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天黑了，第二集团军在奥斯特罗连卡的二层楼司令部大楼的电灯亮起来了。大门和正门两边都有英姿勃勃的卫兵在站岗，还有两个巡逻兵在街上巡逻，他们一会儿隐蔽在树荫下，一会儿又走了出来。
这个司令部所指挥的这个集团军向敌人发动进攻已经一个星期了，但在这里没有骑兵来来往往，上马下马，没有马车的辚辚声、命令的吆喝声和你追我赶声。一到晚间，就像奥斯特罗连卡的其他地方一样，一切都安静下来，进入睡梦中。有的窗户里还亮着灯——那是老早就亮着了；有的窗户里漆黑一片——一直就没有亮灯，也同样鸦雀无声。没有战地双股电话线直接拉到司令部来，而是普通的城市电话线从电线杆上通到司令部。
司令部附近的街道没有禁止老百姓通行，一些穿着黑色、白色和花色衣服的波兰年轻人在人行道上散步。已经有许多波兰年轻小伙子从军了，波兰小姐们手拉着手在散步，有的跟俄国军官一块儿散步。白天热了一天，晚上也没有风，有些闷热。许多家开着窗户，远远地听得见放留声机放唱片的音乐声。
从一个街区的角落里驶出一辆小汽车，前灯亮着两束奇怪的白色亮光，摇曳着，隆隆地行驶在街道上，卷起一阵灰尘，在哨兵举手行礼下驶进司令部的大门。小汽车是敞篷的，里面坐着一个神情忧郁的小个子少将。
司令部附近还是一片寂静。一个天主教教士穿着教士长袍从街道上走了过去，几位过路的老爷深深地弯腰鞠躬或把帽子举在手上向他鞠躬表示欢迎，而在俄国谁也不向正教神父鞠躬问候的。
一辆出租马车载着两个军官驶到了司令部大门前。两个军官付了车夫钱，走下马车，进了大门。
他们中间年长一点的是位上校，在前厅他将一纸公文交给了值日军官。看来这份公文很重要，值日军官一只手轻轻按着腰侧的军刀，一边急匆匆往楼上跑去向参谋长报告。
这位肥胖的参谋长感到惊讶，惶恐起来，差一点没亲自去见前来的军官，接着改变主意，想在办公室接见他，后又改变主意，立刻踩着细碎的步子，急匆匆地向司令员萨姆索诺夫将军的房子走去了。
骑兵上将萨姆索诺夫多年一直在军队服役，他当过派任的顿河哥萨克军长官，当过土耳其斯坦总督和谢米列钦哥萨克首长，习惯于从容不迫地、通情达理地办事。他常劝下属说，应该效法造物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6天里理智地把一切事情办完，再用6天安安静静地睡觉，第七天悠闲地休息。第七天是安息日，这天是不做事的。
但是3个星期以来，这位55岁的将军常常发生不安的变化和惊恐的事件。无论平日还是星期日，他都无力处理事情，甚至连日子都记得混乱不堪，昨天晚上他才记起过了个星期日。一到夜里他就不眠地等待前线司令部的可能迟到的报告，并且不适时宜地发出自己的命令。他的脑子里总是乱哄哄的，严重妨碍他思考问题。
3个星期以前，萨姆索诺夫按圣旨被调离远亚边境地带一个管理部门，一下子就被调到了已经开始的欧战前线。很久以前，在日本战争之后他曾在这里的华沙军区当过参谋长；因为他曾担任过这样的职务，所以今天被调到这里任职。皇上对他这样信任，这本是很光荣的，也是他希望得到的最好的职位了。但现在他又非常不习惯这一职位，他有7年没有涉足野战工作了，一直在行政机关工作，而且此前在战斗中他连一个师都没有指挥过，可现在叫他一下子指挥一个集团军。
他早已忘记了，那是到东普鲁士场所用武，这几年谁也没有向他介绍过这里的作战计划，以及这些计划是怎样制定的和做过什么修改——现在一个电报就把他从克里米亚（他正在那里疗养）调来了，命令他火速完成不是他所制定、甚至他没有思考过的作战计划，要他必须指挥两个俄国集团军——一个从涅曼河的东岸，一个从纳雷夫河的南岸——同时进攻普鲁士，要誓死包围那里的敌军。
需要一个办事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新指挥员，首先一个人待下来，心情平静下来，对作战计划进行评估，研究作战地图——可无论如何又不给他多余时间。需要一个对自己的幕僚了若指掌的新指挥员，知道那些参谋和助手都有什么长处——但是在这方面也不给他什么优惠的时间，而且司令部本身的组成成分也是很糟糕的：华沙军区参谋长奥拉诺夫斯基已经转到西北战线去了，并且带走了参谋部的全部优秀人员。维尔诺军区指挥员伦南坎普夫转到第一集团军去了，也带走了他在参谋部多年一起工作的旧部下。