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古奇科夫甚至已经感到厌烦了：不管他走到哪里，人们不是直接问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大转变，就是间接地暗示此事，或者连暗示都不敢，就试探性地瞟他几眼，就像面对一个知道自己秘密的人似的。他自己以前也不阻止流言的传播，而是会主动向大家说起这件事来，甚至当着妇女们的面说起来，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说。他说得越是轻松自在，就越是隐隐约约地想到国家会出现大转变。可是，话已经说过了，现在可得克制自己了。大家是那么希望国家出现大转变，甚至只是这么感觉也好，可是现在，一切都那么令人沮丧地给卡住了。
今天晚上，古奇科夫就是这样长时间地坐在科科夫佐夫那儿，而科科夫佐夫当然不敢直接问他什么，只是在话语中暗示他，自己再慢慢琢磨他的话。
总的来说，古奇科夫从退职的国务活动家那儿发现了这样一个特点：现在他们具有了从前他们在职时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巨大的决心和无情的判决精神。一向守纪律并且视野很窄的科科夫佐夫，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古奇科夫还在维特那儿看到了这种情况。然而，这种特点莫非是活动家们不可避免都具备的？古奇科夫向老人们学习他们的经验，锻炼自己的国务活动能力。他今天就曾很感兴趣地和科科夫佐夫待在一起。现在时间那么晚了，他才坐着小汽车，经过空旷的街道（那儿某些地方还有士兵们巡逻时点上的篝火），回到家里去。
他不止一次地发现那些最明确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它们或者要破产，或者要产生和预期相反的结果。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呢？
密谋？它仍然没有实现，什么结果也不会有，也没有确定什么日期能实现。这是难以理解的糊里糊涂的事，有着许许多多的可能性。你看，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了，而在涅瓦大街却开枪了，整整一个连的帕甫洛夫战士造反了。一个深渊张开了它的大口，它离得那么近，要把一切吞没掉。
密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这样急迫。可是一切都不顺利。
现在许多事情都要等克雷莫夫将军的到来，他在几天之内，不晚于三月中旬要到这儿来的。没有这位将军来协助，古奇科夫是应付不了的。
他满怀心事地回到家，他现在不想跟玛莎谈话，甚至不想见她。
汽车经过谢尔盖耶夫街，还没有开到沃斯克列先大街上他那角形的住宅前，他就叫司机把车停下来。他从车里出来，步行走到家门口，悄悄地沿着小楼梯登上了二楼，悄悄地拉开门，走进去，又把门关上了。
他又悄悄来到书房里。
他打开电灯——第一眼就看见了前面的斯托雷平的白色半身塑像。
他看了看斯托雷平冷酷无情的眼神。
看，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当机立断，从不把事情延误了而事后唠叨。
古奇科夫也希望自己能这样。他也想为了振作起来而为自己立个半身塑像。他想成为又一个斯托雷平。在实现这个愿望之后也准备像他那样结束事情。
他躺下来，把灯熄灭，但是一点儿也睡不着。
透过一面墙他感觉到了玛莎就在那边，甚至她要到这边来——他不希望她到这边来。隔着一堵墙她都影响他的思绪，使他困惑。
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到哪儿去——这婚姻都压得他难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他当初没想到？
