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以前,托姆恰克家每年都会给符拉季高加索铁路管理局600卢布。这样,只要他们要求,任何一辆快车都得在他们库班站停一下,而不必一直行驶到阿尔马维尔才停车,叫他们走20俄里冤枉路。
今年,他们没有给铁路管理局钱,但快车仍然像过去那样在库班站停一下。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今天从叶卡捷琳诺达尔回来,在高加索站没有等邮车,便上了第一辆快车。在车上他把老列车员叫了过来,把两张10卢布的钞票放在小台桌上,一张给列车员一张给司机,并向他们交代了需要在什么地方停车。老列车员一点也不吃惊,因为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总是爱惜时间的,便答应照办。快到傍晚了,但天气还热得厉害,托姆恰克一个人下了火车,走到车站的露天铁轨上,一个个脑袋从车窗里伸出来吃惊地瞧着他,红褐色的砾石上散发出一股股重油的甜甜的气味和颤动着的酷热混合在一起。
车房的阴凉处停着一辆敞篷轻便四轮马车,它停在那里等他已经整整一天了。很久前,托姆恰克就有了一辆弹簧、辐条、车轴都像普通四轮车的轿式马车,那不是“俄罗斯-波罗的海四轮轿式马车”,而是“麦谢捷斯”车,他有时出去做客时专门用它来摆阔气,而在别的时候他几乎只骑马,而去做客骑马就不自在了。他到教堂和车站去,在那儿人们都瞧着他——他也乘轿式马车。马车夫忽然想起来,便跑去接主人的小旅行箱,之后给几匹在被马蝇叮咬的马戴上笼头。
儿子没有来。迎接他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一个不认识的龟崽子。
车站站长出来要跟托姆恰克握手,但过铁轨而迟到了:敞篷轻便四轮马车已经开走了,托姆恰克像往常一样来去匆匆,何况这一趟出门已经耽误了3天时间,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做的事使得他浑身难受。他一检查,现在正是事情最多的时候,哪件事不及时做,就要给耽误的。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心里在想着事情——哪些是跟前的,哪些是没有做的,哪些是没有检查的,哪些困难是被忽略的。还有,儿子没有来迎接他,他心里又是满腔激愤。
在左边不远处,也就不到一俄里的地方,在扬起的尘雾般的谷糠中,他看见了第一辆脱谷机。他本来应该叫马车往那边驶去,但他坐的是敞篷轻便四轮马车,不能把人们逗得笑起来,他得赶紧换上衣服,改坐另一辆马车到那边去。
他在想着几件事:脱谷的事;应该把石碳酸运到卢克杨诺夫的几个庄园里去;细毛绵羊该第二次剪毛了;是不是该掰玉米并把玉米收到新的仓库里去了,上百万普特[1]的玉米还需要开窗通风(所有窗板都要打开来通风,下雨时又得严实地关起来,这是德国垦殖者保管粮食的办法,要是粮食储存得好,就可以赚大笔的钱)。
托姆恰克向德国垦殖者学到了许多办法,这一直使他赚了大钱。他非常尊敬德国人,并且认为同德国打仗是件愚蠢的事,就像在特别快车的头等车厢里拿棍子跟阿法纳西·卡尔片科打架似的,仅仅是因为对方管他的未婚妻——托姆恰克的大女儿——一个傻乎乎的女人。她本来就傻乎乎的嘛,从中学四年级给拽了出来,准备把她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实实在在的人才羞于为此而打架呢。相反,整个俄国都应该向德国学习经营管理才对。现在,当俄国的小麦灌满浆的年景里,才不应当打仗呢!3个皇帝应该给奥地利皇太子作安魂祈祷,并为追荐他的亡灵喝伏特加酒呢!
