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范·杜森（Larry Van Dusen）
他五十五岁，大半生都在工会做组织工作。“我十九岁那年离开家，再没回去过。在科罗拉多州和得克萨斯州沿路流浪，搭顺风车，坐货运列车……偶尔回家一趟，发现家里在靠着救济生活。然后又离开……”
三十年代早期，他在堪萨斯城做过社会工作者，组织过失业人员委员会，参与过罢工，多次被捕……
我现在仍然会跟自己玩个小游戏——刮胡子。在被警察带走之前把胡子刮干净。有一次被警察带走的时候，脸上的胡子两天没刮，在接近三十八摄氏度高温的堪萨斯城监狱待了三天，脖子上起了非常可怕的疹子。直到现在，还是偶尔会长疹子。这就算是我的小诀窍吧。如果他们这次要把你带走，你进监狱之前至少要把胡子刮干净。现在，每当我自娱自乐的时候，仍然会想：在警察敲门之前把胡子刮干净。
监狱里的残忍行为，失业者，尤其是黑人受到的待遇——我还记得那些刚进监狱的新人因此而崩溃。他们把一个大块头的黑人拖进我们隔壁的一间号房。我们闹出很大的动静，希望来人带他去看医生。我们想当然了。因为没人来，第二天早上他被抬走的时候身子已经僵硬了，他死在了那间号房里。
在那段日子里，你很容易在芝加哥被捕。他们把你从一个辖区的警局转到另一个辖区的警局，因此你的律师可能要花上三天时间才能搞清楚你到底在哪儿。我已经习惯了堪萨斯城了，这里的情况比那里难应付。当时的警察有他们自己的手段，比如电椅。六到八个人关在一间号房里。对劳工组织者来说，这样的逮捕已经司空见惯了。
在我看来，失业人员委员会为“新政”的立法奠定了基础，吸引了一批后来成为劳工组织者（特别是加入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人。就个性和思想而言，他们朝气蓬勃。尽管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加入，但他们并不像那个时期的左翼政治团体那么顽固偏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常规，只是将人们组织起来填饱肚子。
我目睹的第一次罢工——密苏里州南部的方解石[1]矿工的罢工，是圣路易斯的失业人员委员会发动的。矿工的居住条件异常简陋。生活确实很悲惨，常年在井下，那才真是被土埋了半截。他们希望卖上更好的价钱，于是就罢工。他们试图不给市场供货。我亲眼看到矿工们的聚会被当地的警察和联防队员驱散。
和那个时期大多数罢工一样，它的政治意义多过经济意义。《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和其他报纸对此大肆报道。它凸显了这些矿工的悲惨境遇，让大家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派克大街、格罗斯波因特（Grosse Pointe）和温尼卡（Winnetka）……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的左翼团体则忙于把事态搞大吸引更多眼球。这些在后来罗斯福颁布的“新政”措施中有所体现。
当时最常见的事情之一就是感觉到自己父亲的无能，我当然也不例外。他没能逃过一劫。当时的生活是很困难，可我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袜子里塞一张纸板再去上学？这并不代表我恨爸爸，而是一种遗憾——他没能做得更好，没能交到好运。同时，还有爸爸对时事的愤怒给我带来的不安。
爸爸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者，手艺人通常都是这样。非常时期，他会接一些他觉得有辱身份的工作。不过总会闹出点儿事：他会跟工头吵，跟老板吵。他是个木匠。修路基、开出租车或干类似的活儿，他是不可能开心的。爸爸是个技术纯熟的手艺人，当时的境遇让他很受挫。我们家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我还记得许多孩子因为发现父亲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而感到的震惊、困惑和痛苦。这从父子之间激烈的争吵中就能看出来。我记得我也这样和爸爸吵过一次。家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一直觉得爸爸和我之间有着特殊的情感。
我们因为新思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罗斯福提供救济到底对不对？成立公共事业振兴署是不是个好主意？人们是否有权占有他们的农场，并通过武力保卫？在美国劳有所得的老说法也随着大萧条的到来变成一句空话。这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很多家长都感到愧疚，因为他们要靠公共事业振兴署和修坝才能养活一家子。当时爸爸在堪萨斯城铁路道场附近浇注混凝土，好在陡崖上修墙，这让像他那样的手艺人觉得很傻，因为那时全国都需要房屋，而他的手艺本可以派上用场。像他那样的人自尊大受打击，觉得自己干的活儿跟美国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劳动不沾边。
爸爸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喝酒。大萧条期间，他喝得更多，家里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许多父亲都有离开家的习惯，我的爸爸也不例外。他们会去到芝加哥找工作，去托皮卡[2]。留在家的人就等着，盼着他能找到活儿干。周六晚上最难熬，因为终于可以知道他能不能带着薪水回家。大萧条让一切都变得更加尖利，更有杀伤力了。
偶尔也会好运临头，爸爸能找到一周的活儿。我还记得他在晚上回家，沿着那条穿过树林的路。他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他下车后，有时会说声“嗨”或是拥抱我一下。木匠工装裤上新鲜锯末的味道，爸爸回家的情景，还有一个星期的薪水——这些东西我也还记得。这是记忆中美好的那部分。
糟糕的那部分一直都存在——当你看到爸爸回到家里，工具箱扛在他的肩膀上，或是拿在手里。那意味着他的活儿干完了。工具都拿回家，一切又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我还记得多年之后回到家里，情况有所好转。那时大萧条已经过去，“二战”也已经结束。对我而言，家里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爸爸变得跟天使一样。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正在努力改善。家里不再有我小时候感受到的那种刻薄、互相指责以及怨恨。
我还记得回到家里的那一天。妈妈准备了烤牛肉，味道非常好，分量也很足。我们吃完饭的时候，桌上还剩了些。大萧条期间，如果运气够好，一周能吃上一次牛腿肉。直到十九、二十岁，我才知道除了牛后腿肉还有其他牛肉。我记得所有孩子围坐在桌边，盯着桌上的肉，手放在叉子上，随时准备动手。这要看爸爸怎么切那块肉——决定了谁能吃到第一块。每个孩子都能吃到一块，可肉吃完了你还是很饿。现在，每当看到老婆强逼着孩子吃这吃那，我就会经常想起这一幕。
我想大多数孩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萧条让像我这样的长子更早离开了家。这不是同家庭脱离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任何大规模的经济动荡都会改变生活的模式。孩子对父母生出疑虑。他们为生活所迫，很早就离开家。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工作。这和现在这代人不一样。
现在，当年轻的工人到厂里来，像我这样的劳工领袖跟他们谈话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试图跟他们讲讲曾经的经历，当我们在工厂内组织工会时，因为黑名单，我们只得改名换姓……你跟他们讲“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Memorial Day Massacre）[3]……你跟他们讲弗林特的军队、静坐罢工及其所代表的汽车行业的变革……如果他们懂礼貌，会听你说。但这些事情并不能真正让他们受到触动。可是对我们而言，它们意义重大。
经常到厂里来的一个年轻工人有着与他父母相同的价值观。他的父母经历过大萧条。这么些年过去了，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对夫妻在郊区有了一栋房子，有一两个孩子上了大学或高中。于是，这个年轻人来到厂里，这里的工人与我们那时相比更像是中产阶层。
恐惧是大萧条留下的后遗症，此外，还有占有欲——不论是财产还是安全感。现在，我衣柜里衬衣的数量是我需要的二十倍，因为在大萧条期间我一件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