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尼克松（E.D.Nixon）
他是卧铺车列车员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12]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分会的主席，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二十五年。
“无论在什么地方，列车员总能和别人搭上话。他走近一家理发店，有人会问：‘最近没看到你啊？’或者他们会注意到他的条纹裤子。每个人都听他讲话，因为列车员哪儿都去过，而他们从没去过这些地方。”
“列车员会把拿到的报纸带到自己吃饭的小餐馆或是住的旅馆，白人的报纸，黑人的报纸。把报纸放进锁柜里，把它们分发到全国各地的黑人社区。在铁路沿线，很多人都没法进城，我们就把报纸卷起来，在外面捆上一根绳子，再把它们扔给这些人。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当时的形势。列车员还真是知道不少事情呢。”
从1928年到1964年，我一直在普尔曼公司（Pullman Company）工作。这份差事可不好做。我们也有休息时段：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一个列车员休息；凌晨两点到六点，另一个休息。在这段时间里，一个人守着两节车厢。从早上六点到夜里十点，列车员就忙着照看自己负责的那节车厢：解决问题，打扫清洁，在某个时间叫某人下车。你让那个人下车，打扫他休息过的地方，再跑回去带一个新人过来。这时候，他们会大喊：“全体上车！”你就要开始干活儿了。你得清扫男厕所、女厕所，还有走廊。你拿着抹布和扫把，公司说：“拼命扫吧，把把儿带回来就行。”
我一开始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在两个铺段之间放一个痰盂。这意味着每边有六个，男厕所三个，女厕所两个，一共十七个，它们得擦得像金子一样闪闪发亮。十二个下铺，十二个上铺，软卧包厢里有三张床，一共二十七个床铺，必须铺好，保持整洁。
一晚上最多能睡四个小时。有几趟车是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从芝加哥到迈阿密。在卧铺车列车员兄弟会成立之前，我们一个月必须跑一万一千英里。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有时候要工作四百个小时才能达标。
乘客会写投诉信。有时候，列车长也会写投诉信。报童也会投诉，就因为他是个白人。有人可能把钱包忘在家里了，却赌咒说自己带上了车，“被那个黑鬼列车员拿了”。很多列车员被叫来搜身，还要听一些难听的话。最后，才发现是乘客把钱包忘家里了。
一天，我在新奥尔良。工务段的头头走在我的前面。当时，我挎着四个包，两条胳膊、两只手上各一个。他打开了休息室的门。我说：“谢谢你！”他转过身，没声好气地说：“我又不是为你开的门。”我说道：“再次感谢！”
我们一个月的薪水是六十二块五，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小费来生活。有的乘客因为某件事情生了气，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他还会讲我们的坏话，告诉其他乘客不要给我们小费。“把我的鞋擦得乱七八糟……”“没给我拿枕头。”他们讲得很大声，好让其他人都听见。
乘务巡视员是个黑人，常任巡视员则是白人。他们手里拿着一张油印纸，要做的就是在规则上画叉叉，坐在那儿看着你，在你转身之后把问题写下来。他们说了我不少坏话，因为我在兄弟会里挺活跃的。这些人就是眼线，他们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告发我说过什么话。很多人都被吓跑了。尽管这样，我们这儿还是有不少人，让兄弟会得以存在下去。
“有几个列车员因为想要成立列车员兄弟会被开除了，我们的兄弟会就是在那之后成立的。公司组建了普尔曼列车员福利协会，由公司掌控。一天，有三个列车员走在大街上，听见伦道夫站在一个肥皂箱子上演讲。[13]这三个人听到他讲的话后说道：‘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人。’”
“他们不需要向他支付薪水。伦道夫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有一个女列车员分会。她们会做一些炸鱼来筹钱。他坚持了十二年，没拿一分钱工资。你从来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到一个地方，因为他根本没钱去那儿。”
当普尔曼公司反对我们的兄弟会时，几乎所有的黑人报纸都倒向了公司一边。我想匹兹堡的《信使报》（Courier）是个例外。我们拿到了这些报纸，他们用大写的红色标题来谴责伦道夫，指出普尔曼公司一直对黑人很好：让他们有体面的工作，让孩子们有学校可上等等。不要忘恩负义。
当我听到伦道夫演讲的时候，感觉那就像一道光。他是我见过口才最好的人。正是他带领我加入了争取民权的斗争。在那之前，我觉得黑人就是任人糟践，不管白人对他做什么都得忍着。我从没想过我和其他人一样有享受自由的权利。那天，伦道夫站在那儿讲话，让我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从那天开始，我就决定要争取自由，直到我自己得到一点儿自由。我一直在跌跌撞撞地往前走。那天之后，虽然仍然跌跌撞撞，但我走得相当不错。那时是1928年。
之后不久，他就成了卧铺列车员兄弟会蒙哥马利分会的主席。第一个被炸的私人住宅就是他的家。三十年代后期，“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个女人被一个警长打死了。我在凌晨两点左右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白人打来的。他说：‘发生的事儿让我不舒服。我没法跟你在电话里说。你过来跟我见一面吧。”
“当时下着瓢泼大雨。你可能觉得我疯了，但我真的开了四十英里的车到他那儿。我走上他家的门廊，敲了敲门。我会被人开枪打死吗？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是你吗，尼克松？’他打开门，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但他不肯在任何东西上签字。我不怪他。如果他这么干了，那些人肯定会对付他的。”
