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章
在彼得格勒的各条街上，今天刚刚开始了最严峻的风潮，就像跳动的心脏开始渴望找到那个重要位置，那里诸多事件应该集中和就绪。某些人的心脏也可能是有些失误，倾向于拼命喊叫、射击，精神有点儿失常的人群应该清楚，只有杜马才能成为诸多事件的唯一管理中心。
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弗兰科鲁斯基、各方面发起人、舍赫捷尔·格里涅维奇、国际主义者创始人，还是左派发起人，彼此一律平等，在市里的各个地方，人们认清了这一点，是下午两点钟之前，第一批人进到杜马，分别地深入到里边，用各种借口包围武装守卫人员，而在里边已经幸运地相遇并都辨认出来了。
他们高兴地知道了，他们考虑的通道是正确的，在这里是要做点儿什么的。不过在这些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闪闪发光的地板，一时间人们还感觉到有点儿胆怯。一开始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厅里圆柱的后边说着悄悄话，警卫从这里把他们赶走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后来崩得分子埃尔利赫来找他们搞联合，人们已经愉快起来。
然后，经济学家格罗曼——他不是议员，但在杜马范围内是个显赫人物，他打听到了他们，来了，与他们谈谈。他们感到自己是比较合法的了。
因此，社会民主党议员们一边从总的议员运动中分离出来，一边开始接近并讨论新闻和前景。
大的原则性的话题扩大了：在那种惊慌失措、昏昏暗暗的状况下，城市摇摇欲坠，不能指望什么有资格的资产阶级杜马的创举，加上不可相信它的这种创举。实际上，既然已经开始了某个真正的事业，那么，就要用一九〇五年光荣传统的精神去坚决地实际行动。那时一个最果断的倡议是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所提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卓越，更鲜明和更恰当的。现在是产生不了这个念头了。这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现在恢复该多么好啊！
说实在的，上哪里能找到真正的工人？他们在那几条大街上忙碌奔波，更何况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代表这里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们正在延长全面罢工时间，如何从工厂里选出代表，工厂里一个人也没有。
不是的，是让他们那个提倡议的有觉悟的小组集合起来，就向他们宣布自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哪怕是个临时的也好。
要敢想敢干，伟大的关键时刻的慷慨激昂就在这里！
宣布苏维埃时最好不是在某个谁都不知道的偶然的地方，而是就在这里，在杜马，人人都能来到和关心的地方！
妙！
倡议小组精神为之一振，已经大声说话了，而不是以客人身份站立起来。这时补充到他们这里的有：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工人团成员格沃兹杰夫、波格丹诺夫、布罗伊多和党团之外的国际主义者卡茨·卡佩林斯基。他也是从监狱释放出来的，还是前天晚上被捕坐牢的，和举办合作社的人员一起。
说实在的，格沃兹杰夫是在惊慌失措之中，他那憨厚的面部表情使他没来得及抓住这个关键时刻。而其余那些人则兴致勃勃地转身回去了。
这样，好极了！工人团！跟他们在一起的将是无可替代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还光荣地增补了奇赫伊泽和斯科别列夫，这样就完成了。
革命思想神速地体现了。
大家去找奇赫伊泽请求赞助，并且给他们在塔夫里达宫里谋得房间。
身负重担的罗江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允许他们占用右翼的预算委员会的一个房间。
这里可以随意占房间，不必再问：在塔夫里达宫里有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不明情况或者是六神无主的人们能立即成为这里的主人，警卫和职员不知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什么人在岗位上，他们也不干涉。
这里都不是单独的房间，而是两间连接在一起的，例如，第13房间是委员会主席的，第12房间是委员会的，没关系，很宽敞。大家愉快地坐在大橡木桌子周围。
大家开始议论，从什么开始，纸张、墨水、铅笔、电话机，这一切用品他们现在都有，跟房间一起都可以弄到。不过要考虑考虑，他们如何区别于有财产的人。很明显，红是革命的颜色。
