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德雷珀（Paul Draper）
独舞演员。
大萧条之前我没钱，大萧条的时候我也没钱。所以，我不清楚是什么在影响我的生活。我是个舞蹈演员，每天不是在排练厅，就是找工作和试演。
1933年，我们搞什么半薪磨合演出。每当磨合期结束，演出经理就会换掉戏里的某个人，再想出另外一个戏名，这样就是另一个磨合期。所以，我们一直是半薪演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好几年都拿着半薪。
那时候歌舞杂耍表演还很活跃。我们曾经在电影院每天表演五场。一个星期就是三十五场。在这一个星期的三十五场演出中，我能演上十九场。有演员生病了，他们就会问：谁不用排练就能上场？那个时候我是单独表演“闪舞”[9]的。我在大理石桌面上跳过舞，表演了一支曲子——《再见了，布鲁斯》（Bye Bye Blues）。要把我插进一个节目里并不难。
“闪舞”表演时有时无，没什么个性。它只是表演，而我只是一个杂耍艺人或杂技演员。那时候，跳舞的就只能表演“闪舞”。它只是展现一个人的身体技巧。你总能插入到一个节目当中，同时又不打乱原来的节奏。
三十年代末，他改进了踢踏舞技巧，可以用来给经典乐曲伴舞。他成了夜总会里的头牌人物，随后成了一名音乐会的舞者。“我不再在大理石台面上表演。我有了那么一点儿地位。”
我的政治意识和大萧条无关。对我有影响的是西班牙内战。那时大约是1937年、1938年。我跳舞为西班牙共和派筹钱。当然，我的舞蹈事业还比较稳定，让我可以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其他的事情。
如果说我对三十年代有任何怀念，那也跟当时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波斯厅[10]。那是个非常高级的地方，人人都穿着晚礼服，不戴黑色的领结你都进不去。如果领班看你不顺眼，就会跟你说没有空桌子了。
我曾在那儿连续表演了三个月。观众总是同一群人，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最后几晚，每一桌都点了香槟。我们都站起来，敬酒，一起唱《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这是在三七、三八、三九年。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穷人和我们这些不穷的人没什么关系。一个人做点儿慈善，生活就能好起来。你身边总是有穷人，他们是不幸的，你就捐款。你可以应付他们。这有点儿让人不开心，但不会让你彻底感到不安。
现在，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可怕的现实——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就是我们，他们是我们造就的。现在，你没办法想象这样的说法：费什，你会好起来的。虽然这么说有些受伤，有些痛苦，也有些震惊，但我们开始意识到真正有所欠缺的不是穷人而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