而且,他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叫他的儿子去参加战争,也没有理由叫他所自由雇用的工匠们和哥萨克们去参加战争,他们在忠实地为他干活,保卫他的田庄和金库免遭强盗洗劫。
他叫所有想避免参加战争的人和带着新消息回来的人不去参加战争。如果他的儿子带领他们到车站上来迎接他,那么这是对父亲的最大尊敬,大家在一起会感到非常高兴。
人们坐在大门口的白石头圆柱旁等着主人:两个哥萨克、一个矮矮的司机、一个园艺师和罗曼的司机——仆人的哥哥。托姆恰克叫敞篷轻便四轮马车停下来,他自己直直地站起来,在大家的簇拥下热情地说道,他欠他们的情,多于他们欠他的:
“那就是这样,小伙子们。请你们告诉其他的人,好好地干吧,为主基督点燃一支好蜡烛吧!”
在他们的一片感激声中,车子起动了。马蹄在林阴道的石板上,之后在大院里的石板上发出“嗒嗒”的响声——但是从顶层窗户探出头来看的只有母亲,儿子没有探出头来。
车夫赶着车绕了一圈,驶到了台阶前。托姆恰克从车上下来,很快进了屋子。现在,他已经不想跟儿子见面了。
新的结实的楼梯上,没有一块板子在他的脚底下发出嘎嘎声,56岁的他,上楼就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在顶楼的过道里,他的妻子伸出两只期待和纤弱的手,侧着身子等着他。
“怎么样,他爹?”她用非常低的声音问道。
他轻轻地亲了一下妻子的额头,便默默地向寝室走去了。她跟在他后面。
叶夫多基娅已经不干农活了,她患了痛风和其他十几种疾病,病越多,她就越需要治疗。但是那些医生很叫人失望!托姆恰克已经不叫医生到他这儿来了,他非常清楚所有那些医生是怎样给自己治病的。他们先是买一些泥疗的桶,叫女护士到田庄来给女主人做泥浴,然后又说她还要到叶伊斯克、戈利亚切沃德斯克、叶先图基去治疗,而去那里只能穿带花边的连衣裙和坐轻便马车,结果弄得她的病痛更厉害了。
但是现在叶夫多基娅在她的寝室里走动还灵活,当她丈夫在神圣的屋角做祷告的时候,她在他周围走来走去,照顾着他。她心里想着他,几乎不问他什么,只是看着他那长满胡子的、鼻子大大的、眉毛浓浓的脸,就像看着先知依利亚似的:他会不会叫她伤心呢?
托姆恰克不想说话,张罗了一下,把东西拿来,他要在沙发上睡一觉,不要叫醒他。他想,到干草原上去一趟才好呢,可这话他跟谁也不说。他看到,那老妇人是多么痛苦,他可怜她,他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
“军事首长发誓要给予免服兵役证。”
叶夫多基娅身子很弱,发着烧,她转过身去,对着主圣像祈祷:
“光荣啊,圣母!光荣啊,圣母!圣母听见我的祷告了。”
“不,不。”扎哈尔皱了皱眉头说,摘下帽子,脱下风衣,“圣母还在别处。我得稍许涂点油,免得喳喳响。”
说着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但随即机警地转过身来,把正要走出去的她叫住,从浓眉下射出一道火辣辣的视线,说道:
“你要到哪儿去?不要去!魔鬼会把他抓起来的,让他自作自受。”他那被风吹得发红的手握成拳头,黑黑的静脉一条条凸显出来。他挥了挥手,“如果他想要知道,他会自己来的。”
“我不是去罗曼那儿,”感到幸福的叶夫多基娅撒谎说,“说吧,我要给你什么?”
“什么也不要。我要喝点芳香酊剂,要到草原上去一趟。”他脱掉了西装,只穿一件内衣。
自从他不久前在莫斯科喝了一次火红色的里加芳香酊以后,就喜欢上了这种饮料。在食堂里他有一瓦罐这种饮料,寝室里还有一瓦罐。扎哈尔把它倒进一个小银杯里喝。
“再喝点素的红甜菜汤吧!”妻子高兴地给他倒了一碗,“要不要热一下?”
