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在占地很少、石头很多的小城市奈坚堡里，只有唯一一个广场，而且是一个小广场。有三条街通到广场上，街上有些拐弯处。在一个急拐弯处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一楼的窗子是商店式的，二楼的窗子是威尼斯式的，窗户的玻璃被打破了，里面冒出烟来，院子里还有什么东西在冒着更大的烟。
有半个排的士兵在灭烟，他们干得不急不缓。他们从一个角落里提来一桶一桶的水，送到大门里面去，另一些士兵则通过铺在一楼窗台上的踏板把一桶桶水传进去。
他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在烈日下进行的，士兵们脱下了上身的衬衫，又脱下帽子来擦额头的汗水。
因为酷热，他们的活儿干得不那么急。烟虽然一直在冒着，但没有烈火。没有剽悍的喊声，也没有激动的喧哗声，许多人在讲着自己的事情，边走边讲，有的人在讲笑话，有的人在笑。
一个士官负责这件事情，一个戴着大学徽章的少尉无事可做，也不关心这一切，他那张非常刚毅的脸往后扬起，动作懒洋洋的。他站了一会儿，在广场细碎的、匀称的、平滑的、像蛇皮似的石子上踱了踱步，在对面石阶上的一个深深的阴影处挑了个地方坐下，这里的一根圆柱上系着一面带十字的床单，而在屋前停着一辆药铺的两轮车，车上没有驭手，驾上那匹马不时抖动着身子。
一位黑胡须黑眉毛、穿着一件长大褂的医生刚刚下车上了台阶，他擦着傻里傻气的脑袋上的汗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一会儿喘起气来，一会儿打起呵欠来，一会儿打起嗝来。这时他看见了光光的石头台阶上有一块板子，便一下子坐在了上面，把两只脚放在台阶上，两只手靠在背后，真想就这样仰面朝天躺下去。
今天没有听见射击声，只有士兵们发出的嘈杂声，整个战争只存在一大幅红十字布上，只存在德国的高高的三角形墙的楼房上，这些楼房的格式不同与俄国的，现在里面已没有人了。少尉没有地方可坐，只好往台阶上坐了下去，不过坐的比医生低一些。他脸上轮廓分明，表情坚毅，这甚至跟他的年龄有点不相称，而他身上穿的军装又肥又大，他看自己士兵的那种表情显得有点苦闷。
士兵们在提水。
那边还在冒烟。没有风，烟径直往上冒，没有刮到这边来。
那位医生喘过了气，打过了呵欠，看了看那边在怎么灭烟，又朝旁边的少尉看了一眼。
“少尉，别坐在石头上。这边有板子。”
“噢，暖和的。”
“一点也不暖和，神经要凉的。”
“你想，神经有什么的！这里连脑袋都无所谓了。”
“神经——应该当一会儿事呀，您要生病的。过来吧，过来吧。”
少尉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坐在了医生的旁边。医生是一个体态端庄、膘肥体胖的男子，胡须毛茸茸的，脸上长着一撮短毛，活像一片阴影似的，两颊长着连鬓胡子，一副痛苦的样子。
“您怎么啦？”
“噢……打仗了。昨天。噢，晚上。还有早上。”
“有多少伤员？”
“您以为怎么样？除了我们人，还有德国人。有各种各样的伤……有腹部榴霰弹炸伤，胃、肠、肠网膜脱垂的，而病号神志完全清醒，还活了好几个小时，请求一定给他的胃涂上麻药……有头盖骨打穿的，部分脑浆崩了出来，……从受伤的特征来看，这场战斗是不轻的啊！”
“难道从受伤的特征可以判断出战斗的情况吗？”
“当然可以。胸腹腔伤占多数——就意味着战斗很激烈。”
“但是，全都结束了。”
“死伤了多少人啊！”
“那么——去睡一会儿吧。”
“我得先让自己安静一会儿。工作太紧张了，”医生打了个呵欠，“得松弛一下。”
“你的神经还很紧张？”
“那倒不是，可我得松弛一下。对死伤已经不敏感了，否则你会无法工作的。有这么一个人，他的眼睛睁得像灯碗那样大，只问一件事——他会不会活下去，而你在冷静地数着他的脉搏，思考着怎样动手术……要是有好的运输工具，某些胸腹腔伤员还有可能得救：应该把他们送到后方去动手术。可我们有什么样的运输条件啊？只有两辆敞篷马车和一辆带篷马车。德国人的马拉大车可以赶上我们。而且运到哪里去呀？到纳列夫去？100俄里，只有10俄里路程有公路，而90俄里要走俄国的那种路，真要命啊！而且德国人还可以开汽车追我们，一小时就追上了——还动什么手术啊！”
少尉变得严厉起来，看了医生一眼。
“要是情况马上发生变化呢？退却吗？”医生叹了一口气说道，“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小医院就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可是进攻呢？我们就得为掩埋尸体而操心。野地里躺着好多人啊！天气那么热，都要腐烂的。”
“情况越坏越好。”
