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戴伊（Dorothy Day）
《天主教工人报》（The Catholic Worker）的总部位于纽约下东区。有个年轻人把这个地方称为“农民家的宅院”。在报社的厨房——其实是一间多用途房——墙上，挂着一面匾额，镶着丹尼尔·贝里根神父（Father Daniel Berrigan）的名言：“只要人们曾被投入战争，他们此后都将为和平奔走呼号。”
走上两段台阶，就是她的房间。里面鲜有贵重物品：一张简易折叠床、两把椅子、一书架仔细翻阅过的书——其中很多都是平装书。采访不时会被她年轻的同事们打断。他们有一些问题需要她拿主意：如何安置一对流浪夫妻？如何应对一位不期而至的来访者？我是否会留下来一起进餐？都不是什么大事，但络绎不绝。
她骨架有点儿大，长得很好看。快七十岁了，虽然已是一位白发祖母，但举止仍然像个年轻、雀跃的女孩儿。疲倦的神情时而在她脸上闪现，但很快就消失无迹。
“小时候，我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宗教性的。我的一些老朋友是共产党人，他们都觉得我宗教倾向太强，因此很难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反战是我的根本主张。一拨人通过杀戮另一拨人的方式来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让我无法容忍。人们必须通过非暴力的形式来达成目标。我觉得我并不是受了甘地（Gandhi）的影响，我认为这根本上源自基督教的教谕。”
“过去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认为世上有很多事应该被改变。人类的苦难无穷无尽，人们不加掩饰地肆意妄为。理所应当地与极端的贫富差距共存。在这种贫困中，人们像狗一样生活，毫无出路可言——对我而言，这是无法容忍的。”
1932年12月，我正在华盛顿采访失业者委员会组织的一场反饥饿游行。此时还有一个农民会议正要举行，它应该是由共产党促成的。我继续待在那儿为《公益》（Commonweal）和《美国》[8]（America）报道这一事件。我坐在教堂里，祈祷有一扇门能为我打开，让我能更直接地为解决那些问题而尽力。显然，我的祈祷足够虔诚。正是在这一年，我认识了彼得·莫瑞（Peter Maurin）；也是在这一年，《天主教工人报》开始发行。
她说起彼得·莫瑞。这个法国乡下人选择贫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曾经是一位教师，后来却混迹于芝加哥的贫民区。他在铁路、麦田和钢铁工厂工作过，还当过看门人。他参加各种体力劳动：“那些挖掘沟渠、清理下水道的人，有资格获得和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同工同酬……”他坚信，所有的变革都必然是由下而上的，不可能来自上层。他信奉“个人的共产主义革命”。它源自于个体以及个体对贫困的反应……
我们的主张更接近无政府主义：国家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存在。在教会组织中，我们是首先站出来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我依然记得，我们在海滨针对“不来梅号”邮船[9]发起的抗议活动。共产主义者们当时也在那里抗议。共产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一起……
那应该是1935年。一群共产党登上船，扯下了卐字旗。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捕，另有一人中枪。我们两方的人一起散发传单。尽管根据列宁的理论，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撼动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致……
我们参加了他们在警察局门口举行的抗议示威。警察驱散了我们。当那些被捕的共产主义者被带上法庭的时候，他们宣称自己是信奉天主教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是码头装卸工人，生来就是天主教徒，是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的所谓“摇篮信徒”。听到这帮人站出来自称天主教工人，感觉真是不可思议。（笑）很快，他们都成了我们的支持者。我觉得这简直太有意思了。
我们还参加了接下来举行的罢工活动。我记得有一场啤酒厂罢工。我现在都搞不明白，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包围一座啤酒厂。（笑）在酒精的问题上，我几乎就是另一个凯瑞·南申[10]（Carrie Nation）。你在鲍威利街[11]（the Bowery）看到那么多悲剧，但你就是无可奈何……还有一场针对百货商店的罢工。我猜这是警察在抗议队伍中第一次看到天主教徒。他们把我们当作共产主义者中分离出来的派系。
当我们进入1932年或1933年的时候，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接下来是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宣扬非暴力理念成为教会的重心。在这种时候，关于主耶稣的教谕，关于山上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关于“八福”（the Beatitudes）[12]，还有什么更值得说的吗？
很多年轻人支持我们，他们刚从学校出来，找不到工作，完全没有经验。也是这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地创立《天主教工人报》。在我们都有了一把年纪之前，我们在全国建立了三十二个“好客之家”（hospitality house）[13]。
就观念而言，这些学生们与现在的年轻人有巨大的差异。那时候，上州立大学很便宜。你可以读一所州立大学，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学位，但是找不到工作。现在，外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多数年轻人都在考虑什么工作是值得做的。他们不愿意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他们心头，比如核威胁。他们有一种持续的危机感。
三十年代，是温饱问题……
是的，他们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顾虑社会规则，也不用考虑和平问题……
在1933年和1934年，在东部地区发生了大量房屋收回事件，以至于你走在街上，很难不看到家具被丢在人行道上。我们经常沿路寻找空着的公寓，还向救济站施压，让他们支付公寓第一个月的租金。我们时常帮助人们搬进这些公寓，慢慢安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向他们施以援手。
你们会不会像失业者委员会那样，努力让人们回到他们被驱赶出来的公寓里？
不。我们认为，不能为了表达某种立场而以这种方式利用人们。我们总是尽可能先执法官一步把他们搬出来，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羞愧或者受到羞辱和贬低。他们受的罪已经够多了，不能让他们成为一场示威的组成部分，把这种痛苦再叠加到他们身上。
共产党对《天主教工人报》是什么态度？
《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14]发表过一些文章抨击我们的主张。他们将它定性为错误的神秘主义。他们中一些人是我的朋友，除此之外，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至于某类罢工或某场示威游行，比如在德国大使馆前面的那场示威，我们和共产党都参与了，那是基于共同的目标。