“热什么?放的豆油还是葵花籽油?来碗凉的吧!”随即又大声补充一句:“派人到谢缅去,给那个哥萨克送个信,叫他赶快准备一辆轻便马车。”
扎哈尔的寝室在妻子寝室后面,没有单独的门通到外面。“这样一来,什么穿堂风也不会有了。”他说。他在草原上奔波,不管什么天气,下雨也好天冷也罢,都无所谓,但在家里他却怕穿堂风,喜欢睡得热热乎乎的。他在这里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按乡下的办法用瓷砖砌了张大炕,通过炉灶加热,冬天他就睡在炕上。他还在墙上镶了个大保险柜,可以随时存放钱或取钱。在这里托姆恰克还放着好几本账簿,但他从不让一个工作人员到这里来,他也很少炫耀账簿上的数字——他不是钱的奴隶,而是钱的主人。他不重视死的钱,从土地里,从牲口身上,从建筑物上,都能生出钱来;像所有得到金子的人一样,像所有工作人员一样,托姆恰克家的人身上不带金子——金币很容易从口袋里掉出去的。他们把金子存在银行里,宁愿得到些许利息,并且宁愿从银行领取纸币代替沉重的金币。
但是,扎哈尔·托姆恰克在事务所里从来不坐下来查账目、查钱,除了需要在那里决定什么事情以外,他在那里从不多耽搁时间。他把全部心思放在草原上,放在那些机器上,放在那大群大群的羊和牲口棚上,那里才需要照顾,需要管理。他的事业的全部成就在于,怎样把广阔的草原划成一方块一方块的防风垦殖地;怎样按轮作体系轮番种植小麦、玉米、向日葵、苜蓿、驴豆,使其一年一年长得更茁壮,更丰收;怎样把所有母牛换成产三桶奶的德国母牛;怎样一次杀40头公猪并叫一个德国移民将其制成不比罗斯托夫的艾坚巴赫店差的火腿和香肠;而最主要的是,怎样剪出堆积如山的羊毛并将其包装起来。
托姆恰克总是亲自监督自己田庄的大批大批谷物、羊毛或肉类装上火车或畜力车,往远方运去。眼看着他要卖给人们这么大批的、沉重的物品,对他来说简直是在过最大的节日。他有时还喜欢这样自吹自擂:“我在养活俄国。”他也最喜欢听这样的话。
在妻子去做红甜菜汤的时候,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换上了亚麻布制服,穿上了一双软靴底的鞋子。他本来想用牧羊人用的那种高碗立刻喝它四分之一碗漂着猪油的羊羔肉红汤,可是要过圣母升天节,只好叹口气吃小麦面包了。他用手把它压了压,用一把长长的厨刀把它切成一条一条吃起来,同时胡子垂下来喝着一大钵浓浓的素的冷红甜菜汤。
妻子站在他对面,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肥胖的肚子上,看着他吃东西。
他赶紧吃完,准备坐轻便马车到草原上去,但儿媳妇敲了敲门,进来了。
“怎么样?你跟罗曼说了吗?”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警觉起来,就像一条狗争食似的叫喊道。
“没有,没有呢,”妻子抱歉地安慰他说,“只有伊拉。没关系,是吧?”