从那次在春雨下共坐一辆轻便二轮马车，共用一件雨衣以来——有十年没有和她相见了，只是通过薇拉才又想起她来。薇拉随便说了几句半开玩笑的话，她说玛莎是那种为了他的幸福什么都能做到的女人。
在十年以后相遇时，玛莎坦诚的热情使他吃惊：她说她这十年来一直爱着他！她的生活中只有他！她在等着他！
这样直率的表白令他心情激动。的确，这是叫人感到惊讶的：从19岁到29岁她一直在爱着他，没有希望地等着他！要是践踏了这样的爱情——那是犯罪的。既然她等了他那么多年，那么他就要对她承担责任。而且古奇科夫的父亲也是喜欢她的。所有的亲戚也都喜欢她，大家都称赞她。（你不会马上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希望古奇科夫断绝和比他年纪大的妻子的旧情。）他已经快40岁了，什么时候能平静下来，甚至是心甘情愿地平静下来。关于这件事，他这样考虑：自己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安静下来吧。
他也是爱她的！那时候就在爱着！——可是失去了！的确令人感到惊奇：爱了十年，等了十年！这十年，她为了他的幸福付出了多少代价！
真正地说来，不应该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怀疑和不安，而应该为她感到不安：要知道，他是个不安静的家伙，任性的家伙，和他生活在一起，想必不是件快乐的事。可是事情就是这么偶然：一九〇三年春天，他们正打算结婚时，在马其顿举行的反土耳其的起义开始了，怎么能袖手旁观呢？那时他早就从德兰士瓦回来了，一条跛腿也早就好了——他内心隐隐作痛：要到马其顿去！
唉，她现在成了他头一件麻烦事情，头一件令人不自在的事情。他说，当那里在进行着人民的事业的时候，不这样是不行的，我要回去弥补我的过错。现在，我要劝说我的未婚妻，要得到她的允许，要向她说明。怎么会是这样：让她等了十年，为什么又要分开？在这最愉快的婚前几个月里——为什么这样，马其顿是怎么回事，竟要破坏即将举行的教堂婚礼，竟要破坏新娘就要享受的节日气氛——而他是怎么看她的？
唉，他这任性的人，他还没有养成为她着想的习惯，可是马其顿在流血啊！
他的意志第一次要崩溃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他知道，只能将婚礼延期——五月，六月，七月。玛丽娅·伊莉伊妮奇娜，亲爱的，不要谴责我，您知道——我很任性，我要是错过了这次战役，我是不能原谅自己的；我要是不到那儿去的话，我是不能活的！
她噘着嘴唇答应了他，他的离开会持续到八月末。他每到一个车站，都给她寄一张明信片，他还从亚德里亚波里给她寄了一枚铸有亚历山大·马其顿侧面像的金币，上面有这样的字样（你简直可以把它刻在石碑上）：“如果不是您，我就成了他。亚历山大。”（那还是在青年时代，当时你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并且事情是那么凑巧。而现在，假如生活叫你作呕，你真会在电报里写上：你千万不要给自己的侄子取名亚历山大！这个名字会给你周围的人和你自己带来不幸。）
那时，他由于同那固执的未婚妻周旋，差一点儿把事情给耽搁了。但他想到了这次出行，已经约好了和谢尔盖·特鲁别茨基的司机在轮船上相会。特鲁别茨基也是到希腊去，他带着一些大学生去考察古希腊、罗马文化。
一切都商定好了，你看，那就是司机。日期也定好了，不能更改了。
可是要知道，曾经有过戒条：弟弟康斯坦丁娶她的妹妹瓦尔瓦腊，现在按照宗教教规，古奇科夫兄弟中的某人是被禁止和济洛姬某姐妹结婚的。
所有这些戒条在有文化的人们中早就遭到了嘲笑，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晚许多时候：爷爷是对的，只有古老信徒派教徒还保留着稳固的家庭。在整个知识界，家庭是四分五裂的，孩子们无所适从。）
