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章
克里沃舍因的三个儿子，战争一开始就都急着参了军，仿佛害怕为俄罗斯捐躯捐晚了。他父亲也常这样说：“还学啥，这种时候应该去抗敌了。”
两个大儿子从战争开始后就放弃了大学学业，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炮兵。从那时起，两人已各得一枚士兵的格奥尔基十字勋章，当时他们的军衔是少尉。
小儿子伊戈尔，一年前勉强等到中学毕业，就没再想上大学的事，而立即上了贵胄军官学校速成班，去年秋天就成了禁卫军骑炮兵的准尉，而后又经过在巴甫洛夫预备营的进修，很快就赶上了主要战事。
可就在临上前线时（他的命运与心灵已系于那里），伊戈尔也不能够在首都玩了——慌乱局面开始了。昨天晚上，在沃斯克列先斯基大街上一个好心的军士提醒他说在基罗奇路上军官正被杀害时，伊戈尔感到惊慌、窒闷，像受了侮辱一般：这是一种在新的处境中的新感受，他从未曾处于这种境况中。一年前当他还是个无忧无虑的中学生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没什么值得别人羡慕的。可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养成了军官的荣誉感，但这种荣誉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把他置于俄罗斯平民百姓的对立面上了。
回到家，他马上就从里特奇赫那里听到：他的下一届同学正焦急不安地等着参加新的、已经是国内的战争。
怎么办呢？这一切突如其来，他感到心中慌乱。可他的营队却平静地驻扎在帕甫洛夫斯克，没有叫他回营。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比前线更重要的了。
伊戈尔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此，昨天一整天和今天上午他都在家里闭门不出，只是从四楼向谢尔吉耶夫路望着：谁在街上走过，奇怪的人们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昨天，一群发狂的首批起义的沃伦团的士兵曾在那里游荡；后来，形形色色的人单独或三五成群地从那里走过；还有很多插着红旗或带有其他红色标志的汽车驶过，有的打枪有的则不打。这一切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主要街道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
躲躲藏藏不敢露面着实令人感到屈辱。不过，伊戈尔并不是害怕，他肯定要上街去参与点儿什么活动。他模糊地感觉到一种新的情况。可是，父亲严厉地制止他，说他什么也干不了，而且只能使自己遭到侮辱。（至于母亲，那就更不用说了！）换上便装出去？可是，他穿上这身军装，并不是为摆脱它而躲藏起来的啊。
正当所有的优秀分子、整个军队都在进行神圣的战争时，在彼得格勒却上演着这样的闹剧，这叫他心中充满了极大的厌恶。
伊戈尔从正房里出来，走进自己朝向院子的房间。从这里看不到街上那些令人气愤的情景。如果不是从区法院那边飘来焦煳味儿，还像是彼得格勒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呢！
突然，他听到砰砰的敲门声，不像是自家人敲的，还有用脚不停地踹门的声音，还有陌生人的说话声以及母亲那满含委屈不断提高的答话声。这时，伊戈尔仍然穿着制服，腰带上别着手枪奔了出来，急忙向那里冲去。他首先扫了一眼整个场面：好几名士兵军大衣扣子半系半开着，母亲站在一把椅子背后迎着他们。士兵们发现伊戈尔，喊道：“就是他！”
伊戈尔血往上涌，愤怒欲狂，难道他们是冲他来的？来找他的？
不知为什么，父亲没有出来。姑姑悄声说他送里特季赫去了。
母亲哽咽地数落着：“我——有两个儿子——在前线！而这一个——也要去！你们怎么不知羞？战争正在进行，可你们却闹暴动？这算什么呀？”
姑姑也厉声说着话。
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而且也没争辩。伊戈尔扫视一眼他们的面孔，突然感觉自己常有的那种对俄罗斯士兵的欣赏此刻消失了：取代勇敢精神、忍耐力和幽默感的是他们脸上那种蠢笨放肆、动物特性、令人厌恶的表情。其中一个强调说：“有人从这座楼打枪。人家告诉我们说你们家有军官，他不就是吗？”（这座楼里还真有人把这事说出去了！准是某个每天在楼道上见面都点头微笑的人。）
“准尉大人，请交出你的手枪！”
武器是军官的荣誉。它还没在战斗中使用过一次！难道要交出自己的荣誉？
不然就还击，就在这儿！他们可怖地站在这里，已经把刺刀朝向他。
细高挑的伊戈尔仰起头，脸色苍白。
母亲请求说：“伊戈尔，给他们！”
绝望和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完全不明白，怎么会搞成这样。
这些人穿着脏兮兮的皮靴，在地毡上踩着，还有一个闯进母亲的客厅和父亲的工作室，姑妈跟在他后面。另一个非军职人员，在这个客厅的椅子之间走来走去。椅子零零散散地放在摆着小饰物的茶几周围。他看了看那尊浅浮雕像“耶稣升天日”，讥讽地说：“你们的住宅简直是宫殿！”
