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三章
虽然三个左翼演说家在塔夫里达宫门前的台阶上，以国家杜马的名义鼓动造反，但塔夫里达宫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情绪。几乎所有人，无论是那里的核心人物，还是立宪民主党人（极右派已经一阵风似的吹掉了），都不赞成起义。事情暂时过去了，三万群众没有来袭击。可是随时可能来的。
还有传闻说，政府的部队正从利捷因大街开往基罗奇街。这些部队也不可能安抚注定要解散但还没有解散的杜马——杜马竟允许它的人在台阶上发表不负责任的演说。
有几个代表最急不可耐了。一向独立不羁、求全责备的哥萨克卡拉乌洛夫，傲慢而放纵地大声要求召开杜马的正式会议，而不理会杜马是不是被解散了。持同样意见的还有那位从这群人中跳到那群人里、迄今为止不为人看重的布勃利科夫，这位进步党人现在火冒三丈，撅起他那尖尖的两撇黑胡子，瞪着两只火红的眼睛，喊道：“各位先生，你们害怕负责，对吧？但你们这样无限度地忍让、恭顺，你们就不怕无可挽回地丧失自己的尊严！必须向沙皇政府提出挑战呀！”
这正是那些极左派所希望的，他们刚才还以杜马的名义许下了诺言。克伦斯基发狂地指望得到某些新的特权，他对值班警官说，必须按电铃，把杜马的代表召集到大厅里来。但警官们不买他的账。
看，罗江科那颗硕大的头颅在叶卡捷琳娜大厅里露面了。他以刺耳的声音请杜马的所有代表到半圆形厅里去，出席局部会议。
半圆形厅在议会主厅后面，是塔夫里达宫朝向公园的突出部分，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厅。这里本来是召开一些个别性会议的地方，容纳不了杜马的全体代表，就算是300人出席，席位也不够，许多人还得站着。
到这里开会的这个绝妙的主意，是罗江科经过周密思考后在最后一刻提出来的。违抗皇上的旨意，非法召集被解散的杜马开会，他没有这样的勇气，他宣过誓，他是忠心耿耿的。但这并不妨碍代表们利用没有关门的地点开个别性的会议，个别人参加的会议，只是装装样地经过大厅。（而根本不开会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要求并期待开会。）
于是代表们鱼贯地进入了半圆形厅。看，他们又走在一起了，像一些落难的人一样，已经失去了自己原先的座位，紧紧地挤在一起，很不自在。多年以来，他们感觉自己是那么自由，那么坚强，可是在这里却像“柱头苦行僧”似的，立在同一幢建筑物里的墙边。他们甚至没有力量和时间来生政府的气，而突然碰在一起了，来听某个似乎是新的声音，似乎是某种巨大的东西开始倒塌时的声音，以及一种令人的听觉无法承受的声音。
属于不同政党的代表全都混合入座，事实上代表们各自的多年来那么坚定的观点也突然融合起来了。他们个人已经没有力量来做出自己的决定了，而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自在寻求支持。
一直指导四届杜马行使职权达11年之久的《杜马委托书》的各个条款，在代表们一进到这个厅里，突然间就拒绝为他们效劳了。所召开的既然是个别性会议，就不能像往常那样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前排桌子后坐上了各政党的头头，这样就不至于伤害任何政党了。尽管未必有哪一个政党真正知道现在该做什么。
不过，克伦斯基好像是知道的。他是不是以他有生俱来的敏锐嗅觉忽然间理解了目前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他威严地行动起来了。你看，他走过来了，坐在了主席的位置上，身板挺得直直的——他那挺直的派头特别引人注目——他的第六感突然听到了任何人听不到的声音——应着这声音，他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匆匆走了出去，没有向任何人做任何解释。他脑海里甚至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人们在这里开会，远远不如他现在出去办的那件事重要。
而罗江科几次似乎都扛着整个沉重的俄罗斯，可是，像这次这样沉重还是第一次，他这次感觉几乎不胜负荷。过去扛起来虽然沉重但还能在杜马的多数派和最高政权之间保持平衡，既能满足前者的愿望，又不惹恼后者。以前的担子虽然沉重，但还能分成几份来承担。而现在像是在漆黑一片的密林里，既没有了杜马，也没有了政府，什么也看不清楚，他这位主席要先于别人看出点儿什么，先于别人做出点儿什么，可是他又什么都无能为力。
他能够向杜马成员们说什么呢？说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吗？你们看，14天的骚乱今天已经变成了武装暴乱。情况已经特严重了。政府没有采取行动的任何迹象，它似乎压根儿就不存在了，尽管镇压暴乱是刻不容缓的。尽管他已竭尽全力，给皇上和各战线司令拍了电报，可是并没有得到皇上的回电。现在杜马的成员们必须讨论目前的局势和采取某些措施，尽管在不明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杜马没有根据发表肯定意见。要说这些吗？