顺便说一下，起初是不走运的。要在十月份到伊马特拉做结婚旅行——可是冷雨绵绵，他们只得毫无乐趣地待在旅馆里。而那个冬天，连家都没有来得及安顿好——就爆发了日俄战争。
“亲爱的玛莎，我怎么能不去呢？”
“是的，你已经习惯了，但是你有做丈夫的义务啊。有时候你也应该用我的观点看看问题。而我呢？——又得到兹纳缅卡去，到我父母家去？多丢脸啊，好像我没有结婚似的，什么变化都没有似的。”
“你——会有儿子，古奇科夫！”
“噢，我不是抱怨，你别那么想！”
俄国最重要的几年——一九〇四、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过去了，古奇科夫感觉到，他是为这几年而生的，适合于在这几年进行活动。但过去的那种运动的自由和决定的自由已不复存在了。而玛莎怎样了？玛莎在什么地方？她一向不满意，现在又会不满意，怎样才能使她心平气和呢？我在皮夹子里随身带着她的相片。在折叠帐篷里，在火车包厢里，在旅店房间里，我几十次地把它拿出来放在我面前，习惯地眷恋起她来，想起我是个结了婚的人。
他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一个念头：要是把她看作志同道合者，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这样来向她解释自己的行动，事情就会变得轻松一些啊，俄国的妻子常常是这样的啊：“你看：社会上对日俄战争的蔑视态度为什么使人感到那么痛苦。你看：搞协商的杜马的、全俄缙绅会议的俄罗斯不慌忙乱走道路——似乎是要以此说服皇上。你看：皇上和皇后的接见使人产生多么深刻的印象。第一届杜马压抑不住愤怒——这不关我们的事。我知道，你因为我可能决定进斯托雷平的办公室而要生我的气，但我会想方设法说服你。要是一个部的倒霉事儿真要落在我头上，我会竭力事先到兹纳缅卡去看你的。”
“萨莎，管理那么一个部——为什么是倒霉的事儿？我完全赞成你的看法！我准备和你分担由此而产生的艰辛！我准备把你圈子里的人，把你的志同道合者团结起来！”
“你明白了？你明白了，你在分担我的忧愁！哦，这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在极力维护我们的家庭生活啊。但是我不想进部里。不过我支持斯托雷平式的对恐怖手段的防护。整个士官生群体突然冲着我而来，诽谤我，损害我。我的视野暗淡了。”
“真叫人发愁！怎么会这样？我还想当上流社会的太太呢。”
“亲爱的玛莎，你对我的事业的同情使我十分感动。但‘上流社会的太太’和我的关于妻子和母亲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还有什么东西比忠诚的家庭女友的命运更崇高、更甜蜜呢？”
“家庭女友——好奇怪的论调啊！我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整个艺术世界了？！你想在我身上找到另一个光耀夺目的世界，而你却把我关在兹纳缅卡生孩子，抚育孩子，你已经不再需要赞赏我了。”
可难道？他在什么时候这样承诺过——赞赏？他是说——分享生活道路的甘苦。是需要这样。（而没有她，在运动中——会更轻松些！）
从一个姑娘到妻子，对生活的理解变化很快，在生活中的地位变化也很快。你想方设法向她解释自己面临的处境与困难，为什么不能走一条有利可图的道路，而必须把自己置于打击之下——你得到的却是某些不满意的答案，就突然性来说，就不相适合来说，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当心灵想要交谈时——他就坐下来给别人写信。而她在农村生活中奔忙，因为没有人可以交谈和会见而感到痛苦。上流社会的太太？唉，赶紧！偏听是相信不得的：已经不是年轻人了，看来早就不大在乎了。快到40岁的人了，做过多少事情——因此，看来不会让自己的家庭生活奢侈起来吧？
