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B.迪克森（Earl B.Dickerson）
他是至上人寿保险公司（Supreme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总裁。“公司主要为黑人提供保险服务。鉴于现在的竞争来自白人的公司，我们也在谋求进入行业主流。所有这些都是从1954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开始的。[10]”
他还是芝加哥城市联盟（Chicago Urban League）、全国律师协会（National Bar Association）、库克县律师协会（Cook County Bar Association）[11]以及全国律师协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的主席。
1939年到1941年，他是市政委员会的一员——来自第二选区的市议员
“大萧条就像飓风。幸运的是，这种‘天灾’是公平的。白人和黑人都深受影响。”
南区的贫民窟看起来和现在是一样的。人们在街角消磨时间，不论是周六还是周一，街上都挤满了人。人们都没钱坐车去找工作。他们弯腰坐着的时候，绝望都写在脸上。几乎所有的黑人公司都破产了。社区里的银行也倒闭了。尽管它们为黑人储户服务，但是由白人在经营。
几乎在市政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上，南区的代表都会要求更好的救济待遇。我也多次提出要更多地考虑他们的需求，但市政委员会的回应一概是勉强和小气的。一位来自西区[12]的市议员指责他们懒惰。他说：“就因为懒，所以有那么多人在吃救济。”
我回答他说：“这就像把一个人的双手绑在身后，打他的头，再责怪他是个懦夫，因为他没有反抗。”根据我的调查，很少有黑人在这座城市找到工作，州街上的大商店一个黑人都没雇。
市政委员会由凯利市长说了算，就像现在由戴利说了算。他这个人无情又跋扈，就是他一个人在那唱独角戏。只有三个市议员敢跟他对着来。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是一个，约翰·博伊尔（John Boyle）是一个，我是第三个。
一开始，凯利表现得很友好。可是，当我对现状提出质疑，他的态度就变了。我不同意对那些与贫民窟发展息息相关的限制条款视而不见。我发现学校委员会六年没开过会了。我问他为什么白人孩子可以随意转学到其他地区，黑人孩子就不行。我提出的决议一个都没通过，凯利不批准。
啊，成功了一次。我要在交通条例中加入一条非歧视条款。那个时候，芝加哥地面公交线路公司还没有黑人司机或车长。因为战争，劳动力不足严重不足，凯利让步了。这并不是说他个人对我的提议表示赞同。他从来都不站在黑人这边。他也就是靠着罗斯福的提携上位的。
据他讲述，1942年，凯利市长挑了自己的亲戚取代他，做了民主党的高层。这个人就是威廉·道森（William Dawson），他之前一直是共和党的。“原因就是我不听话。”
从我离开市政委员会那天开始，我就再没回去过。有时候想起那四年，我觉得很后悔。作为一个政治人，我的抱负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我想为黑人打开的每一扇门都关着。住房，没有成功；就业，没有成功；教育，没有成功。我能做的就是提出问题，让公众了解……
附记：“罗斯福指派我到公平就业委员会（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任职。我在那儿从1941年干到1943年。我还记得在洛杉矶举行的听证会。一家大型的飞机制造公司雇用了两万人，其中没有一个黑人。就在举行听证会的当天早上，他们招了十五个黑人。我问人事经理他们在什么部门工作，他回答说‘保洁’。也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扫地。
“另一家公司没有黑人砖瓦匠。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一两个黑人没法跟白人一起干活儿。他们得凑够人数在大楼的另一边干活。既然他们招不到这么多人，那就干脆一个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