伊琳娜高昂着梳着高高的漂亮发髻的头,像往常一样毫无歉意地走了进来。这一天她从仆人那儿打听到,她的丈夫在那边卧室里没有死:他还吃了午饭,看了新出版的报纸。
在家里,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可以向所有人大喊大叫,大发雷霆——但对她却从来不这样,从第一天起她的举止就是这样的,并且感觉到了他的态度。不错,她从来不做违背他心意的事,甚至在家里不穿贵重的服装,不佩戴钻石,因为他不喜欢这样。她比任何人都善于猜度他话语的确切意义,说服他跟家人,跟别的田庄主处好关系。公公叹息说:“伊琳娜,你真是上帝的孩子!”并向她让步。在政策问题上他从来不听儿子和他的报纸的意见,可是却听他的儿媳妇的意见,把它看做“新时代”的声音。
“喂,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他用一块大餐巾擦擦胡子和嘴唇,吻了吻她凑过来的额头。但是没有叫她坐下来,也没有说别的亲密的话,而是拿过第二块切好的面包叭嗒叭嗒地吃着,嚼起来,生气地咽下去:“遗憾的是,我走了,把他留下来了。他可能要参加战争了……要是真要他参加战争,最好把他藏起来……”
伊琳娜明白公公的意思,仅仅让儿子免服兵役——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只有让工作人员也免服兵役,才能给人们以慰藉。
“爸爸,您怎么能够这么说呢?”
他继续吃他的东西,吃完了,他似乎在深深地吸几口空气,然后勃然大怒道:
“你告诉他,他最好先把自己的事干好,我的东西他休想打主意!我就要立遗嘱把它留给我的侄儿。因为……”起初他说话的语气并不那么坚决,但现在他脸上的表情坚定了,他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决定来,“……因为我马上要把克西妮娅从大学里接回来,把她嫁出去!”
“爸爸!爸爸!”伊琳娜表示反对,眉毛皱了起来。“您干吗生气呀!她正在读书,怎么能把她嫁出去呢?这是什么道理呀?”
常有这样的情况,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听到别的田庄主估计有误时说道:
“你知道,我要把情况弄得更清楚,要对我的农艺师提出明确要求。我希望能找到一个精通业务、吃苦耐劳的人,必须是自己人,而不是骗子手。”于是伊琳娜劝说罗曼把克谢妮娅送到农艺班学习,这样就会有自己的农艺师了,这是最简便的办法!……可现在托姆恰克眨着眉毛浓密的眼睛想着另外一件事:
“我的道理在这里,一年以后我会有一个外孙,5年以后就是一个继承人。”
他吃完了面包,在擦着脸。他的脸的下半部蒙上了一条毛巾,上半部感觉疼痛。
不仅几个娘儿们,就是扎哈尔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感到沮丧和慌乱。不是丢了钱,不是烧了房子——罗曼不是轻浮的人,但他干事业的主心骨受到了损害,他的心情受到了损害。他需要有继承人来忠心耿耿地继承他的事业,他需要继续打起精神来干事业。可为了这别人的粗活,他为什么要来干这一切,要把全部心思放进去?
伊琳娜提出了她的妇人的见解:
“您怎么能不征求她的意见就把她嫁出去?嫁给谁啊?”
托姆恰克站了起来。他那扎玻罗什人的巨大身躯立在苗条的伊琳娜旁边。
“她留在这儿嫁给谁呢?嫁给一个大学生?那个人要是以后去服苦役呢?我真是个傻瓜,叫她上学念书。她学会了所有异教徒的语言,连上帝都不信了。要是我有个像样的儿子,那么她上学念书念到40岁也行,人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咳,你老糊涂了!”他叫喊道,拿起一根轻巧的带钩的手杖,那钩由于经常挂在手腕子上而磨得很光滑了,“你没有给我再生一个儿子呀。”
“他爹,这是上帝的意志呀。”妻子叹了口气,她慈善的脸孔表现得很宁静。
“我不知道上帝的意志是什么……我只知道我需要什么。”
于是他迈着强有力的步伐走了,还听得到他走下楼梯的响声。
伊琳娜一向夸耀公公,说他就像她已故的父亲一样,他是人民生活的创造者,几十个人围绕他工作,靠他养活。他也了解自己的职责有多宽广,为了工作人员什么也不吝惜,不是小心地紧紧抱住财富不放,而实际上他也不多拿自己的财富去消费。看来,现实生活中的普通英雄就应该是这样的。
从童年起她们的向往就不一样。自9岁开始她内心深处就有一个英雄——纳塔尼埃利·布姆波,库珀的《雄鹰的眼睛》里的一位无所畏惧的崇高的战士。只有这样的英雄才配得上伊琳娜!可是她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英雄,或者类似的英雄。她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喜爱起射击来了,她常用女士手提包或者带三扇镜子的小箱子装一支勃朗宁手枪带在身边,壁毯上还用皮带挂一支英国女士猎枪——装霰弹或装小子弹的,能打穿2俄寸板子的那种猎枪。牲口院子后面两个柱子之间常挂一面亚麻布靶子,当田庄里有卫戍司令部的军官来做客的时候,伊琳娜便跟那些军官比赛射击,她一点也不比那些戴眼镜的家伙差。要是有一天她遇上了她的白马王子,她会完全配得上他的……
但是,他在哪里?为什么没有来?他现在有可能来吗?