但洁白的婚纱一年两年就变黑了，对于女人来说有那么多不如意和不幸。
少女的爱情在十年的期待中悄悄地溜到哪儿去了？
他们是不会再彼此理解了。她时常爆发出对他的不满。他已经害怕问她什么了：他的每一个问题都会碰到她的敌视。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指望了：他对她已经失去兴趣了。
随着廖娃和维拉（特别受宠爱的人儿，为了纪念另一个维拉而取这个名字）迈出的头几步，父母的联盟已经摇摇欲坠了。当他突然接到玛莎的一封愉快而轻松的信时，他是多么的高兴：“啊，亲爱的，我要是能使你一辈子都这么高兴就好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准备向你多方面忏悔我的过错。”
可是他的回信却糟糕透了，他们的关系就像一只新的打碎了的盘子。多么痛苦啊！这痛苦是闻所未闻的！
“这可怎么办呢？亲爱的，你撑着站起来吧！我在战斗中已弄得百孔千疮了，力量耗尽了，可是却得不到你的支持。”
“你喊吧——人家会听得清楚些，会明白过来。”在这疲倦的时刻，但愿上帝不要召唤她去做简单的相互怜悯——这微弱的声音很难达到她的耳际。温和地劝说她是根本不顶用的。现在，她在任性中一阵一阵地发作，管这叫作她的“直觉”。她一会儿声音很大，一会儿说话不知深浅，不负责任，废话连篇，急不可耐，像火山爆发一样。客人们纷纷聚集到客厅里，餐厅里的餐桌已经铺上午宴的桌布——玛莎却用大声的絮语向丈夫演出了嫉妒的一幕。这时古奇科夫心里狂乱却表情镇定地看着她的眼睛，开始拽铺好的桌布。桌上的东西掉了下来，玛莎醒悟过来了，女仆跑过来收拾桌子，把桌子擦干净。
在那种成熟的年龄结婚——可是前途未卜，是这样吧？在这大家聚集一起的时刻，我们的眼睛往哪儿放啊？——你就看吧，这是多么毫无疑义的状况，以后还会是多么令人不安的情况！他会落到什么地步了？他一生都要被捆绑在这个女人身上了吧？当你把自己的全部辨别、判断和决定的才能都交给社会斗争、战争、漫游的时候，全部热情都投向那里的时候，你对离你一俄尺之遥的东西已变得熟视无睹了，面对另外的环境已变得孤立无援了。你越是习惯于在大事上毫无错误地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你就越会盲目地在这种小事上犯错误，而这种小事，这种无足轻重的、附带的、全然不是社会性的错误，就足以在短期内削弱你的力量，捆住你的手脚，消耗你的精力，把你埋葬掉。
他看着她的脸，一种没有感情、没有爱情的残酷表情向他逼过来，而他过去怎么就没有发现呢？那是一种一看而知的、铁面无情的表情。
看看她年轻时的照片，那上面就有这种表情啊：龇牙咧嘴的、奇怪的、冷冰冰的微笑，裸露的上牙床总是那么毫无生气。可是过去就没有发现，他现在在仔细地观察着。
过去是因为事业而分离，现在却因为彼此的疏远而离别。妻子——在兹纳缅卡，古奇科夫——在无人照管的彼得格勒寓所里，一个很糟糕的厨师给他做饭，他或者干脆在饭馆吃饭。或者是：孩子们和一个家庭女教师在这儿，而玛莎则在莫斯科。他们要是会面的话，比通信还糟糕：彼此指责对方的过错，责骂对方，互相欺骗。阿姨不赞同玛丽娅·伊莉伊妮奇娜的做法，称赞古奇科夫是“许许多多人所喜欢的一个人”，很快就使小维拉相信，她爸爸有“200个私生子女”。他们只要在一个屋檐下相会，他积累下来的充沛精力，加快的行动速度，就会泄气，就会黯然失色。马上就会是：怎样尽快分手才好呀？还得在一起待多少天呀？在婚姻中有不比他们更凑合的一对吗？他们分离了，这时写的信比相遇时更糟糕了：最陌生的不相干的人也不会像这婚姻不成功的人那样，备受折磨地给对方写信。金钱、物品、衣服一概不提，信的末尾连一个形式上的“吻你”都没有，剩下的只是关心孩子们。只问他们的情况。什么在你不在的时候，孩子们变得更加亲切了，更加依赖我啦；什么告诉女儿，我经常想她啦。（对小维拉来说，保留这些材料正是为了让她有一天认识父亲。）一会儿为了聘家庭女教师而争吵，能不能不聘外国人呀？学习语言固然是需要的，但古奇科夫认为经常性的母语的影响更为重要。为什么要让每一个小孩听传统音乐呢？一会儿是没有文化的阿姨给孩子们写了总结，而玛丽娅·伊莉伊妮奇娜跟她在一起却不写。一会儿是他亲自带孩子们到涅瓦大街看庆祝罗曼诺夫皇朝的各种陈设。孩子们都操心自己的事，这是可以忍耐的：他把小狗吉姆的一半以分期付款形式卖给了维拉，直到她14岁时，他们讲了很长时间的价钱。孩子们睁开了眼睛：为什么爸爸和妈妈总是不在一起，能给他们幸福吗？