而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在萨姆索诺夫到来之前就从各地派来了形形色色的军官，他们彼此不认识，不能协调工作。要是由萨姆索诺夫挑选，他根本不会要一个无精打采的参谋长，一个易动肝火的军需将军。可是，他们在他之前就已经调来了，在迎接他的到来。需要一个新的指挥员，他要检阅各个团，了解老的军官，看一看士兵们，在士兵中亮一亮相，让他们坚信人人都准备好了，在这之后才开始向异国运动，并注意保存战斗实力，逐渐把后备力量补充进来。但要是指挥员没有到位，光有军队又有什么用呢！这里只有属于华沙军区的三个军，其他的军队正在从很远的地方调过来。这些军队从动员到投入战斗需要29天，但是，在第十五天他们就得开始进攻，而且敌后工作也没有准备就绪——之所以要这样紧急行事，为的是拯救巴黎。没有一个军已经配备齐全，调集的骑兵也没有开到，步兵已提前用火车装运，但火车开往的方向不对（在装车的时候开往的地点作了变更，一些团在铁路上跟着跑了60俄里），全部军队分散驻扎在比整个比利时的面积还要大的地方。萨姆索诺夫正碰上军需卸货：军需库所储备的食品按预算不够野战部队吃7天，而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交通工具把它运到纵深地区去，只有左翼部队可以指望铁路运输，其余的部队只能依靠兽力运输。而兽力运输也处于不足的状态，不是两匹马拉一辆车，而是一匹马拉一辆车，城里的马又不适合在沙地行走，而且不知军事通信部门谁下的指示，第十三军的辎重在不到别洛斯托克就卸货了，以至于该军不得不用自己的车子载运，艰难地在沙漠上行走150俄里才运到边境地区。
无论如何不能耽搁时间了，情况十分紧迫，不断有电报来催促，全世界都应该看到俄国军团威严的一步。他们于8月2日出发，于6日正好抵达普列奥勃拉热尼耶，非常好的迹象，越过了俄国边界进入德国领土——可是没有见到敌军，俄军一天接一天地继续前进，还是没有找到敌军。只好浪费兵力在各渡口、桥头、小城留下一些战斗部队，因此一些次要师就没有能赶来增援第一线的几个师。
萨姆索诺夫的性格是勇敢而坚决的进攻，但不是疯狂的进攻。可什么战斗也没有发生，而在后方失调的情况下，运动的速度就成了最致命的事情。绝对必要的是，哪怕延缓一两天也好，使供给赶上来，让战斗部队休息一天，简单地熟悉一下环境，变得更坚定一些。手下的一帮人每天都向前线司令部报告：运动了七八天了，进入普鲁士已经三四天了，而这个国家坚壁清野，又能从哪里弄到吃的东西呀，连干草垛都给烧掉了。运输饲料和粮食——路程是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困难了，而且拿什么工具来运输呢，军队的干粮储备已经吃掉了三分之二。天气又热，又是在沙地上行军，各纵队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且还没有找到敌人！
前线总指挥日林斯基不断读着战报，从奥斯特连卡已经前进了100俄里，可还是什么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效果也没有收到，只是鹦鹉学舌似的呱啦呱啦叫：坚决地进攻！只要我们跑得快就能取得胜利！不然敌人会从我们身边跑掉的！
有一些极限萨姆索诺夫将军在意识里是不允许自己超越的。他没敢提皇上的名字，从而也没有提到最高统帅的旨意。他也没有敢肆意解释俄国的最高利益。他是这样解释最高统帅的指示的：因为首先是向我们宣战的，法国作为盟国很快向我们提供了支援，我们按盟国的义务必须尽可能快地进攻东普鲁士。对这一指示萨姆索诺夫不敢有所怀疑，但他对指示中关于进攻解释得“平静而有节制”——如果发生了别的什么情况，那就可以归咎于前线司令部，而且他也了解日林斯基其人，他的傲慢、冷漠、多刺。前线司令部的一些人对萨姆索诺夫提出的前进方案表示怀疑，如果说不是嘲笑的话。他埋怨日林斯基怠慢。来自日林斯基指责的电报和叫声一天一天使萨姆索诺夫大为恼火——他不能保持平和和不予谴责。为什么要把最高首脑不承认实际局势的固执叫做意志力呢？下属报告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为什么反而叫做缺乏意志力呢？