“怎么？”医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的两只眼睛刚才还懒散冷漠，现在却闪闪发亮了，他说：
“所谓慈悲心的个别现象，只会使问题的总体解决变得模糊和延缓问题的总体解决。在这次战争中，一般说是俄国的战争中，情况是越坏越好！
医生那双像刷子一样的眉毛迷惑不解地扬了起来，这样子有好一会儿：
“怎么？……让伤员发抖，让高烧、梦呓、感染来折磨他们？……让我们的士兵们受苦和死去——这也是好的？”
少尉那张刚毅的脸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应该有概括的观点，如果不想碰钉子的话。在俄国，过去受苦现在还在的人还少吗！工人和农民在受苦以外，现在又加上伤员在受苦。伤员的事情极不成体统——这也是好的。结局就要来了。情况是越坏越好！”
由于少尉稍稍扬起头来，似乎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对谈者，而是看着好几个人：“谁还有问题？”
医生没有一点儿睡意了，他两只眼睛盯着信心满怀的少尉。
“那么说——就不要动手术了？不要包扎绷带了？死人越多——就越接近解放了？我们现在就拿我们的切尔尼戈夫的旗手……毁坏大动脉。你就躺在中立地带躺它12个小时，直到把你抬走。那些丝状脉，我们还要它们干什么？我这样理解你所的概括意思，对吧？”
少尉的两只眼睛燃烧着褐色的光芒：
“为什么他们要像绵羊一样依偎在我们那些团的蒙昧主义者后面？张着一面大旗！！现在整个团都骄纵他们。他们找到了斗殴的理由了——为了一块破布！然后又为了一根棍子。把尸体堆放在一起，就是这么回事！把我们当锡兵来玩耍！”
医生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
“您，对不起，您不是基干军官，您——是谁？”
“这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公民。”
“不，您的专业？”
“律师，如果您要知道的话。”
“哦，律……师！”医生明白了，点了几下头，表示想到了，或者可能猜到了，“律……师……”
“您不喜欢吗？”少尉警觉起来。
“这正是的。律师……我们这里律师，多的是，对不起！”
“要是一个国家是无法无天，那么还是少了！”
“律师在法院里有，律师在杜马里有，”医生没有听见他的话，“律师在党派里有，律师在报社里有，律师在集会里有，律师在写小册子……”他张开双手说，“我想问您，律师受的什么教育？”
“高等教育。彼得堡大学。”少尉冷冷地、客气地解释说。
“胡说八道是吧？什么鬼高等教育！背诵十本教科书就毕业了——这就是您的全部教育。我知道法律系的学生：四年期间全是游手好闲，写写传单，开开会，搞得一团糟……”
“这样来说知识分子真是下流！”少尉不愉快地警告说，“您想想，你在玩什么游戏……一个正正经经的人应该同情左派才是。”
这是对的。医生感到他超越了限度，而少尉也刺激了他。
“我是想说，”医生纠正说，“您还不如学医学或者学工程，您也知道每次考试要花多少钱。有了真才实学是不会无所事事的——就应该工作的。俄国需要工作人员，需要活动家。”
“真不害羞！”少尉还是那样用尖刻刺人的眼光看他，“还搞这卑鄙的一套呢！应该毫不可惜地扔掉它！开辟通往光明的道路才是！”
“搞这一套？”医生觉得他没有这么做呀，他只是说医疗的事呀！
“可您也不是医学院或科学院毕业的吧？”少尉眼神激动地急急追问道。
“科学院毕业的。”
“哪一年呀？”
“1909年。”
“是这样。”少尉马上明白了，他那又直又长的鼻子呼哧了两下，“那就是说，在科学院危机时，在1905年，您给开除了，以后又考进去了，提交了誓忠于君主制的声明。”
医生眼光黯淡了，皱起了眉头，胡子向上翘了起来，他说道：
“您怎么一下子就揭起人家的短来：誓忠于君主制的声明……要是您想当军医，而全国又只有一个科学院，您会怎么办？要是碰到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它在自己的军事科学院里认为不会有积极的军事集会呢？照我看，这样做是对的。”
“走形式？大学生像小军官那样行礼？”
“在军事科学院？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这当兵的！”少尉说，“我们什么都让步，然后大吃一惊……”
“然后我们给伤员治伤！”医生已经生气了，“您把伤员留给我吧！当兵的！……您瞧吧，明天您也会成为伤员，肩膀被打伤。”
少尉笑了。他一点儿也没有恶意，他这年轻人很真诚，有着俄国优秀大学生的坚强信念。
“谁会反对人道主义呢？！把人的身体治好吧！这可以看做是互相帮助。但是，不要为非常肮脏的战争作理论辩护！”
“可我一点儿也没有……莫非我……”
“‘解放的战争！’应该关心什么呀？‘拯救塞尔维亚兄弟们！’我们同情塞尔维亚人！而我们自己四处都感到窒息——我们却不同情！”