再说,我们对真正的生活潮流又知道些什么呢?
总的说来,伊琳娜喜欢神秘的事物。她相信彼岸有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神秘地活动着,因此在建筑这幢屋子,修建这个花园时才会有哈雷彗星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
这里的一切没有向我们诉说,
我们要在彼岸生活中来理解……
她喜欢在星光下边漫步边幻想,还喜欢在日落的余晖下,在公园的最西边的林阴道上和公园相邻的几个葡萄园子里漫步;在夏日所有晴朗天气里的傍晚,金色的夕阳便让她漫步的身影从这公园旁边,从这幢房子旁边,从她的丈夫身边,从这个世界上突显出来,她全身沐浴在夕阳下,不惊动任何人。
而今天就有这样的夕照。她就想到那里去,随心所欲地漫步,就像身子腾空飞起了似的,就像不知他还有忧愁似的。
不过,要是她不去向罗曼说明一下,她的婆婆一定会急忙到他这儿来的。
再说,带着这么好的想法第一个到他那儿去也不是什么屈辱的事。带着这么个好的想法去找他,也就不必先请他原谅了。
伊琳娜没有用任何脚步声、咳嗽声、敲门声为她的到来打招呼,便轻轻地敲了敲门,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进门,她就沐浴在黄色和浅红色相混合的夕阳下:夕阳从公园的树顶间照射过来,经过凉台,经过玻璃窗照进了这间寝室,照进了在这面墙上的稍带红色的壁纸上,金黄和浅红色的罩布上,两张槭木双人床的微微发亮的青铜床柱上。
这里的光线足可以看书。他坐在一张低矮的深扶手椅上,背对着她,手里拿着一张摊开的报纸。他听到了声音,并且猜到是谁的脚步声,但是他没有转过身来。
他最终必须表示他在这里是如何受到所有人的欺负,但他性格是那么坚硬,没有说出来。
他就这么坐着,伊琳娜只能看到椅子上面他那半个黝黑无光的脑袋。
他那36岁就秃了顶的深深的秃鬓角,他那无遮无盖的光秃秃的头顶,一下子使伊琳娜的心软了下来,不让她再往前走的习惯力量一下子就消失了。
当他转过头来时,她以获得解放的步子朝他走过去,朝他那张混合着委屈、动摇、充满期望的脸走过去,那张脸是黝黑的,今天没有刮胡子,现在正避开夕照。
她以平稳的声音说道:
“一切都好,罗曼。爸爸说通了,他们答应了,叫我们放心。”
她已经走到了他跟前,他在后仰着头的情况下已来不及站起来,但是他握住了她的两只手,吻了起来,嘴里说着什么,气喘吁吁的。不是说争吵的事,也不是说他或她的不是,似乎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似的。
就像实际上没有他父亲似的,罗曼不提起他,不问他的情况,也没有表示要感谢他。
伊琳娜不敢向他转达父亲对他的指责和威胁。
伊琳娜的胳膊肘上面是裸露着的,罗曼吻着她胳膊肘上的几个肘窝和手腕子上干净细嫩粉红的皮肤,那皮肤上连一点点粉刺都没有。再往上绷紧的袖子就没有撸起来了。他又把她的身子转过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把头贴在她的乳房上。
她又一次从上往下细致地看了看他的秃头,上面只有几根短短的、干硬的、但很细弱的头发。她小心翼翼地吻了吻他的秃顶。
“我的秃夫。”
她把“秃头”和“丈夫”合成一个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很亲切的词——秃夫。他喜欢这个绰号。
