发表演说抨击全世界的犹太人。因为没有人买他的账，他很愤怒。他大概只有五十个追随者。这是他在世上唯一的立足之地。所以我让他担任这一地区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现在，他可不止五十个追随者了，跟在他身后的有一千人。他成为最得力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民主的信徒。他获得了个人认同感。
我不停地组织活动、鼓动群众，制造麻烦。三个月后，我已经可以让天主教会、产业工人联合会和共产党携手合作了。食品加工者工会（Packinghouse Workers Union）也加入了我们。我甚至把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也拉进来了，因为他们闲得没事可做。这些组织当时的状态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困苦不堪。他们都感到无力。
之前提到的那位天主教牧师，我去拜访了他。我说：“听说你在布道时抨击工会，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你知道吗，神父？你的听众们频频点头，离开你那儿就加入了工会。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失业了，他们的家庭陷入绝境，而你什么忙也帮不上。你就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你的圣器收藏室里，对于你的那群迷途羔羊来说，你不再是能引导他们的牧人，所有人都无视你。你还想当领袖吗？那就回到人民中间，走到街上去，为工会战斗。敌人是那些肉类加工厂厂长，是低工资。”所以他按我说的做了。这完全是出于自利的原因。
对一个神父、一个拉比或是一个牧师，你不用扯什么犹太-基督教道德原则，他们不会明白你究竟扯的是什么淡。
我只在一位神父那里碰过钉子。他是爱尔兰人。这个地区的波兰人在教堂举行婚礼时有个敲钟的仪式，行情是每敲一下收一美元五十美分。这个爱尔兰神父传出话去，说他举行的敲钟仪式，每敲一下只收一美元，这样，波兰牧师的“客源”就流失了。他找到我说：“你这家伙总是说什么——人们要团结起来，这样我们才会有力量。这样吧，如果你能让那个爱尔兰人恢复到以前的行情价，我们就加入你的组织。否则，免谈！”
于是，我就去拜会那个爱尔兰神父。我犯了个错误，我完全在精神层面的范围内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告诫我，管好我自己的那摊子事就行了。我说：“那好吧。我注意到去年夏天狂欢节期间你的进账，那可是让你荷包迅速鼓起来的大事。你赚了一万八千块。我会盯住这点，等到狂欢节的时候，产业工人联合会、退伍军人协会、商会和这个社区的其他教堂都会在同一时间搞出各式各样的幺蛾子。我们会让你的狂欢节乱七八糟。假设把敲钟的单价降到一美元，你拉到了所有婚礼生意，那最多也就是一万美金。而你丢掉的将是一万八。”他把我赶了出去。
大概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他重新考虑过了。当然，是基于道德原则。他把每敲一下钟的价码提高到了一块三毛五。就这样，我赢得了三个波兰教堂来加入“后院”委员会。这说明：针对不同的情况，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
约翰·L.刘易斯听说了这件事，不太高兴。产业工人联合会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他希望它成为主体，社区则只作为其附属而存在。但是后来他转变了观念。他给了我一份工作，一年付我两万五千块。我需要做的就是到全国各地把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各个工会组织成产业社区。我拒绝了他。尽管我很敬重他，尽管我的心一直向着产业工会联合会。
三个星期后，罗斯福把我召到白宫。那风度！那气派！他给我提供了一个职位，是国家青年管理局的主管助理，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青年民主党人。同样，虽然我的心向着新政，但是我还是说了“不”。
这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两个人物。我为什么要拒绝他们的工作邀请？理由很简单。“后院”委员会，以及我服务过的其他组织，它们的秘诀是：群众不会去为任何人装点门面，那是群众自己的项目。
三十年代，就我而言，我得到的最大启示是：要给人们信心，让他们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有所作为。这不仅仅是针对穷人的。穷人并没有特别高贵的地方，谁都没有。这段时间可能是我们最富有创造力的阶段。这十年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我们身处一个冰冷的世界，而那时候的世界是火热的。
【注释】
[1]美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镇压工人运动中制造的一桩假案。1920年5月5日，波士顿地区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警察指控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N.萨科和B.万泽蒂为主犯，并逮捕了他们。虽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无罪，但二人仍被判处死刑。此案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抗议浪潮。
[2]他当时正参与一场在波士顿公园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厄普顿·辛克莱此时也在波士顿，他描述了“骑警是如何纵马践踏并追捕他的”。
[3]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868-1963），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权运动者、作家。他是哈佛大学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毕业后任职于亚特兰大大学。——编者注