“反正是德国人在打我们……”医生在这位自信的年轻人面前失态了，就像在俄国人面前失态一样。
“要是你想知道，我对拿破仑在1812年没有打败我们感到可惜，反正不是太久的事，该自由了！”
这位律师穿着那身讨厌的军服，简直不能自持了，但他改变了主意，一下子不争论了。医生越来越和气了，他同情地说道：
“是怎样把您动员来的？没有优待，没有缓期？”
“是这样的，耽误了些时候……打发去……又撤下来，派去……又留下，……我考上了后备役少尉。”
“噢，我们还要见面的，”医生伸出一只大大的、柔软的、有力的手，说道，我姓费多宁。”
“我姓列纳尔托维奇。”
“列纳尔托维奇？列纳尔托维奇……等一等，我在莫斯科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姓。我可能听到过吧？”
“这取决于您的兴趣圈子了，”萨沙·列纳尔托维奇不露声色地说，“我的亲爷爷在革命圈子里很有名。他被绞死了。”
“噢，对了，对了！”医生同意地说，越加不好意思了，越加尊敬他了，他头脑里有着模糊的印象，轻轻晃动着：也许是那次准确的射击，也许是那次没有爆炸的炸弹，也许是那次海军暴动，“是啊，对了，对了……你有一部分是德国姓，对吧？”
“我是有那么一个祖先，顺便说一下，他也是个军医，彼得时代的，以后就俄国化了。”
“您在彼得堡还有什么人？”
“父母都去世了，还有一个姐姐，在别士图热夫女子学院念过书。正好我今天接到了她的一封信——怎么啦？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写的，即7月23日写的，可今天是几号了？8月12日吧？怎么搞的？看这邮局？牛拉的车吧？不然就是在邮件检查处耽搁了？”他越说越生气，“就说这报纸：8月1日的！可这邮局干什么吃的？俄国怎么样了？德国又怎么样了？欧洲又怎么样了？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一件事：奈坚堡被占领了，可以说没有经过战斗，可是我们不知为什么又轰击，又火烧，而现在又去灭火，叫俄国的伊凡们用桶提水去灭火……”
“噢，这是德国人放的火……”
“大商店是德国人放的火，而郊区可是哥萨克人放的火呀。好吧。而奥地利战线上关于我们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奥地利战线的情况，可以这样战斗吗？传闻，传闻！一个骑兵跑来，低声说点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谁尊敬作战部队？人们都瞧不起我们！而你们——俄国，德国！士兵们捣毁留下的住宅的门，把那里的东西拿走——这是爱基督军队的耻辱啊，为此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关禁闭。而中校阿达曼托夫收罗了好些银牛奶壶和银罐，却认为没有什么大关系，是可以的。这就是你们的俄国啊！”
但是，假如没有这次可恶的战争，姑娘们永远不会全身穿白的，头上围着白三角头巾，一直围到额头，围到眉毛处，只露出一双眼睛，那么严肃、干净、新鲜。一个谁也不认识的、说不出名字的、不知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地位如何的、什么颜色头发的、穿一件从来没见过的衣服的“护士”，从屋里出来走到门槛上。
“那是谁，是塔妮娅吗？”
“瓦列利扬·阿基梅奇，她颌骨受伤了。您不去看看吗？”
这里没有争论，没有谁坐在台阶上。医生叹了口气，他本来有权带走这白白净净的护士，但是他走了，这位“护士”用一双忧郁黯淡的眼睛扫视了萨沙一眼。
当然，这些白大褂，这些白三角头巾对无忧无虑的人来说只是一些玩意儿，对士兵们来说则是迷惑他们的东西。
一位骑马的中校突然勒住他骑着的那匹暴躁的马，往后靠着退到广场上，大声吼叫道：
“这里谁是头儿？”
士兵们在加快提水灭烟，萨沙不快不慢地、极力不失去尊严地从台阶上跑过来，拦住那匹马，不太挺直身子，但稍稍走近一些，稍稍随便地行了个举手礼，说道：
“第二十九切尔尼戈夫团，少尉萨沙。”
“是叫您负责灭火的吗？”
“是的。一点不错。”
“您这里是怎么啦，少尉，是圣诞节期间的集市吗？集团军司令部就要搬到这里来，就隔两栋房子了，可您灭了三天还没有灭掉。这是闹着玩的吗？拿桶从那么远的地方提水灭火，难道就找不到水龙头？”
“到哪里去找水龙头，中校先生，我们营里没有……”
“那就要动动脑筋呀，您这可不是在大学里！！！您干嘛把人弄得疲劳不堪？跟我来，我告诉您哪里有水龙头和水龙带，您要到各顶楼去搜啊！”
中校骑着那匹名马，大模大样地、像一个得胜者似的往前走去。
少尉像一个俘虏似的跟在他后面蹒跚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