他非常活跃、愉快地说着话,说了好多好多话。伊琳娜甚至没有完全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他答应她,在去美国(这是他早就想去的国家)之后,他们一起到任何一个最好的、最实际的、最理智的国家去,甚至在去美国之前去也可以,只要不打仗了就行。他们沿着她朝思暮想的路线去耶路撒冷,去巴勒斯坦,之后去意大利。
“再去看看巴黎怎么样?”伊琳娜问道。
“坐高速电梯上埃菲尔铁塔顶看看。”“我们在那里什么都能看见吧?”可是他害怕登高。“那么我一个人上去!”如果只她一个人上去,那么他爬也要爬上去。还有,去看看拿破仑墓怎么样?“我们干吗要去看拿破仑墓?我们是俄国人呀,那太抬举他了。”
“好,好。一切详细地来计划。”他答应道,他把她抱下了膝盖,揉起他的一支长长的香烟来,接着走到凉台上抽了起来。“亲爱的伊琳娜,你吩咐他们送些轻便的东西,比如说鸡雏之类的东西,到这儿来给我们当作晚餐。我们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睡觉。”
凉台上还很亮,可是寝室里的光线却越来越暗了,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但伊琳娜并没有把电灯拧亮。
她走到了寝室最里面没有窗子的地方。她不乐意地去把昏暗中屋角的一张宽敞的床上的非常沉重的覆盖物揭起来。她迟疑了一下,站了一下,抓住了揭起来的、非常沉重的一角……
在这样的帷幕后面,在这样的覆盖物后面,隐藏着出自人们日常经验的、出自他们一生许多经验的祝福和热情。这种热情正在造访年老的父亲,使他既不害怕世俗的非议,也不害怕上帝的审判,而不知羞耻地去博得高级僧侣的同情,其目的莫非只是为了和心爱的人儿结婚?……
伊琳娜对丈夫的怜悯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她开始对她自己过去那个别一夜,甚至对今天这疲乏但又自由的一天感到可惜了。要是把覆盖物揭起来,就会露出一眼竖井,一口干枯的井眼,在那个失眠的夜里她曾经仰卧在这井底,一颗心像被碾碎了似的,喉咙干得喊不出声来,又没有一根绳子可以攀着上去。白马王子也不会再来了。
罗曼糊里糊涂地读报纸已经读了好几个钟头了,只是现在才感到这些报纸有意思了。报纸换了又换,报纸上的字像脉搏似的跳动着。凉台上还没有黑下来,他走到地图前,看着自己插上的小旗子和边境线。
自从边境线由维也纳会议确定以来,普鲁士的残肢就好像提供给我们肢解似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碰它:俄国和德国从那时起就没有打过仗了……到达德国本土是还没有过的……你看,这只是边界划分的尝试。
腓特烈时代留下了一个古老的谚语:俄国人一贯打普鲁士人。
我们在进攻,我们的人在进攻!在最高统帅部的通报里没有指出军、师、旅的番号,不可能确切地弄清楚该往哪些地方插小旗子。而且那些小旗子别人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它们的多寡是罗曼自己想出来的,他是图方便而为之的,是不是又占领了9至12俄里的普鲁士土地,取决于他自己的理解。
得小心呀,别把地图弄坏了,他现在拔掉了所有小旗子上的大头钉。前进,前进两个白天的行程呀。
各个师前进!
[1]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