这位主席并不抱希望，大家也犹豫不决。事实上，形势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谜。年轻的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出人意料地发言了。之所以说出人意料，因为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刻不应该由他出来发言，他的专门工作是在发出追击令时去追击和扼杀逃犯。就像在立宪民主党内部，当整个左翼向米柳科夫发起攻击时，他陷害了米柳科夫一样。为了摆脱这个几乎像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令人讨厌的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对他加以约束，米柳科夫举荐他做了杜马主席的助手。米柳科夫只是在立宪民主党内和中央才那样极端，而在杜马会议上发言却非常谦虚谨慎，只谈事务性的问题。甚至对右翼说来，他也以温和著称。他善于装出一副心地善良的样子，但时而现出他那忧郁的蓝色眼光。（在想象中，人民把这种忧郁理解成一个革命者的热情。）涅克拉索夫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多少有点儿蠢，米柳科夫不喜欢他。那么他现在能说什么呢？他毅然地站了起来，用握着的拳头撑在桌子上。他的建议是：应当立即把全部政权交给一位杜马信得过的强有力的将军。应该立刻到政府那里去，迫使它任命这样一位将军，赋予他镇压暴乱的全部独裁权力。他的建议里有一个弱点，他自己也明白，就是在附近还找不到一位杜马信得过的作战将军。但米柳科夫觉得，马尼科夫斯基（炮兵军需官）还勉强能胜任这一工作。
然而，涅克拉索夫不仅没有能给他的同事们以鼓舞，反而使他们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他的话讲得笨拙阴郁，没有热情呢？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左翼分子，却要求助于一位将军呢？
怎么到了这个地步，莫非他们的人一下子突然死光了不成？
这时，那个一直保持警觉状态的卡拉乌洛夫站出来发言了。早在去年十一月份，他就警告过杜马要提防第四条道路，即革命的道路。他一向能以捷列克河流域哥萨克侦察兵特有的机警捕捉到远处任何可疑的动静，并且不放过它。他用以前痛骂政府的那种尖刻语言骂起涅克拉索夫和杜马的其他昏聩的成员来：“怎么会这样？我们勇敢的话语都到哪儿去了？我们骂政府是傻瓜，是混蛋，甚至是叛徒，整整骂了一年，可是现在涅克拉索夫却建议去求这帮蠢家伙给予协助。他们这帮家伙躲到床底下去了，而我们还要躲藏到他们的背后去吗？不！这全都是混账话！我们应该自己起来做点儿什么！如果我们做不了，就活该被人家从这里撵出去！”
但是究竟要做什么——他没有想出来，所以他没有说。
会不会垮台，这一点现在还看不出来，新的可怕消息还没有传到这个有着巨大的半圆形的窗子的半圆形厅里，还没有传到这个被踩得肮脏了的塔夫里达花园里——杜马还在按习惯的程序开会，而且时间拖得很长。一会儿没有人发言，一会儿好几个人抢着发言，都是那些小党团的人。
慢性子的十月党人萨维奇做了长时间的发言，他也倾向于请求军事专政。但是微微发胖的进步党人勒热夫斯基无论如何不允许杜马做出这种道德败坏的事来，而认为杜马应该选出一个机构来直接和造反的部队以及暴乱的人民打交道。（但是，如果在这个机构选出之前，街上的群众闯到这儿来了呢？）但是，那个纠缠不休的奇赫伊泽——在杜马会议召开的日子里哪一天少得了他呢？——今天他像往常一样，照旧辱骂杜马，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胆小鬼——不过也可能比往常宽厚一些，因为那些事件已经使他走运了。
可是克伦斯基还是没有来，他不知钻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往往了解什么重要消息，能够采取补救办法和预防措施。这时，劳动者党团的宽前额、短脖子、一向不留情面的久宾斯基出来发言。他同样大骂杜马的资产阶级动摇性（大家都忘记了，这是个别性的会议）：如果它是人民的代表机构，像它所一贯标榜的那样，那么当人民行动起来的时候，它的天职就是自己也行动起来。它当然应该自己来恢复秩序——建立一个具有全权的委员会。
申加廖夫进行反驳说：还不知道人民会不会承认这样的委员会的权力。