他们的确是不和睦的一对儿：她感情多变，性格复杂，这对于男人来说是特别难受的。女人——感情就是多变，她们好绕来绕去，进两步退三步，反反复复，脑海中不时掠过虚幻的希望。似乎感情已经被砍断了，只有几个肌腱还相连，可是突然间又组合起来了，又愈合了，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他开始相信了。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温柔地拥抱她！爱她！他们相吻起来。他们期待着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如果有洞察力的女士从旁观察，会发现他们的关系又垮了——情况又大不相同了！）但早在维拉出生之前就清楚了：一切——都是错误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应该分手才是。
不能离婚——为了孩子们，也因为古奇科夫的特殊情况，是不能离婚的：玛莎这样劝说他，整个俄国都盯着他们，他要是和她离婚，人们不会饶恕他的。但是，既然对方在他的内心里已经没有一点儿位置了，那就只好悄悄地分离，不失体面地结束这种让彼此都痛苦不堪的局面。“你是怎样毫不珍惜地破坏了我们的整个生活的？你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呢？我指望和你一起生活，可是你却把我推到了生存的边缘！你不会，也不想点亮感情的一个角落，来照亮我受苦的心灵，头几年，我虽然受苦，却心里感到幸福，感到鼓舞，但是现在呢？”
“然而，什么时候他们是抱赞许态度的呢？那时你为什么不说他们抱赞许态度呢？而且你怎么打横炮呢？”
受伤的心情让玛莎像死去了似的。这种浪漫主义激情还能支撑她吗？他和她的婚姻还有希望吗？在一九一〇年末，古奇科夫跟玛莎仔细地商量过这件事：对大家，对孩子们来说怎样做才是最好的？但她请求说：“不要翻老账了，让卡沃斯把画像画完吧，这是我的最后请求！（不管过去发生过、今后还会发生多少事情：我不会再有任何请求了，这——是我的最后请求了。）”
但玛莎好像很善于找到出路，即使在走投无路时她也能找到出路。当他流露出已竭尽可能，却已无法继续下去的心情时，玛莎第一次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古奇科夫在他们不和的六年里无论怎么劝说也没有能如愿以偿的事。她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处境。
“我认识到了，我是不值得你爱的。我把我们生活的破裂只归咎于你的说谎。我们的不和睦是我一手造成的。虽然那时我为自己找到了许多推脱责任的借口。”
而她还想在不和睦的状态下生活下去，指望他忠诚于她呢。
她好像在请求他的原谅，但马上又以难以觉察的狡辩重新尖刻地责备起他来，原来过错全在于他啊。她费尽口舌地说。当分离不可避免的时候，她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辞只能令他感到不舒服。
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但不知他们为什么还藕断丝连，甚至不知为什么他们还破天荒地约定：还要一起在家里迎接一九一二年。
但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最后时刻里，他又突然拔腿走了。