战线总指挥的全部任务就在于：使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协调一致，而不是和别的部队协调一致。这对一个人数众多的司令部来说不是难于做到的事，不需要它对各集团军指挥员的命令多加干预。头几天根本谈不上这种协调，不管从前线司令部那里，还是从地方上，或者从骑兵侦察方面，第二集团军在东普鲁士的土地上一点也感觉不到有右翼友邻的存在。甚至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发布给前线的命令和全俄国报刊都在颂扬第一集团军在贡宾嫩城下的胜利时，从南方开来的萨姆索诺夫的几个军不管在森林或湖泊地带都没有感到有从东开来的伦南坎普夫几个军的支援，甚至没有感到有他的人数众多的骑兵（他有5个骑兵师）的支援，也没有发现有从南向西溃退的德国人。整个俄国欢呼伦南坎普夫的胜利，唯独它在东普鲁士的友邻并没有从这一胜利中得到任何好处。
要是在另一种人力布置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可能完全是另一种面貌了。但是，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是有一种异己心脏的人，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愿意同别人商讨问题。过去年代里萨姆索诺夫跟他没有密切联系，只是现在他才在别洛托克和他相识。但在不充分的谈话中，在头几分钟里，他就明白了他跟这位将军谈话永远也不会有通情达理的结果。日林斯基跟他说话很不友好，不像跟一个武装部队的兄弟说话，他像是一个爱挑剔的赶牲口的人，而不是一位兄弟。他表现得什么都比别人知道得多，也不打算跟下属商量。在静静的办公室里，他讲起话来不必要地尖刻，甚至粗鲁地打断别人的话——想必是认为自己处于屈辱的地位，总共才指挥前线两个集团军中的一个。
可日林斯基不过是今年春天从总参谋部撤下来的，后来调到了华沙军区任职。大家以为会把萨姆索诺夫调到这里来任职，但因为他不懂法语而作罢，而在华沙任职需要懂法语。现在萨姆索诺夫感到遗憾的是：还不如去年春天到华沙军区工作好了——要那样的话，他对情况就掌握得多了，也更早地了解军事计划了。
坏人总是互相支持的，他们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此——日林斯基受到苏霍姆林诺夫的庇护。他还受到更高层人的庇护——他跟宫中的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公主亲近，这甚至使他可以不顾最高人物的看法而独立行事。但是，萨姆索诺夫所能依靠的却非常有限，他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他并不羡慕他们所有人的成就和晋升，不寻求和宫廷亲近，可是他忧郁的气质却深藏于心。俄国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所有这些表面闪闪发亮的滑头会不会被一阵风刮掉呢？到那时候你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吗？
即使他们爬得很高，不对事业造成损害，萨姆索诺夫也有更多的事情要去操心：接受、训练、领导第二集团军。但是人家还是找他的麻烦，人家还是破坏一切！萨姆索诺夫甚至不能使集团军中各军的干部保持稳定状态：叫他指挥第一军，但是他没有权力调动它；叫他指挥近卫军，3天以后又收去指挥权（而且是偷偷地收去的，萨姆索诺夫好几天都认为这个军在按他的命令发动进攻，日林斯基事先没有告诉他，而是那个军的军长后来自己告诉他的）；叫他指挥西列利乌斯的第二十三步兵师——人家又把它调去作前线后备部队了；叫他指挥另一个步兵师，明金的那个步兵师——人家又把它调到诺沃格奥尔基耶夫斯克去；叫他指挥军里的炮兵——人家把它调到格罗诺去；叫他指挥军里的骑兵——又把它调到西南战线去。人家后来又突然想起把明金的那个师还给萨姆索诺夫，这个师不得不拼命地去赶上别的几个军。又把远远地钻进右面湖区不能动弹的第二军形式上归他指挥（萨姆索诺夫可以向它下达命令——不过要经由前线司令部）。昨天又来了电报：把第二军交给伦南坎普夫。现在调集了7个军了，3个半军名义上属萨姆索诺夫指挥！
