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六章
涅克拉索夫兄弟和小格列韦好不容易才来到国家杜马。几个戴红袖标的人把他们从埃里克松顺着桑普森大街送来。他们穿着军官大衣，女工们从人行道上，甚至从通风窗口喊道：“打倒这些吸血鬼！”
只有七个知情人来送他们，可是，周围又围拢了许多人陪着走，这些人个个都充满了仇恨。
“何必跟他们费事？”人们喊道，“他妈的，现在就把他们解决了得了！”
人群紧紧地围上来，以致从埃里克松来的人都没法往前走。他们跟这些人争论着，可是，这些人不听。有一个喝醉酒的大胡子士兵，从营房开始就一直纠缠不休，老是把刺刀伸上前来，企图给哪个军官猛地捅上一刀。不知是他，还是别人，用刺刀在谢尔盖背后划了一下子。要不就是在他脑袋旁边不时地挥动着枪托。负责押送的工人们因此没有把俘虏交出去，并不停地解释着什么，可是，人们火气越来越大，喊叫着、咒骂着、挥动着胳膊。这仇恨得有多大呀！可为什么把火发在军官身上呢？
随时都可能有人把他们打死。眼前的一切又都黑暗了，又要遭受来自自己的人民的欺侮！一切都完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是第二次了。工人押送队既不能前进，又不能保护他们。
突然，曾经救过他们一次的那几个莫斯科兵从后面追了上来，冲进人群。啊，这些小伙子！他们不客气地推开围绕军官的枪托、拳头，挡开刺刀，齐声喊着，说这是他们信任的军官，跟他们共同战斗过，其中一位还因战斗而致残。
这里的人们并没怎么听进去，不像教堂门前那些服务的人那样容易被感动，但这些步步紧逼的人还是冷静下来了。
这时开上来一辆带苫布篷的大卡车。莫斯科兵和埃里克松来的人把军官们拉出人群，向卡车推去，五个工人作为押送队也爬上车。
他们连感谢一下那些莫斯科兵，甚至连打听一下他们来自哪个连队都没来得及。
要不是有这辆车，他们说什么也到不了杜马，准得有十次被人们拦住并被撕碎。人们像赶集一样兴奋，把街道挤得满满的，汽车也不止一次停下。押送队不时地越过后车帮或者从驾驶室向外喊着：“我们押送的是被捕的军官！”
于是，引起人们振臂狂呼“乌拉”。
然而，在苫布下，押送队的工人好奇却又平心静气地跟军官们交谈着。
“军官先生们，怎么会这样：你们的士兵说你们是好人，可你们为什么不能与人民站在一起？”
生还是死，一切都系于一时，可他们还在这里争论。军官们解释说：“在战争期间举行革命，这对俄罗斯是犯罪，是把国家推向死亡。你们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从铸造厂路桥上下来，这里停着一门三英寸口径的野炮，炮口对着滨河大道，炮旁有几个戴红花的人在转悠，看样子是不会放炮。
越靠近塔夫里达宫，人群越密集。可是，普通百姓不多，更多的是知识分子。讲演者在各处从护墙上、台阶上，或者临时支的架子上热烈地向自己身旁的人讲演。来自各种部队的离开队列的士兵很多，他们就像自由自在的观众。宫前的街道和小花园被挤得满满的，汽车根本没法走。押送队让被捕者下了车，带着他们往前挤。这里枪托和刺刀很容易碰到他们，但没有在维堡区那样恶毒的仇恨，没人要求枪毙他们，也没有辱骂，甚至还带点儿友善地对他们喊：“军官先生们！你们为什么反对人民？”
他们没想到能来到国家杜马。塔夫里达宫入口处和所有的大厅更加拥挤，被捕者和押送者被挤成一小堆，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们。押送者打听到了应该把被捕者交给谁，他们就一起挤过走廊来到侧楼。
在一个大房间里，等候搜查的被捕者排着几道弯曲的长队，那情形比排队买面包还糟。这些人都是警察——分局长、派出所所长和宪兵。在前面的一张小桌前，几个戴袖标的大学生、中专生和工人一边询问一边记录着，然后，在用长凳隔成的一个角落里，被捕者被脱得只剩下衬裤。几个士兵和工人触摸和揉搓着脱下的制服、外裤和鞋，学着狱吏的样子。
许多人到长凳那边去围观，所有人都好奇地等着，看能够搜出什么。从埃里克松来的人这时没了看押任务，也到那里去看热闹。
三位军官也去排队等候受辱。当然，这种程序对那些警察来说，是不可容忍并有失体面的；而他们这种战列军官的尊严也被抹杀就让他们更痛苦了：唉，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到底呢？还不如昨天就死了。
这时，来了一位年轻的先生，他动作迅速，身材瘦削，梳着卷发，穿着常服，衣领浆得挺直，领带系得歪歪扭扭。他身后跟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护士，她手里端着托盘。他俩挤到登记人员面前，护士给他们分发面包和肉。然而只给他们，不给被捕者。那位先生一边做着手势一边说着什么。于是，搜查突然停止了，已经脱了衣服等候的人也都穿上了衣服。
军官们松了口气。护士再回来时，人们问她这人是谁。护士回答说：“杜马议员克伦斯基。”
这时克伦斯基本人也回来了。他那张脸疲惫但却充满活力，目光敏捷甚至带点儿孩子气。弗谢沃洛德·涅克拉索夫拄着拐杖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衣袖说：“议员先生！我们三人是莫斯科团禁卫军军官。您看，被捕的人中只有我们三人是战列军官。我们想知道：难道也要脱掉我们的衣服吗？到底要把我们怎么样？”
年轻议员马上给予他们关注，他看到了弗谢沃洛德的拐杖。
“您受过伤？”
“是的，一条腿已经截掉了。”
“而您是格奥尔基十字勋章获得者？”这是询问谢尔盖说的，议员发现了他敞开的军大衣下的十字架。
虽然议员不比围着他的人高，但他还是利用身旁的人们给他让出来不大一块地方，信心十足地对一窝蜂似的大厅讲起话来，而且使人觉得，这番话是时刻准备好了的。嗡嗡声停止了，所有人都在听。
“同志们，这不羞耻吗？！”他提高嗓门轻快地说，“革命群众还逮捕伤残军人，而且是逮捕格奥尔基十字勋章获得者？军官，对于军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正在打仗，所以军人不应该有任何过分行为！”
他稍稍停顿来等待不同反应，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押送他们的那些人不知到哪里去了，连面儿都没露一下。在这骚乱动荡的人海里，一个坚定洪亮的声音立刻就代替了一切法律。
“走吧！”克伦斯基毫不犹豫，威严地对军官们说，然后把他们三个人领走了。
把他们三人领出来后，他在走廊里以皇上恩赐般的口吻说：“你们完全自由了，先生们！去领保护证明吧。但我建议你们别出塔夫里达宫。”
和军官们一起通过混乱拥挤的人群时，他一边告诉他们应去的房间，一边说：“先生们！既然你们爱我们的祖国，那就要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面对这个把自己从囚室和羞辱中拯救出来的恩人，本来很想唯唯称是，可是，谢尔盖却回答说：“议员先生，正因为我们爱国，我们才不能在战争期间搞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