还有一人抓起盛水的长颈瓶，起开塞子闻了闻，看看是不是酒。
尽管伊戈尔交出了手枪，可是情况并没好转，他们坚持要把他带走。
“不！”母亲挡着道，喊道，“你们会打死他的。”
那个非军职人员冷笑着说：“别担心，太太，我们不会的。”
这人属于稍微有点儿文化，却为人歹毒的那一类。他让母亲相信，把伊戈尔带去只是接受审查。伊戈尔穿上军大衣，没带军刀，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跟他们向楼梯走去。
一到外面，这伙人立即抛下了他，那个非军职人员吩咐一个呆头呆脑的年轻士兵，把伊戈尔带到杜马去交给总管。他自己则跟其他同伴顺着谢尔吉耶夫路走了。看得出，从伊戈尔进入这座楼，缴下武器，到被押走：对他们来说只是稍带做的一件事。
“带去交给总管！”——这就意味着要羁押，根本不是什么审查。
这一瞬间，伊戈尔的命运发生了多大变化啊！他从一个即将奔赴前线的自豪的军官，变成了一个在押犯，距押送者的刺刀只有两步之遥，卑躬屈节地走在路上，任围观者好奇地瞧着。
他尽量挺直身躯，昂起头，面目表情高傲，为的是让所有人看出他不是什么罪犯，他鄙视这种拘捕。
一个被捕的军官在马路上被人押着！这大概显得奇怪。因此，所有的过往行人都停下脚步观看。人们怀着惊奇和恐惧的心理，但没人咒骂，甚至还带有同情的口气说：
“大概是从顶楼上打枪了。”
“可能他是德国姓氏。”
瞧这处境！伊戈尔甚至不能够因为有这些同情的猜想去对这些人详细地谈谈，为自己辩解，说明这一切是如何偶然不幸地发生的，以便使自己得到保护。拘捕所造成的这般情形使他连随便谈谈都做不到。
妈妈该有多么难过呀！父亲回来会说什么呢？他也只能说些安慰话。
好在里特奇赫走了，但愿他们别把他抓住。
杜马大楼前，特别是小花园里拥挤不堪，他们好不容易绕过众多的汽车、摩托车，硬挤了出去。这里的人们对这个被捕的军官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只是他自己无法仔细地看这些人。
难道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个人群吗？可是，他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情景：许多人脸上显现出残忍和不明来由的激动，而这些都出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或者是塔夫里达宫附近欢乐的气氛中。仿佛从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阶级学的典型分子身上猛地撕下外皮，其残忍性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
于是，这里的情况令人恐惧起来，好像你不是来到自己的人民中间，而是到了另一个星球，在这里什么不测都可能发生。
宫里挤得一塌糊涂，令人大伤脑筋，押送兵完全束手无策：到哪里去找这个总管呢？被押解的人干脆自己打听起来，带起路来了。
他们终于冲了出来，但并不是向着总管所在的地方，而是来到一个人挤得满满的房间。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等待着，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看得出也是被押送来的。有的跟押送人在一起，有的则没押送人。一个什么委员会的人紧紧地围在一张桌子旁，也是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杜马的几名非军职官员一边询问着，一边在小纸片上记录着，记完了就杂乱地堆在一起，还有的纸片从桌上掉到地上。
这些人还好，有正常人的面孔，带有对人的关心和微笑，只是显得疲惫。
其中一个令人喜欢的人问伊戈尔：“您为什么被捕？”
伊戈尔到这时并没有软下来，他一路上憋足了气，到这时已忍无可忍，于是，干巴巴地尖着嗓子答道：“大概因为是德国姓，还因为有人从顶楼打枪。”
“那你究竟姓什么？”
“克里沃舍因。”
“请问，这哪里是德国姓？”那人微笑着问。
“跟从顶楼上开枪的人的姓一样吧。”
“您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亲戚吧？”
“儿子。”
“我的天啊！”
那人当即在小纸片上给他写了：业已经过国家杜马审查，不应逮捕。
伊戈尔再次穿过乱哄哄的人群来到外面，这时已经没有了押送兵（他没进门就不见了）。
可是，这短暂的拘捕仿佛使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在许多人的脸上他都看见了一种新生的赤裸裸的残酷，并且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我们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种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