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默里（George Murray）
《芝加哥美国人报》（Chicago's American）记者。
1938年到1945年，他与“汤森运动”（Townsend Movement）关系密切——先是做其报纸的编辑，后来成为它的总经理。
我加入的时候，全国已经有一万两千个汤森俱乐部了。在这些俱乐部里，担任秘书的小老太太会用铅笔或钢笔写下会议纪要：我们听到了这样或那样的讲话者发言……一位夫人烤了个蛋糕，我们用抽奖出售的方式把它卖出去。就是些活动记录。我的日常杂事就是搜罗这些字迹不清的手写材料，从中整理些小故事出来，通过一段故事来介绍一个俱乐部。这件事让我整周都忙个不停。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编辑。
他这样描述对汤森医生，那个从内布拉斯加州（Nebrska）出来的乡村医生的印象：“他单薄瘦弱，体重不到一百二十磅，有一头漂亮浓密的白发。”
“1933年，他六十七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担任健康专员。与此同时，作为兼职，他还推销不动产。跟他打交道的都是老年人。他意识到，他们既缺少金钱，也缺乏其他人的关注。他写了一封三百字的信给《长滩电讯报》（Long Beach Telegram）的编辑。他的想法是：对全国所有人统一征收2%的收入税。将这笔税收分给所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盲人和其他残疾人，以及抚育未成年子女的母亲。他们必须在三十天内花掉这笔钱。他虽然不是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他还是有一些真知灼见的。”
“他的观点迅速传播开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最初，这并不是一项运动。不久之后，他在一个月内收到一万封来信。长滩的民众把剪报寄往全国，其他报纸纷纷转载。他把自己的不动产办公室改成总部。从此以后，它登上了美国历史舞台。”
我还记得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召开的全国大会。那是1939年。H.L.门肯（H.L.Menchen）正为《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这一事件，他很欣赏汤森医生。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声援了汤森医生。一名记者把矛头转向门肯，声称正经的报纸都反对这项疯狂的计划，而“门肯先生，你谈论它的方式好像是在表达对它的支持”。我记得门肯先生嘴里叼着雪茄说道：“我会很高兴看到汤森计划在明天早上获得通过。我也同样想看到纽约遭到轰炸。我就是喜欢大场面。”
我的工作不同于普通的新闻报道，因为我同时也是运动的推动者。这项运动依靠捐款来推进。我们会在每年的1月13日召开一场汤森医生的生日聚会，然后在9月30日还会有一个创始人纪念日，不久之后我们还有个省亲日。在这三个场合，女士们会烘烤蛋糕，举行蛋糕售卖活动。我们在四十八个州都有组织者。当然，对它的组织不可能像是计算机设计出来的那样完美无缺。这就是个不经意间发展起来的事物，也没有人认为它会持续下去。它只是各种因素凑在一起的产物……
这是一场彻底的草根运动。但是，为了达到目标，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它促成了《社会保障法》的出台。1935年底，当罗斯福签署这一法案时，他是心存遗憾的。他说：这份社会保障计划还没有经过保险精算师的充分论证。然而，为了遏制汤森计划，他必须抢先一步颁布它。人们尖叫欢呼，他们想要养老金。
给汤森医生扣什么帽子的都有。他被人当成江湖骗子，一个从人们身上榨钱的家伙，拿走的都是老年人来之不易的血汗钱。但他并没有从中拿走一分钱。他办报纸，在报社领一份薪水，每周九十块。很多年以后，薪水也只有每周一百五十块。
他不是一个经济天才，但是他的常识和直觉指引他想到了这个计划。他在城里的影响力并不大，他的影响力集中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那一万两千个俱乐部也分布在这些地方。在考福林神父、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L.K.Smith）这样的人看来，如果他们能拥有这些民众的支持，他们就能实现任何计划。如果非要给个评语的话，汤森医生算是政治天才。当这些人来找到他时——我非常确定他们想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从不说“不”。当然，他也从不点头。他总是说，“这很有意思”。他会尝试着去利用那帮人。他身上总能体现出与生俱来的精明。没人能够从他手里夺走他的俱乐部。
这个运动在“二战”前达到高潮，战后开始走下坡路。它失去了原来的势头。汤森计划是一个与大萧条息息相关的运动，如今它变成了一个只有老年人才会参加的蛋糕烘焙活动。但是在三十年代，它有自己的方向：它想要影响联邦政府。它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