要是这是有意义或者值得的话，那么他也会坦然地加以忍受。然而这一点儿也不值得。不管他是多么晚才到这里来的，不管他只有多么少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和了解多年来人们是怎么看待东普鲁士问题的，但是看到这个用来反对俄国的残肢，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必须把它紧紧地夹在腋下，而不是放在胳膊上啃咬。因此，最强有力的军队应该是南面的，在纳涅夫的集团军，即他的集团军，而不是东面的，伦南茨坎普夫的集团军。
但是，他和前线司令部之间有着很大的争论：应该怎样理解第二集团军的任务？应该朝哪个方向进攻？如果互相不理解，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都谈不清楚，那么通过电话又怎么能谈得清楚呢？就像用槌子捣不了鬼似的，日林斯基的计划的用意也叫人捉摸不透：说什么德国人会向伦南茨坎普夫压过来，向胸膛地带，向东压过来，向马祖里湖区压过来——就等着萨姆索诺夫抄他们的后路了。萨姆索诺夫最有利的进攻方向，为什么不是从东北斜插过去呢？日林斯基为第二集团军减轻了负担，把敌人的力量引到自己这边来——集团军所需要的右边来，然后再逐渐地往左挪动，以此策略击溃敌军。只要看一看地图，就会立刻明白，必须把集团军向极左的方向——在诺沃格奥尔基耶夫斯克-姆拉瓦铁路（整个进攻地区唯一的一条铁路）——附近铺开，即使德国人有十条铁路可利用也罢。怎么能把唯一一条铁路放在侧翼，而把整个集团军赶到没有道路的沙地和沼泽地上作战呢？！
但是，萨姆索诺夫已经来不及提出自己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了，他递上一条回应的纸条——是的，他应该从斜面进攻，只不过不是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所绘制的糟糕的斜面，不是向东北方向，而是向西北方向；不是徒劳地和伦南坎普夫相会合，而是把德国人兜到网里去，不让他们往维斯瓦河那边跑掉。
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不能让步了，除非要自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傻瓜，是小绳子牵着的玩偶。日林斯基每天送来的指示：向右斜插！萨姆索诺夫每天要求：向左斜插！在不放弃右翼的同时，他一步一步地往左拐过去，命令各军各师每过两三个村庄便往左拐一下。他们越过德国的国境线以后，第一天也好，第二天也好，第三天也好，都没有碰到任何德军，一声枪声也没有听到，也没有放一枪。日林斯基看出了自己的荒谬：说什么德国人停止反击伦南坎普夫，正等着背后挨袭击，他们密集在马祖里湖区的死角上，在伦南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之间的斜面上，耐心地等着给缝到口袋里去。萨姆索诺夫则非常明白，日林斯基在把他赶到无人的地区，德国人正从我们的钳子下跑掉，顺畅地往西方溜去，最后的希望是让我们的钳子把口张得大大的。
这样，他尽其所能为之，把他左边的螯往左倾斜过去，可是日林斯基没有拦住敌人，他掌握着右边的螯，而他的全部情绪和心思都放在争论上去了。这时几个军就像往前走“之”字形似的，由于那场主要的争论，他们的路线似乎变得漫长起来，脚老是迈错方向而耽误了不少时间。这许许多多俄里的路程把士兵们的脚都走得打起泡来了，走得磨出了趼子，萨姆索诺夫感到就像是自己的一双脚那么难受，盟国的关系也裂开了口子——他仍然不能不（尽管有所反对地）执行前线司令部的命令。
由于这场争论，战线扇面似的拉大了，三个半军稀疏地散布在70俄里的战线上，日林斯基还要萨姆索诺夫把兵力铺开再铺开，更令人气恼的是，硬说战线铺得长才是对的。
萨姆索诺夫接到命令总是非常平静地去执行。不过——这命令是毫无意义的吗？这命令——不是明摆着有损于祖国的吗？
他没有被授予总的指挥军队的任务，形式上是给了的——不，就是形式上最后也有许多细则的规定，稍有偏离人家就把缰绳拉得紧紧的。他没有指挥集团军的任何实际自由，他就像一匹戴着笼头的马一样。