大家觉得，米柳科夫本应先于所有代表发言，他代表的是最大的党团。但是，他一直拖延着，总是给别人让步，他似乎准备让那些从未在讲坛上发过言的默默无闻的代表们先发言，因为按议会的章程他们是没有机会发言的。他拖延着，还因为他在等待着某种局势的明朗化，非常不确定的事件明朗化。米柳科夫不偏爱激情，他是一个重数据、讲实际的人，他总是根据明确的前提条件，对数据进行分类组合，对事实进行验证之后，才做出判断，从中得出不容怀疑的综合结论。（为此他不仅是今天，而且一向都做笔记，记录所有发言人的意见。）而目前所发生的街头骚乱，情况还不明朗，各种势力的立场也还不明朗。他米柳科夫，作为一位最有权威的为各种势力所尊敬的最有理性的人，尚不能为杜马提出解决问题的中肯意见。如果深入考察一下事物的本质，那么事情可能是极其糟糕的：局势将无法控制，将发生不愿意看到的革命。那就没有向公众发表轰动效应的演说和像过去那样向政府发出“炮弹”施加压力的余地了。这次会议，大家好像是在胡乱摸索，听听别人的发言终归是有益的，便于概括出一些结论性意见。瞧，按程序到了必须发言的时候了，一定要保持外貌和意见的权威性，让任何人不至于怀疑他有一丁点儿惊慌失措。
原来，米柳科夫既不同意涅克拉索夫的意见，也不同意久宾斯基的意见。一般说来在他前面发言的人的意见，他都不同意，在他以后发言的人的意见，他也不可能同意。他说：“当然，请求政府委派一个军事独裁者，这是完全有失体面的。建立一个杜马委员会来实行专政，这也是不适宜的。杜马不可能掌握政权，因为代表先生们都牢牢记得，杜马是一个立法机构，因而，它不可能行使管理职能。这是从国家法的领域无可置疑地得出的结论……我们之所以不能夺取政权，甚至不能在这方面做出决定，还因为我们还不确切地知道动乱的范围有多大，也不知道地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及参加动乱的工人和社会团体的份额有多大。因此，现在无论如何还不是建立新的政权的时候。侧厅里发出的进入白厅和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的狂热呼声，这完全是在不负责任地制造更大的混乱。而最明智的办法，是暂时不通过任何决议，只是耐心地等待，等待……”
这时，克伦斯基突然闯进大厅来，戏剧性地表现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势。一闯进来就急匆匆地发起言来——在正常时候杜马里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的——人们在会议进行程序中撤去了一个一般党团领袖的发言（此人也平和地给他让步），赶忙让他发表意见。克伦斯基走出来讲话时，因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声音都颤抖起来了——他用颤抖的声音把自己的火热的思想急速地告诉听众：“先生们！我在不断地得到新的情报！不能拖延了——一刻也不能拖延！军队在骚动！一团一团的士兵在不断地走上街头！我要马上驱车到各团去！我要阻止他们——用我的信念来阻止！但是我需要知道，我以什么样的全权代表身份跟他们说话？我能不能说，国家杜马无条件地和他们在一起？国家杜马在领导着目前所发生的运动？”
他半合着双眼，声音颤抖地说着，几乎每说一个句子都强调地摇晃一下，接着又大大地张开眼皮，喷射出火热的词句。他跟杜马代表们交往已经许多年了——这个当初的小律师，说话像机关枪似的演说家——但他们还不了解他，还不知道他原来具有统帅的天才，还不了解他的力量和威风。现在，他的这些才华膨胀起来了，表现出来了，令人吃惊了。
但是，他希望从这个讲坛上得到的东西过于多了！莫非他想引导议会——去领导街头事件，把群众拢起来，去解放罪犯吗？
会上的人们依旧犹疑不定，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可以突然赋予克伦斯基以全权，让他跳进汽车里，驱车到各团去。
因被冷落而感受耻辱的米柳科夫又出来发言了。他轻蔑地否定了克伦斯基的建议，他认为，克伦斯基的这种出行说服不了任何人，也安慰不了任何人。而更正确的做法是——等待，再收集新的情报，然后采取决定性步骤。
辩论差一点儿就超越了常规，看来现在又能正常地长时间进行了。看来米柳科夫也应该结束他的发言了，克伦斯基体力上有点儿吃不消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如果这时不是杜马卫队长头发蓬乱、挎着拉断的枪带、大声喊着闯进来的话，不可想象克伦斯基是否还能控制自己。他这不是来保卫大家，而是请求大家保护他。他说他差一点儿被人打死了！他大喊大叫说，大门口发生了非常事件，人们都想冲进来，有人受伤了，有人查问他本人——他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呢，还是反对人民？
可敬的会议被弄得焦头乱额：人们想闯进来——直接闯到这儿来？那样一来，他们是一点儿保护都没有呀，甚至代表的不可侵犯性也不顶用！他们要进来——这是一种极可怕的形势。但是——克伦斯基采取一种毫不掩饰的求实的方法要从这个泥潭里拔出腿来，他连看会议主席都不看一眼，就飞奔而去了。