当然，他只能责怪自己了。不过——他也不能不走：“原谅我给你带来的痛苦吧。由于我个人的痛苦太多了，我对别人的痛苦有点儿无动于衷。只有孩子们是我们留下的一切了。”
“我们的关系在那个除夕之夜——似乎彻底破裂了，永远恢复不了了。”
“但是——不可言喻的是，我们手下，手指头下打的又是一些新的活结。家庭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不断地、无休止地掂量各种情况。可能，我和她在一起的思想准备还不够，还缺乏耐心，应该多一些信任，多用自己的事业来吸引她吧？”
他叫她和他一起到基辅参加斯托雷平纪念碑揭幕典礼：“要知道，你也是爱他的呀。”（或者——像爱我一样爱他的吧？）
生活的伴侣在谁身上能不留下痕迹呢？如果是别的一个温柔的、善解人意并事先给以满足的妻子，古奇科夫可能不会那样没有耐心吧？在和玛莎做斗争中，他往往超越了在反对一个女人时的界线。
失望、受挫折的心情，和疾病混杂在一起的心情延续着。一九一二年带给古奇科夫的是俄罗斯对他的不信任，是他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的失败。一九一三年十月党人暴动失败，一点儿也没有推动俄国向前。一九一四年遇上了不幸的战争。战争的头一批考验就是：落入罗金包围圈和做出自愿的决定——和伤员一起留下来，如果他们注定要被俘的话，就保护他们。
他那颗一向都关注大规模斗争的心又看到了各种规模的交易：我能够在那么微不足道的环境中挣扎吗？那里是什么东西那么严重地毒害我？
而重新体验了这种沉浮的心情之后，他又开始可怜起他那可怜的伴侣来，她从来没有对他要求什么，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委屈是多么微不足道，她多么可怜啊。他应该以男人的宽宏大量来可怜她、原谅她，也就是说，请求她的原谅。当世界发生那么大的震荡时，在巨大的旋风中，夫妻的小巢还能完整吗？在被包围的罗金那些桥头堡的轰轰炮声下，还可以有到俄国来的最后一个信使——生活中还可以有最后一封信，我的好人儿，原谅我吧，我一直在使你遭到不幸，我始终在想念我们的孩子们，衷心地爱着你，但是被包围并没有成为事实。古奇科夫甚至回到彼得格勒过家庭生活了。不过，还保留了一些不自知的什么东西？从那些罗兹笔记中能明白点儿什么吧？（他——有过失吗？）按非理性的法则，迈过所有彻底决裂的门槛，他们的家看起来又像一个体面的家庭了。在莫斯科，一些熟人碰到一起，问这个问那个的情况里，得到了回答。一位认识的将军写了个便条：“吻玛丽娅·伊莉伊妮奇娜的手！”从骑兵侦察分队来了信：“玛莎，我忘了带文件，忘了带鞋子，给我寄来吧。战争，许多事件，许多运动，一九一五年过去了，还好，没有令人窒息。（只是玛莎由于嫉妒在他的红十字医院奔来奔去，弄得一团糟，使古奇科夫十分难堪。）还会有多少磨难啊？疾病缠身多年——一会儿是脚痛，一会儿是手痛，一会儿是心脏病，一会儿是肝病——这些疾病一下子都来了，联合在一起了，一九一六年初死神已经离我不远了。”
看起来多么像罗兹包围圈。面对着经常的离别，自然而然又想妥协了，请求原谅了。
不！还有别的法则。为什么经受生活的一切考验还不够，还要派一个恶毒的妻子来考验我？你这个没有心肝的女人，爱好虚荣的女人——你为什么像十字架，像誓愿一样终身地跟着我呢？你为什么钻到我的生命里，一天天地消耗我的生命呢？放下我，哪怕让我安安静静地死也好啊。不要走到我跟前来，我不要见到你！
由于软弱，由于粗心大意，他没有及时摘下订婚戒指，现在这订婚戒指像镣铐一样铐着他那颗陷下去的焦躁的心。玛丽娅·伊莉伊妮奇娜好像对他的致命的疾病大为高兴，跑来像对待猎物似的照顾他。布尔坚科管他的病叫作“噩梦般的热病”。人们旋风似的为他忙碌起来——有的找医生医治，有的找他的敌人，找巴德马耶夫，还差一点儿找拉斯普京帮忙。但是只有她知道，怎样来救亲爱的丈夫。