我们不是激进的反共主义者。然而，我们发现如此众多的自由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发生了转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展现自己在观点上的重大独特性。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靠不住的。他们可以更改他们党的路线，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们的风格。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古巴的成就。我认为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将建立另一种类型的共产主义。教会也可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者做出了许多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在南方，举例来说，在纺织业者中间，正是他们领导了英勇无畏的抗争，他们冒着被打击、被逮捕，甚至被置于死地的危险，把人们组织起来。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努力组织所有松散无靠的人。
华盛顿反饥饿大游行提出了若干诉求，如今它们已经成了我们拥有的权利。他们集结了三千人在华盛顿举行游行，要求失业保险、老年人退休金以及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我们如今拥有的所有社会保障，那时都共产主义者的纲领都提到了，只不过现在它们已经被这个国家的理念所接受了。
那时你们参加过争取社会保障的运动吗？
不，我们侧重的是另一方面。所有与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有关的项目，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规则失序的一种表现，也是基督教原则没有得到践行的表现：人没有看顾好自己的兄弟，以至于他不得不求助于国家……
这里存在一个可怕的矛盾。联邦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保护人民免受不公对待——比如在南方就是这样。但按理来说，这又不应该是国家的职责。“权力补贴”（subsidiarity）[15]——教皇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曾强调过这一原则。当职能可以由更小的组织来履行时，国家不应该插手。只有在出现严重权力滥用的领域，国家才可以介入。在这个问题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16]是个积极的例子。它侧重于好几个州里众多百姓的福祉，开启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公社型的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自治的。
《天主教工人报》与新政的关系？
我们反对它。一方面说，我们必须朝前看。这是一段危机时期，就像要面对洪水造成的后果一样。我们也确实努力地让人们得到援助，尽力为人们提供房租。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先全力做好你力所能及的事。
所以，本质上，你们并没有反对新政的改革措施？
是的，我们没有。但是，如果由一个更小的群体来实施，效果会更好。我们意识到庞大机构的弊端——滥用权力。向下分权是必要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相比眼下的需求，自治权更重要。我们始终强调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一个人能做些什么？这正是我们在大萧条期间创立“好客之家”的初衷。一个女孩儿找到我们。我们曾就教会传统给主教写过一封信，她读到了它。她从自己的房子里被驱逐出去，只剩下两个手提袋，睡在人行道上。我们这儿都住满了，没有空房子。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地方能收留她。这个女孩儿看着我们说：“像这些事情，既然你们做不到，为什么又要写下来呢？”这让我们感到羞愧，你能理解吗？于是我们又租下了一所公寓。不久我们就有了“好客之家”。我们是被推着走的。我们做成的每一件事，都是被推着向前走的。
我们从没有特意设立食品救济点，也不曾有计划地在门口开设食品或汤水救济点。1937年船员罢工期间，我们遇到六名船员。他们说：“我们正在罢工，没有地方待，没有东西吃。我们睡在海边的一间阁楼里。”我们接收了大概十名船员。罢工持续了三个月。我们租下了一间店面。我们搞来了几大桶白软干酪和花生酱，还有好几吨面包。他们可以做三明治，咖啡也是现成的，就热在炉子上。
当我们为船员做这些事的时候，一位来自鲍威利街的朋友说：“你们他娘的在搞什么，竟然把吃的给那些船员？你们忘了鲍威利街的人吗？没有人给他们吃的。”所以，只要有人来我们这儿，来讨要衣服或一双鞋子、袜子，要么一件外套，而正好我们没有剩下的，我们就会说：“要不先坐下吧，喝杯咖啡。这儿还有三明治。”我们不停地煮咖啡。我们把屋子里所有食品都拿出来分给人们吃。我们第一个食品救济点就是这么来的。很快，在大萧条时期我们每天要接待一千人。食品救济点之所以诞生，完全是因为那个鲍威利街来的家伙冲我们发了脾气。
我们善良的意大利邻居，谁都不能否认他们过得很穷。他们把所有剩菜都送来加进汤里。这些店主们和邻居们，送来一盆盆的意大利细面，还送来旧家具、旧衣服等等。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也还很穷。我们成为他们的邻居，他们接纳了我们。
同样是这些人，他们会在窗台上摆放墨索里尼的小塑像，并把自己的婚戒送给他。[17]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人是坏人或好人。你说不清楚。他们可以被说成是左翼或右翼，但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共产主义者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只有在使用武力的过程中，他们才想到运用这种理解。是不是很可耻？因为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视野。他们会不会要消灭那些窗台上放墨索里尼塑像的人呢？
后来我们搬进更“体面”的社区。那里的邻居在我们路过的时候总是向我们砸东西，说我们让他们蒙羞。人们只要过得稍微舒适一点儿，这种事情就会发生……
如今这种态度还要恶劣得多。三十年代，所有人都在一艘船上。这是一场无人幸免的灾难。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18]说过：“所有人的灾难就不是灾难。”过去的人可没没像如今的人这么遭罪。如今接受救济的人受到的鄙视可是从前的人们绝不会遇到的。
对许多人而言，再来一场大萧条可能是一种救赎。他们清楚，我们的繁荣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之上。相比战争，大萧条要好得多。人们不得不停歇地力争上游，不得不无休止地偿付钱款——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也许有必要按下这一个暂停键。大萧条的威胁完全不值得担忧。我真心希望股票市场永远而彻底地崩溃。我想看到一场非暴力的革命发生，这场“圣战”终于走向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