[4]霍华德大学成立于1867年，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大学。——译者注
[5]约翰·韦斯利（John Wexley）的戏剧《他们不会死》（They Shall Not Die），根据“斯科茨伯勒男孩案”创作。鲁丝·戈登（Ruth Gordon）在剧中饰演鲁比·贝茨。
[6]“五年计划”指苏联1928年至1932年推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译者注
[7]这个盟约指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悴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译者注
[8]《公益》和《美国》是两份天主教刊物，前者每月出版一次，后者是耶稣会的周刊。
[9]“不来梅号”（Bremen）是一艘德国邮船，挂着纳粹的卐字旗。
[10]凯瑞·南申（1846-1911），美国禁酒运动中出现的一名激进人物。她在禁酒令颁布之前就坚决地主张禁酒，以经常手持斧头袭击酒馆而闻名。——译者注
[11]鲍威利街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街上低级旅馆、廉价酒吧林立。——译者注
[12]“八福”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发布“山上宝训”时，提到了八种有福的人。——译者注
[13]“好客之家”是戴伊和在美国各地开设的慈善机构，致力于为穷人提供食物和栖身之所。——译者注
[14]《工人日报》是美国共产党的党报。——译者注
[15]权力补贴，也叫辅助性原则，是罗马天主教会传统教义的一部分。它的意思是：权力应该尽可能被赋予组织里最低的一层。1931年，教皇比约十一世在《四十年通谕》中有经典阐述：“作为最高权威的国家，应当把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交由次级团体去处理；否则，它的力量就会被极大分散。遵循这一原则，国家将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强的力量，更有效率地去履行真正属于它并只有它能完成的职能，从而根据环境要求和事态需要，对各类重大事务进行指挥、监督、激励或限制。因此，当权者应当明白，越是遵循辅助原则，保持各种辅助性组织之间的层级秩序，就越是可以增强社会的权威和效率，从而促进国家更加幸福和繁荣。”1941年“教皇通谕”里有这样的说法：“较高层的神职机构不应把理当属于较低层神职机构的职责揽到自己身上……偷取他人的决定权是不对的。”可参考《张千帆：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译者注
[16]1933年5月，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罗斯福的主导下成立，是全权负责田纳西河流域地区治理与发展的超党派国家机构。它管理的地区覆盖整个田纳西河流域，横跨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七个州，占地四万平方英里。刘绪贻先生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性质、成就及其意义》中称：“从它采用的具有灵活性经营方式来说，它是个像私营公司一样的公司……从所有制来看，这种‘真正新颖而富于想像力的设计’，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史学家林克和卡顿评论说：‘它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很可能是新政对美国政府的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贡献。’”参见http：//www.mgyj.com/american_studies/1991/fourth/fourth04.htm——译者注
[17]1935年，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大力搜集金、银和铜。作为送出婚戒的交换，妇女们会收到铁质的戒指，上面刻着这样的字：“把金子交给祖国。”
[18]伊尼亚齐奥·西洛内（1900—1978），意大利作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19]德卢斯，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北部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20]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译者注
[21]“大比尔”海伍德（“Big Bill”Haywood），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领导人。
[22]亨里齐餐厅，当时是芝加哥最好的餐馆之一。
[23]A&P全称为the Great Atlantic and Pacific Tea Company（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是一家美国大型连锁超市，成立于1859年。——译者注
[24]“后院”（Back of the Yards）位于芝加哥南部，因临近原来的联合牲口中心（Union Stock Yards）而得名，后者当时号称世界最大的牲畜屠宰场。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大量的东欧移民来此定居。三十年代，由于大萧条，该地区居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于是索尔·阿林斯基在这里开展社区建设。这项工作促使他后来建立了产业地区基金会，以不断地培养社区组织领导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