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K.惠勒（Burton K.Wheeler）
来自蒙大拿州的参议员。1924年，他以进步党人的身份成为罗伯特·拉福莱特参议员的竞选伙伴。
我眼睁睁地看着大萧条就这么来了。乔·肯尼迪来找我，他说：“我怕自己一觉醒来就剩下了九个孩子、三处房子，身无分文。”我说：“你想保住财产吗？买黄金。”他又来找我。“他们拿走了我的黄金。”我说：“买银条。”他又来了一次。“他们拿走了我的银条。”我说：“你想一劳永逸吗？买一块农场，你可以养一头牛、一头猪、几只鸡，让你的几个孩子去干活。但是农场不要太大，因为我们也可能把它从你手上夺走。”他说：“现在的情况有这么糟吗？”我说：“没有，不过可能会变得这么糟。”
他回忆起1923年访问维也纳时的情形，那里的萧条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我觉得它不会像在美国这样，开始得如此迅猛。”
通过复兴金融法案的时候，胡佛是总统。我是反对的。它的目的是帮银行家、保险公司和铁路公司摆脱困境。我说：“这么做将带来很大的压力，到时候那些家里奶牛生病的人都会跑来华盛顿借钱。”小鲍勃·拉福莱特说他会投赞成票，因为他害怕出现金融崩溃。我说：“会有金融崩溃，而且它发生得越早越好。”复兴金融公司只会延缓崩溃的到来。我们负债越多，崩溃得就越厉害。
詹姆斯·哈密尔顿·刘易斯[25]（J.Ham Lewis）也来找我。他过去总叫我“小子”，让我很恼火。“小子，给他们讲讲这么做的弊端。”我说：“难道你不会就此发表点儿意见吗？”他说：“不，我不能。我代表的是一帮强盗，强盗！我跟你说，这帮人就想着把手伸向公共财政，把钱都拿出来。我的天，如果我是个自由的人，恨不得把这个东西撕得粉碎。”
这些人在衣帽间走过来对我说：“我赞同你的意见。”结果出了门就去投反对票。这让我很泄气。我还记得我很感兴趣的一项立法，它涉及挑战权贵的权威。一位参议员对我说：“我认为你是对的。我要投票支持你。”到了下午，他说：“我办不到了。”“为什么办不到？”“我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你还有个告诉你该怎么投票的老板？”“你的老板是谁？你应该也有个老板。”我说：“我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人民。”他说：“不要跟我讲这种废话。你肯定有个老板在什么地方。”
汤姆·彭德格斯特[26]（Tom Pendergast）受到指控，哈里·杜鲁门来找我。“我应该辞职吗？”“你为什么要辞职？”他说：“他们起诉了那个老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我应该和他站在一起。”
罗斯福当选之后，我提出一项将白银重新作为本位货币的法案。这个国家里的所有银行家都表示反对。在金本位制下，他们能够更有力地控制货币。西部一些大的矿务公司对我提出的法案很感兴趣，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原因可让人不敢恭维。这些人想借此抬高银价，并不关注白银在货币中的使用。阿那康德铜业公司（Anaconda Copper）的总裁认为我是对的——银总比纸好，毕竟黄金的供应量并不充足。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公开场合这么说呢？”他耸了耸肩。我说：“你不敢说，因为你欠了国家城市银行那么多钱。”
他讲述了他与罗斯福在法院填塞计划上的分歧。在“‘一战’带来的不正常的兴奋中，我看到大家群情激昂，只有联邦法院脚踏实地，其中又属最高法院做得最好。虽然它们应当做得更好，但确实已经比别的机构都做得好了。”布兰迪斯大法官的帮助和首席法官休斯写的一封信帮他挫败了罗斯福的努力。他领导了反对罗斯福某些立法提案的斗争。
我接受了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案。这是一场恶战。一起钓鱼的伙伴对我说：“这些公共事业公司的人要毁了所有挡道的人。”几天之后，他们的两个首席说客来拜访我。我说：“你们带枪了吗？”他们说：“没有。你的人已经搜过了。”我说：“我让他这么干的。”他们说：“你打算给我们多少时间？”“一周。”“我们得要一个月。”“我给你们一周，给政府一周。如果你们一周之内说不清楚这个法案有什么不对，那可就太糟了。”他们说：“你太自以为是了。”我说：“不，我只是厌烦卑鄙的说客和律师。”
罗斯福的同僚向他施压，让他接受在1940年大选中挑选他为副总统候选人。“墨菲大法官从白宫来到我这里。‘总统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不会接受。’‘你真他妈是我遇见过最大的傻瓜。你会当上美国总统的。’‘可我不能接受。’”他反对罗斯福的“战争政策”。
我在1939年见到罗斯福。我跟他讲竞选第三届总统是个错误。他也表示同意。他对我说：“伯顿，我们要在明年一二月份挑出一个能赢的人。支持那些老反对派可真是让我烦透了。”接着他又说：“法利想让赫尔去竞选，他想以副总统的身份参选。他认为赫尔过不了这一关，这样，他就能当上总统。曼德林大主教（Cardinal Mundelein）说，虽然他很想看到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总统，但并不希望看到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上台。”罗斯福可真是一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