他不得不像判了死刑的人似的在令人气愤的关照下躺着，怀着孤立无援的心情，感到非常惊讶：他这个战士，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已经给他送来了圣餐，再过几天他就不存在了，而她——还会在半个世纪里作为他的女朋友，他的纪念，他的解说者而存在下去。
这似乎不是他的生活，而是对他的生活的讽刺：他的生活完全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生活不知为什么这样翻过来了——可以摆脱婚姻了。
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怎么就中断不了那种关系呢？这可是他自己选择的呀。
而最深地植根在她心里的，是她对过去的偏执：事实并不是过去有过的那个样子，而是她的狭隘的智力所理解的样子，她的简单的脑袋所认为的那个样子——他争论也好，发狂也罢，怎么说都好，但她永远也不会承认，在那头十年里似乎怀着爱的感情期待过的事实。
但是，他没有死，他站起来了。根据医生们的意见，他要到克里米亚去疗养。她当然也去吧？他断然拒绝：“不，亲爱的，我不再会那么虚弱地躺下的。你——留在彼得格勒吧，然后找一个借口，你愿意怎么样向公众演戏就怎么样演戏吧！”“可是要知道，我这女人心甘情愿为你而死啊！”“不必啊，活下去吧！”“但女士们一直盯着我们啊！但社会一直打听我们的家庭生活啊！你既然气度那么高尚，怎么能够当着全体人民的面来侮辱我呢？那么安然地回敬我一个耳光呢？！”
作为太太，她的作用——对她来说要起有机体的作用。为了做一个太太——她恨不得要吃掉他才好呢。
他让过多少次步了，有过多少次软弱的表现了——但现在不能再让步了！
这没有关系，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还有孩子们的病呢，还有小维拉的手术呢。”“但要知道，你在南方能对付得了这一切情况吗？我不和你一起去，大家都会不理解我，都会指责我，一天要上十次地回答我为什么不跟你一起去南方，这不是极大地增加我的痛苦吗？”
他走了。确切地说，是一个人走的，一个人去疗养的。只有经历了百孔千疮的婚姻之后才会懂得：单独一个人，是多么大的幸福啊！
五年前发生那次决裂，那时的情况怎样，现在的情况还是怎样：她感到的冲击仍旧如此。他感觉到，即使全俄国发生了变化，甚至全世界发生了变化，他们决裂的情况也不会发生变化的。
“从彼得格勒到克里米亚去过圣诞节：这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我对你的爱情也曾经是从圣诞节开始的。你看，这爱情完结了，它既没有任何收获，也没有给予什么，我多少次向你说过：再见了，但我心灵的各个角落里都有着你，我不得不自我拔出来——我痛得喊叫起来。而现在碰到主要的神经了，最后一次动手术了。我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的爱情不开花结果？我幻想：哪怕你有那么一瞬间了解我，在我死前愿基督和你同在，祝愿你找到我没有能够给你的东西……”
不，谁不把这封信读15次，谁不学会看出她脸上的冷酷恶毒的表情，谁就不会理解这事为什么给他造成那么大的心灵创伤。心软下来——是不可能的了，心软下来——就又会陷入别人不屑一顾的境地。
“我把你在圣诞节写的信又寄回给你。它烧灼我的手。你要报复我——但不要把孩子们变成报复我的工具。”
“我现在的处境多么糟糕，你还能要求我做什么事呢？！关于孩子们，给过我什么忠告？！你什么时候为了孩子们而改变过态度？是你自己断送了孩子们的前程！”
他是这样写的——她也是这样写的，并不想赋予这些话以突然的可怕的意义：几个月之后这些话应验了——他们失去了廖娃，他得脑膜炎夭折了。她把他放走了，放走了这个有马背那么高的12岁的孩子。
他可以赢得整个俄国——但是在婚姻问题上却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