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八章
命运怎么这样捉弄人？根本不是军人，甚至对军队反感的奥博多夫斯基偏偏得去担任军职。不过从前都是供应方面的事宜，可现在，差不多要直接去组织军事权力机关了。
不过这样倒也用不着到塔夫里达宫去空谈政治了。除了政治，还有一项实际工作要做，这项工作就在军事委员会里。奥博多夫斯基昨晚上亲自守卫炮兵管理总局好几个小时（吆喝着驱散那些抢劫的士兵），而夜里又来到这里，给总局派了岗哨。可这时有人问他，用什么替代那些失去战斗力的装甲汽车？需要从米哈伊洛夫练马场调拨什么？他坐下来写道：磁石发电机、修车工具。可是，事情一个接着一个，诸如需要弄到涂料和麻刀，还得检查刚刚调来的大炮，看看是否缺少零件。这样，他就得留下来了。后来，他也像屋里的其他人一样，发起了硬性的军令，签名都是“军事委员会代主席”。
在革命突然到来的时刻，他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呢？有什么事能比这更重要呢？任何感受如果不变成实际行动都毫无价值。这事太牵扯人精力了，所以他在这里过了一整夜。
今天清晨的主要问题是和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司令会谈，司令表露出明显的投降打算，这可是夺取整个首都的关键。他们还缺乏强攻海军部大厦的力量，所以决定用围困和瓦解的办法。电话台恢复工作后，奥博多夫斯基就张罗着逐渐占领和保卫城里所有的电话：一旦停电，革命就将遭受损失，城外的敌军就会获得胜利。这之后，通过长时间的争论和顽强坚持，他又向化学委员会大楼和军事部门的化学实验室派出了可靠的卫队，不然，将有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的不幸事件。此外，如果德国间谍渗透进来，还会面临泄密的危险。
奥博多夫斯基正忙活着这些事，没注意到另一些人就在临近的一张桌子上给一个骑手，大概是个马戏骑手，写了一道命令，让他带50人去逮捕军区司令部反间谍局的人，他们没有分清，这个局是与敌特作斗争的，不是与革命者作斗争的。这可能是皱着眉头的马斯洛夫斯基那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造成的，他老是在这里悄悄地走来走去，流露着怨恨。
跟在矿场、地质委员会等许多地方一样，奥博多夫斯基在这里也得既伤嗓子又劳神，烦躁地对那些高级官僚喊叫，让他们撤销那个命令。这时，倒是应该预先向军区司令部保密局派出卫队的。
还应该占领电报局并维护那里的秩序；应该征集汽车和车队，在军队汽车学校组织人们维修车辆。
如果从哪个部队自愿出来一名军官或者有文化的人，那个部队马上就会领到任务。重要的是召回那些持杜马签发的证书（证明他们在那里得到了承认）的军官，以便重新给部队配齐军官，没有他们，部队只能变成一盘散沙。
可是，单靠这种偶然情况是无法度过困难时期的，这样召不回来大批的军官。于是奥博多夫斯基起草了一份致军官的呼吁书，打算公开发表，指定他们到哪里去领取证书，这些证书让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行并得到士兵的信任。军事委员会不能命令军官们这样做，可是如果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应当说服他们，号召他们爱惜军官的荣誉，警惕军事危险。
同时应当以分散的兵力去制止城里的抢劫、破坏和从顶楼上射击的行为。人们对这样的射击一致抱怨，起初，奥博多夫斯基和这里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这事，还派出一些侦察组去搜查人们准确指出的、正在射击的机枪，然后打算把它们从楼顶上弄下来。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个侦察组找到一挺机枪，无论是在人们所指的屋顶，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没有任何发现。
鉴于很多非军职人员和大学生在闲逛，他们还想出这么个办法：给这些人戴上白袖标，发给他们步枪，派他们到各处去巡逻和站岗。汽车则插着白旗巡察他们。这样，抢劫、酗酒和射击就可能停止。