那就这样吧，到总务科去弄普通的红色平纹粗布，然后撕开，每个人给自己做袖标和花结。
好！走，弄红布去。
于是，纸张有了，墨水有了，是不是要写份《告人民书》？
但首先是不是还要向这里增补人员？或者从大工厂里出，或者就简单地找工人代表：到大街上什么地方去寻找？但是，不是让他们为了这件事情从被占据的地方解散，加上正是处于杂乱无章，混乱和射击的时候呢。个人的活动第一可用电话，第二用这份《告人民书》代替，其次要分送《告人民书》。
就这么写：“公民们！（响起了法国革命的声音！）在国家杜马开会的工人代表们……”
“和士兵们！”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写上“……和士兵们……”
要把广大士兵尽快地吸引过来。他们还在各条大街上继续坚持革命，不过暂时还不能让他们饿着。否则他们会从革命的动力转变成对革命的阻挠。如果他们回到自己的营房去用餐，那么，这将使革命战线瓦解，还会让他们在那里陷入绝境。不过工人代表苏维埃没有经费和组织来为起义的士兵供应伙食。（他们自己还是跑到走廊尽头的小卖店……）还有：要编写第二份《告市民书》，要求市民多多关照在他们住宅楼附近士兵们的饮食问题。
创作这篇公告，要大量印刷出来，要撒遍全市，年轻的议会从本身划分出去一个粮食委员会，置于弗兰科鲁斯基主席的领导下：粮食问题引起人民的爆发，但是，粮食可熄灭不了这种爆发。弗兰科鲁斯基去寻找空房间，占用房间已经不必得到允许了。
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滑稽可笑的人——走路摇摇晃晃，满头白发的男人，身穿文职人员外套，围着有点儿嫌大的围巾，在上边斜着，皮带上吊着一把军官的军刀。
还没来得及爆发出笑声，大家就知道了，是他愉快地大声叫出来：“我，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你们都不认识吧！”
于是，他开始捶打自己的前胸。
很显然，他为什么来了：是来领导他们的苏维埃。他本来就是至今还没有换过届的并且还被解散了的一九〇五年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他的来临意味着，他觊觎这个领导地位。
不过这太过分了！这里完全不需要他，何必呢？他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他没有在国外吗？对，他在巴黎度过了十年，对于革命持怀疑态度，而在半年前回来了，在《新时报》上发表文章，因刑事案件坐牢。今天，就是说，他被释放了，来了。
不，还有什么！一些新的谋士就是不予以理睬，就是不去注意，也不请诺萨尔靠近桌子。
又有一个人来了，也是令人惊奇的，纳哈姆基斯·斯捷克洛夫！惊奇的是，因为最近几年的战争年代，他完全脱离了革命的利益，和同志们失掉了一切联系，安安稳稳地在城市联合会里供职。在署他自己的名字的招牌下，他的妻子支撑着大御马司美术学院。他本人，正如一个颇有资格的城市居民，总是穿着优质西装，现在也是穿着入时的外套。如今他来到这里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身材魁伟，个头高、头大、肩宽、棕红色的胡须，是个有点儿矜持的美男子。进塔夫里达宫，他不必悄悄溜进来，当然是被看作杜马议员通行无阻。
在这里，他找到了他们。他并非凭着那股轻率的激情闯进来的，而是以认真的主人翁的步态，严肃地环顾一下出席的人们，还瞧瞧各个角落，是不是有人藏着。迈步向椭圆形橡木桌子走去，坐下，他俨然是以主席的身份出现的。
“同志们，我们决定怎么办呢？”他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精力充沛的，和他的身强力壮恰如其分。
就在这个时候，卡佩林斯基想到了：首先要考虑到军事行动！要召集革命的参谋部，是隶属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为了这件事还要找到哪怕两三人，即使不是军人，也不是军官，尽管如此……要尽快地逐一挑选有候选资格的。
哎呀！还有个马斯洛夫斯基，他就是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他是甚至在当局都知名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反动统治时代被安排为总参谋部研究院任图书馆馆员。诚然，不是军官，不过按工作种类还差不多是个军官。总之，他还是出色地能够觉悟，能自己前来，可是研究院距离杜马有三个街区远，但是并没有闹革命的民众。
一开始电话长时间没人接，但是卡佩林斯基总是扭动着摇把。最后，终于那边摘下听筒。是他！卡佩林斯基在墙上的电话机前几乎要跳起来了，对着话筒回话：“谢尔盖·德米特里奇！噢，总算等到了？快点儿到我们这里来！塔夫里达宫，房间号13！或者，您愿意的话，我们派车去接您？我们已经有了几辆汽车了……”
你只给我一个抓手放在大车上，
我自己跳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