为了弄清电报的不明之处，昨天萨姆索诺夫派了自己的军需将军菲利莫诺夫向日林斯基做口头解释，请求允许不作曲折地进攻，而直接指向北方，指向波罗的海，并且坚决地请求给予充分的权力来指挥最高首脑后备力量的左翼第一军，这个军不允许他调遣（关于这个军的命令萨姆索诺夫晚些时候才知道）。
军需将军走了之后，电报机响了，又打来了日林斯基的两个指令——一个是昨天的，一个是今天的。昨天的电报内容还是：不要动第一军，而其他的3个半军要用来确保右翼（你试试看吧，狗养的），坚决进攻，要做到那样的坚决，不晚于8月12日占领右面……要跟伦南坎普夫肩并肩战斗，要是伦南坎普夫真的在追赶德国人，就把他已经占领的那个城市拿过来，把德国人挤压出去，而不是包围。日林斯基训斥说，萨姆索诺夫的行动太慢了，他的命令下得不够快，行动不够坚决，在他面前只有少数敌人挡住道路，他没有及时把敌人逃跑的主力拦截住。
这里有一件事是明确无误的：萨姆索诺夫面前没有德国人（到昨天为止还没有）。但他们在哪里呢？这是个重要问题。没有摸着，没有看到，没有派出骑兵，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像所猜想的那样：德国人在哪里？集团军司令部确实不知道，前线司令部却保证说知道。
在个人的报告中菲利莫诺夫什么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他回来一小时之内前线司令部今天的指令，即8月11日的指令就到了：“我曾要您注意，现在更是绝对不赞成拉长战线，违反给您下达的指令把几个军撒开。”
不用说，这些电报指令是奥拉诺夫斯基拟写的——这个长着一双安详的大眼睛的、留着两撇胡子的、妄自尊大的、有洁癖的美男子。他拟写，日林斯基签署，他们就是这样互相配合的。
他们绝对不赞成萨姆索诺夫提出的哪怕左侧牵制阻止德国人的打算，他们坚持要萨姆索诺夫把整批整批德国人放走……
现在，菲利莫诺夫少将坐司令员的汽车回来了，他一分钟也不迟延，也来不及洗脸，只是检查了一下午餐能否送来大馅饼，就赶在参谋长前面，敲响了萨姆索诺夫的房门。听到允许进去的声音后他走了进去，见司令员赤脚坐在沙发上。菲利莫诺夫打了个立正，行了举手礼，便简短地不像是报告地说道：
“我回来了，亚历山大·瓦西里伊奇。”
他说话的表情无精打采。他站了一会儿，便坐了下来。
他留着普通士兵似的短发，因个子矮小影响晋升而感到痛苦，因此，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一坐下来就一只手放在军官制服穗带下，以此表现得有威望一些，可是总是失败时候居多。
司令员因为累得精疲力竭而半躺半坐在沙发上，他仰卧着，没有穿制服，两手抱着后脑勺，两脚高高地放在沙发的长圆形扶手上。他的圆圆的、大额头的、习惯于将军的体面的脸有三分之一被尚未花白的胡子遮住了，从来没有变得不好看，从来没有表现出气愤和不满。现在，他的两只大大的、安详的眼睛往进来的人的方向扫视了一下，但是他没有站起来。他似乎有点出乎意料，菲利莫诺夫带着什么情况回来了。
但是，他完全料到了！甚至在菲利莫诺夫不富于语调的声音里，“我回来了，亚历山大·瓦西里伊奇”这句无精打采的话也向他表明了一切。
司令员脑子里出现一阵别人听不见的嗡嗡声，他注视着高高的天花板，宽宽的额头还是那么圆圆的、平静的、光滑的，没有一丝皱纹；宽阔的脸上一双眼睛不眯缝着、不斜着看人；安详的厚嘴唇上面长着安静浓密的胡须——但他内心里却有一种无法支撑的摇晃感觉，这是不允许向任何人承认的，它也叫司令员感到担忧。没有一个想法是他完全考虑成熟的，像在健康的脑袋里必然会有成熟的、有把握的想法那样，没有一个已经打到电报带上的决定，是事先就完全成熟和定型了的。在服役38年后，带着自己的骠骑兵连参加土耳其战役时，萨姆索诺夫第一次感觉到，他不是事件中的一个活动家，而只是事件中的一个代表，而事件是在顺其自然地演变着。
菲利莫诺夫正好看到了司令员身上的这一切。如果他是司令员的话，他跟日林斯基就不会这样来谈话了，跟各军的指挥员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搞得这样紧张了。可是没有人给他这样的权力，他脖子上围着坚硬的竖领，用手指弹了一下军官制服肩上的穗带，看了看平躺着的司令员。