大家都相信，他们的克伦斯基很能干，他们的克伦斯基会把事情办好的。这稍稍使人们放心了，不过还是有很大的担心：他们该怎么办呢？能决定什么呢？好像时间都静止不动了。
在杜马里面曾有多少次戏剧性的局面，令人不解的沉默——继而从讲坛上又发出热烈的声音，倾吐他们对祖国的共同的爱，对人民所负的责任，他们内心的激动。可是这次，似乎他们的感情第一次受到了伤害！
在摧枯拉朽般的群众行动的压力下，辩论具有了另一种性质。尽管米柳科夫提出的等一等的建议有其合理性，但已经失败了。狂热的立宪民主党人阿杰莫夫狂热地反对自己党的领袖，说不能拖延时间了，杜马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应该庄严地采取行动。有人从厅中央反驳说，首先必须了解群众的意图：他们是继续维护国家杜马的神圣事业，还是干脆加以摧毁以利德国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他们就是人民，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他们就是贱民。而有人怀疑说，难道这样才能促进杜马行使某种权力？杜马这样才能自主地使用不同于其他权力机构的权力？罗江科神情暗淡、忧郁不安，再也不摆架子，压低声音请求各位演说家抓紧时间，加快讨论。（他自己不能做出决定，这次会议也妨碍他思考。）
最后，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们决定（如果这可以叫作决定的话）不通过表决，而是把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折中，不分彼此属于什么党派而要保持杜马的团结，以防止分裂。由杜马的代表建立一个委员会，事先不赋予这个委员会任何全权，以后视事件进程再赋予权力。既然不是杜马全体代表出席，他们就不能投票，也不能选举——那就让各党团领袖会议组成这个委员会吧。
在任何情况下，代表们都不得离开彼得格勒！这是全体代表对所有人的明确要求，以此来渡过目前的难关。
目前会议尽管存在分歧，但代表们彼此答应不离开塔夫里达宫。（但也有个别人偷偷离去。）各党团领袖会议在罗江科的办公室一个接一个地召开。
这时，克伦斯基在外面出色地应付着局面。他安排的沃伦团的两个站岗的士兵早就不在保卫塔夫里塔宫了，也找不到他们了，什么警卫都没有留下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断溜进塔夫里达宫来。这时，一个精明灵活的人挤到他跟前来，自我介绍是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士官克鲁格洛夫。他说，第四连的队伍在夺取莫斯科团军营之后已经开到这儿来了——他提议由他的人来担负塔夫里达宫的全部守卫工作。
到目前为止，警卫全是临时凑合起来的，这才是第一支有组织的队伍。这个下士看来是那样一种人，为了革命可以大义灭亲，他那高高额骨上的两眼射出坚决而严厉的目光。这样的人，不应让他自由发展，而要给他任务——这是克伦斯基一瞬间想到的——于是他立刻大声任命这个下士指挥塔夫里达宫所有的卫队。
克鲁格洛夫立刻安排四个士兵在台阶上站岗，并带领其他士兵去接管杜马电报室。
这时克伦斯基突然想到——他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这是怎么想出来的？或者是他听到了某地逮捕了一些部长？——他突然想到，该是逮捕那些可能妨碍这爆炸性事件进程的强有力的敌人的时候了。法国革命时期就是这样做的！应该找谁呢？要提示一下吗？派人去吗？
但他还没来得及想好逮捕谁，派谁去——这时就有四个带枪的工人同四个士兵，带着两个卸去武装、被吓坏了的年轻准尉到他这儿来了。原来是：在塔夫里达宫对面，在市自来水主水塔的旁边，有这两个准尉的岗哨，暴动的群众来到这里，要求撤去岗哨。但是两个准尉不同意撤去岗哨，拒绝交出武器，所以作为罪犯被他们押解到这儿来了。
克伦斯基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进入了他的革命角色。这是他一辈子都在准备担任的角色，一辈子都在想象的角色——他再次直了直腰，好像身子长高了一点儿似的，从台阶上伸出一只手，甚至稍稍往后仰了仰身子，下命令似的宣布说：“准尉先生们！我理解你们！但鉴于我们正经历的事件，我命令你们：按工人们的要求撤去岗哨！”
革命的特点是，不必下功夫弄清问题的各个方面，只要弄清重点就可以了！不容怀疑，城市的自来水现在也需要保护——可是碰上暴乱的工人提出那样的要求就另当别论了。在革命的时刻，谁能当机立断，谁就能取得胜利！
两个年轻的准尉哭诉着说，他们如果撤去岗哨，按法律就得被枪毙。
这时，克伦斯基充满了宽恕而庄重地命令：“我，国家杜马委员克伦斯基，为我的命令负责。我以我的生命担保，绝不会动你们一个指头！”
两个准尉软了下来，让步了。
而克伦斯基立刻就永远把他们忘在脑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