“大陪审团会面了。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应该让她的儿子们来一趟，他们目睹了整个过程。’我找到了迈尔斯学院（Miles College）的院长，对他说：‘把那几个孩子送上火车吧，我会把火车票钱给你的。’我去接站，对车上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这几个孩子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他简直要吓死了，说道：‘那个警长是发传票的，就是他杀的人。’”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又矮又胖，穿着平头钉靴，腰间佩着两支手枪、手铐还有子弹，短棍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衬衣敞着。我问：‘你是怀特警长吗？’他说：‘我就是怀特警长。’我说：‘我是E.D.尼克松，代表卧铺车列车员兄弟会。’你真该看看我说这话时他的表情。‘我来这儿是想让你传讯那几个孩子。他们三点钟要在大陪审团面前为自己妈妈被杀一案作证。’他看着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他拿出一根铅笔，舔了舔，花了好长时间才写出那几个孩子的名字。我说：‘你知道的，州政府为每英里的差旅补贴八分钱，这些孩子有权拿到这笔补助。’他说：‘从这儿到伯明翰是一百英里。’我说：‘没错。从蒙哥马利到案发点是十三英里，从他们就读的学校到车站是三英里。所以，一共是一百一十六英里。’他说：‘对，没错。’”
“他开始在纸上算来算去。我发现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我提前算了出来。我写下了那个数字，并说道：‘我想你算完的时候，会得到这个总数。’他一把抓过我的纸，说道：‘对，没错，没错。’他写了个凭证，我拿到了钱。”
“结果自然是他被无罪开释。那女人死于‘不明原因’。但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信一个黑人居然有胆量与他作对。我身上什么也没带。如果我有一把小折刀，又该被捕了，那才是他们需要的。”
伦道夫在1928年的那个星期天演讲的时候，我在圣路易斯。他说：“如果你紧紧跟随我的步伐，一个月赚一百五十块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我无法想象有人会把我的工资从六十二块五涨到那么多。无论如何，我还是在募捐箱里放了一块钱。
第二天早上回家，一下火车经理就召见了我：“我知道你昨天参加了卧铺车列车员兄弟会的一个集会。”有眼线向他告密了。我说：“没错。”他说：“如果你还去的话，工作就不保了。”好吧，我才不会受人摆布。我说：“我昨天加入了兄弟会。我想如果有人在工作上为难我，我有足够的钱把他送进监狱。”之后就再没人找我麻烦。
在我说这番话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个南方白人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尊重兄弟会达成的合约。尽管伦道夫在1925年就成立了兄弟会，但直到1938年它才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工会。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成员被解雇。只要公司觉得你跟列车员兄弟会有一丁点儿瓜葛，就会开除或是惩罚你……
有一次，我也被公司叫过去了。工务段的主任投诉了我，说我和“一个女的”说话。那个女的是我太太。我说：“马洛尼先生，那个女的是尼克松太太。我要你尊称她为尼克松太太，就像你希望我称呼你太太为马洛尼太太。而且，我希望我的这番话记录在档案中。”这让他目瞪口呆。
他们认定我工作失职，让我八天不要上车。这段时间是没有工钱的。公司在芝加哥的办事处说的是八天，本地的人把它改成了十八天。于是，我对太太说：“他们这是想让人反抗吗？那就来一下子吧。”
兄弟会上诉到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14]。我被裁定无罪，普尔曼公司必须支付我这段时间的工资。所有指控不得记入我的档案。
我们有一个叫库里（Cooley）的列车员。他的块头非常大，体重大约有三百磅。公司想开除他。主管在蒙哥马利上了火车。这人的体重也有三百多磅。库里给他拿了个枕头。他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关上了门。他到亚特兰大后，写了一份声明，说列车员库里在蒙哥马利到亚特兰大路段没关厕所门。
他还让列车长也说库里不好。主管的信是5月31日写的。列车长的信是6月6日的。可是，主管居然在信中引用了列车长信里的内容。
在听证会上，我说他肯定是个算命先生。他写信的时候可以预知列车长七天之后要写的内容，我在考虑他要不要看看我的手相。如果他真是那么厉害，我很想听他讲一讲我日后的命数。
最后，体重和宽度帮我们赢了官司。主管说列车员库里在蒙哥马利到亚特兰大路段没关厕所门。两地之间共有十七站。这意味着主管必须从休息室出来，走到车厢的另一端，再走回来三十四次。每一次都要从库里身边经过。如果他有三百多磅重，而库里的体重接近三百磅，他们加在一起差不多六百磅。你也知道普尔曼公司火车车厢的走廊，大约三十英寸宽。这个宽度可不够。他一次都过不去，更不要说三十四次。我指出了这点。我们赢了官司。
现在，普尔曼公司的列车员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铁路公司在走下坡路。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公司咎由自取，不将乘客放在心上。铁路公司出售的是服务。乘客买票的同时就购买了服务和运输：亲切的待遇、卫生等等，车票上都写着呢。它们赶跑了不少乘客。上周，我想去新奥尔良。只有一趟火车，夜里十一点五十分发车。我的天，以前每隔三个小时就有一趟车……
附记：他是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中的关键人物。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女士是他在卧铺车列车员兄弟会的秘书。当年，她因为拒绝换到公车尾部而给白人让座而被捕。正是他号召城市里的所有黑人牧师行动，也是他推荐年轻的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为蒙格马利权利促进协会（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的领袖。后来的事就众所周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