但是，菲利莫诺夫不知道，他去那边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逃跑的敌人最终被他们追上了，或者起码遭遇上了。早在昨天就遭遇上了，消息今天才传到，而特别令人满意的是，正是中央几个军的左翼（即第十五军）的左侧和敌人干上了，展开了战斗，又向右边发展！战斗很成功！把德国人撵到很远的地方了！
仅仅几小时之前，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年轻军官坐着汽车带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马尔托斯将军的报告，那场胜利被彻底弄明白了——这样，才第一次确定了萨姆索诺夫是正确的，他在那静静的荒野中正确地判断了德国人的动向。一小时以前，为了回答日林斯基的侮辱性的指令，萨姆索诺夫派人送去了自己的关于胜利的情报对他加以羞辱。在这份情报中他逐词逐句地引用了马尔托斯报告中关于切尔尼戈夫团的光荣事件的话：看到撤退的敌军部队，团长阿列克谢耶夫举着展开的旗子带领半连有特殊标志的士兵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很快他被刺死了，旗帜旁边又出现了白刃战，但是德国人的手没有能碰到旗帜。旗手三次受伤，一个中尉接过旗帜，他接着也牺牲了。夜间切尔尼戈夫连的士兵们悄悄地来到了中立地带，把那面旗帜、格奥尔基十字勋章和受伤的旗手带到了那儿，现在这面旗帜系在了哥萨克的长矛上。
萨姆索诺夫把这个情报送走之后，脱掉了靴子，躺到沙发上。现在再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感到如此轻松愉快了——但是，德国人从左边出现了！前线司令部蒙受了耻辱！
这就是为什么萨姆索诺夫仰着额头，望着天花板，不想听来自前线司令部的详细情况而不匆不忙地讲述自己的看法的缘故。
但是，他也应该知道带来的一切呀！菲利莫诺夫不仅不怜悯司令员，也没有把言辞变得温和一些，反而一本正经地说道：日林斯基要我逐词逐句向您传达，“你们不能作任何休息！你们的集团军运动得比我预料的要慢。而在没有敌人的地方看见了敌人——这是胆怯，可是我不允许萨姆索诺夫将军胆怯！”
萨姆索诺夫那张圆额头的脸，从胡须到花白的太阳穴，到头发向上向后梳的背头，顿时全都涨红了。他把一双脚放到了地板上，就像受伤了似的望着他的军需将军。那位军需将军心中暗骂：“活尸！”日林斯基的几个军官就曾这样来称呼他；可是萨姆索诺夫没有骂人，他感到呼吸困难，一激动他的气喘病又犯了。
他就像突然被挑起决斗而受了伤似的——可是，咳，这已经过去了，现在不管是按从属关系申诉，还是进行辩解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这个从幼年起就当骑兵，从土耳其军刀下、从日本枪弹下活过来的人，只有用在战场上的双倍勇敢来回击那位恶毒地欺辱他的人。在他面前低头是可耻的——可现在又不得不低头。
萨姆索诺夫大口喘着气，还没有来得及把平底软鞋穿上。
这时参谋长波斯托夫斯基走了进来。他的长相也是圆滚滚的（但没有萨姆索诺夫那样圆滚滚），这是一位有点萎靡不振、优柔寡断但很卖力的少将，有生以来还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多年来，他是从一个参谋部到另一个参谋部工作，由于受到特殊的委托，服役8年后就获得了将军头衔。波斯托夫斯基十分坚定不移地执行操典，及时收发指示、命令和情报。在军事服役中他只知道两件倒霉的事：一是在要求提供纸张的时候没有纸张，二是跟有影响的人物发生某种冲突。
现在他微微弯着腰走到司令员跟前，不知是瞧到了他的汗湿的前额呢，还是瞧到了他那双没有穿鞋子的脚，他毕恭毕敬地报告道：
“亚历山大·瓦西里伊奇！从大本营来了位上校，带着大公的一份文件。”
萨姆索诺夫醒悟过来，深思了一下。又来了一件倒霉事！他们已经在大公耳边吹气了？这又是日林斯基干的——把大公本人搬出来了？
“文件里说什么？”
“文件在他手头，我没有看。我不知道该按什么等级接待他。”
“拿过来念给我听。”
司令员阴沉地看了菲利莫诺夫一眼。
是的，菲利莫诺夫看到，馅饼已经放了好长时间了，他拿起来放在一边，然后走进去见司令员。
靴子和制服后面响起了叫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