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格里森（W.L.Gleason）
他八十岁，独自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他用打字机写日记——“就是流水账，纯粹是为了好玩，让生活不那么无聊”。
我经历过大萧条，那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那时我的身体很好，那也是我思想上最活跃的时候，可那些年让许多好人都成了乞丐。
1922年，我买了一块地，自己盖了一栋避暑别墅。同一年里，我还买了一辆福特房车。还是在那一年，我花了六千块买了一套时髦的住宅，有六个房间。同一年，我太太花四百块买了架钢琴。
该死的，要是我没把所有的款项都付清就好了，每一分钱。后来，它们全部作为离婚补偿给了我前妻，还有高达6.5%的利息。
但是，当我回想起那些年，就像它们经常出现在我梦里的那样，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有一件事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大儿子鲍勃想办法找到一份工作，在湖滨大道那边给人家修剪草坪。割草机没电可用，他只能用自己的腿、胳膊还有肺。鲍勃全用上了。就为了得到这份工作的报酬——两毛五分钱（你能拿到两毛五，还有两毛五要给银行）。
那栋房子的主人很有钱。鲍勃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完了工作，就去敲门拿他的两毛五分钱。主人开门说道：“噢，可是你还没有修剪树枝呢！”她关上了门。鲍勃沿着马路走回了家，再也没有回那儿去要他的两毛五。
这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就像根刺扎在我心里。我想在我余下的日子里，它带来的痛苦会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大萧条期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有好事发生，也有很糟糕的，就像那三次大罢工，我好多朋友都受到切身的影响。为什么唯独这事儿就占据了我的心呢？
【注释】
[1]“那个时候，我还参与了消费者工会的组建工作。我们的想法是，帮助那些内城贫民区的人更加明智地购物。当时的广告宣传甚至还没有现在规范。商人们损人利己。现在，消费者工会仍然是一个有存在价值的组织，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但我还是希望它有一天能深入贫民区，发挥真正的作用。”
[2]麦克斯韦街是芝加哥的露天市场。随着高速公路在这儿会合，它也逐渐消失了。
[3]圣阿德伯特教堂，罗马天主教驻芝加哥大主教管教区教堂，是典型的波兰天主教风格教堂。——译者注
[4]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尽管他拿着皮带，他的儿子们在他身边开心地跑来跑去，一点儿也不害怕。
[5]在他的酒类专卖店里，绝大多数顾客都是黑人。
[6]罗伯特·以斯拉·帕克，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霍勒斯·凯顿的导师。
[7]他把自己对这次事件的印象写成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国家》杂志上。
[8]芽福神游行是南区每年举办一次的游行活动，由《芝加哥保卫者报》主办，专为儿童举办。该地区的商家和社会团体都会制作花车参加。
[9]“玛丽·埃格尔斯顿太太的公寓位于第六十五街东1449号。星期六，天气接近零度，屋里没有暖气，因为这栋大楼的业主没有接通锅炉……为了取暖，埃格尔斯顿太太和她的四个孩子穿着毛衣和外套挤在厨房里。之前有五个孩子，但是十四岁的纳丁周一死了。她得了镰状细胞性贫血，她的妈妈认为寒冷加速了她的死亡……‘医生跟我说要给她保暖……’”（《芝加哥每日新闻》1969年1月25日）
[10]“他们躺倒的那条线路是从五十一街站和南方公园站到果园村站的，这些黑人都没有工作。他们当中有人说；‘我们要怎么办呢？’又有一个人说：‘跟我来！’于是，他们就在五十一街上躺成一排，还有一帮人走到正在干活的人那边，抢走铁锹，并且让他们滚开，说这些工作是他们的。他们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地面轨道那儿工作……”（克莱德·富尔顿，一位八十五岁的黑人对三十年代初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