一种推测性的解释传到了杜马：从奥拉宁包姆和斯特列利纳开来的那些团队不是来反对革命的，而是来支持革命的。
似乎皇村卫戍部队也转到革命队伍来了！
可伊万诺夫的部队从远处向彼得格勒骇人地疾驰而来。
革命就像电表的指针那样颤抖着摆动，人们应当想到它也会颤抖，会辗转不安。
奥博多夫斯基等人一会儿觉得完全没有防守兵力，没有部队可以召集；一会儿又觉得敌人连这都不如，他们彻底垮了。
上午11点钟，突然来了报告，说伊万诺夫的军队已经在尼古拉站下火车了！
真快呀！已经到了！根本没有阻截部队可派。
只有指望第一革命营——沃伦营了，而且他们的营房正好顺道。于是，他们给这个营下了命令：派两个连带机枪去还击。
夜里的那种神经紧张的气氛又开始了，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焦急地走来走去。会吸烟的人都吸着烟。
这时，有一名海军军官从某个舰队来，他正赶上了倒霉的时刻。他带着佩剑、手枪，途中并没有交给任何人。军官身形标准，军服十分漂亮，挂满了十字勋章和奖章。他是作为军官大会的代表被派来的，在完成塔夫里达宫的命令之前，得先弄清革命的目的和意图。革命的政治目标现在还不清楚，舰队的军官们想要得到正式保证：事变并不是反对皇上的。
军官“立正”站着。
这是最令人心神不安的时刻！人们等着从尼古拉火车站来的军队和沃伦营开战。说不定过半个小时他们自己就得从这里消失！
在来自苏维埃的马斯洛夫斯基和菲利波夫斯基的怒目而视下，恩格尔哈特脸红到脖子根：但愿他们别怀疑他背叛！于是，他命令把这名军官逮捕：“拘押他到弄清他受谁的委派为止。”
值班军士和几个放肆的士兵立刻冲上来，夺下了他的武器，把他押到大厅敞廊的关押室去。
可是，奥博多夫斯基却像从前欣赏伊尔库茨克要塞司令拉斯托奇金一样，不合常理地欣赏起这个水兵来了。人们总是欣赏忠于职守的人，哪怕这个职责是对立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水兵也比在这里闲逛的皇家军队的大尉伊万诺夫和奇科利尼更令人尊敬。
至于革命的目的，奥博多夫斯基是清楚的，可那个恩格尔哈特一点儿也不明白，因此，他才红了脸。罗江科本人也不清楚将要把沙皇怎么样。由于这些思想不大容易被人接受，需要几十年时间去习惯它们，怎么能要求海军军官明白这些呢？
尼古拉车站附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除非他有分身术，不然什么也不会知道，因为没收到直接汇报。不过上午得到了准信，说沃伦营的官兵都没想保卫革命的事，甚至连地方都没动。军事委员会里响起了咒骂声：如果从火车上下来的那个团不畏惧的话，只要用半个小时他们就能以行军队形到达塔夫里达宫，或者与哈巴洛夫联合起来，把他救出去。
可是，反动的军队就只剩下胆怯或干脆瓦解掉，革命的特点也正在于此！
他们再次命令沃伦营立即投入战斗！
但这个营仍然没有行动。
下午两点钟，他们命令来自奥赫塔的步兵第一预备团去保卫火车站。虽然这个团离得很远，需要走好长时间，然而，正因为这样，它才保住了军官，并且给人的印象是：它是目前唯一一支没有瓦解的部队。这是留给米柳科夫的印象，他早上去过那里。
说不定，谁也没有从尼古拉站下车？看样子是这样。
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从奥拉宁包姆来的军队派出了设营人员，用这种方法与他们建立保障方面的联系。
同时需要组织队伍保卫一些大型兵站仓库：那里的岗哨不够，而且人群眼看着就要拥到那里。
还有，关于兵工厂的保卫该做何考虑呢？
军校怎么办呢？昨天它们还是中立的，可是，军校不该处于模糊的中间状态，尽管在革命的日子里，它们也应该为了战争而进行教学。可是，谁能命令他们继续进行教学呢？显然只有军委会。（不过，总参谋部那里情况如何呢？还有这么个拥有几百名军官的宏大的总参谋部，它把自己的侧翼伸展到宽敞的冬宫广场上，一直中立地沉默着。）
他们给米哈伊洛夫军校和弗拉基米尔军校校长起草了这样的命令。可帕甫洛夫军校的情况就更糟了：那里是发生了内部冲突，还是出现了反动情绪？准确情况谁也不知道。一旦军校反对革命，那种力量才是可怕的，因为军校里都有军官，都有武器，又团结一致，这是城里唯一强大的力量，必须让他们保持中立！
那名海军军官的问题又引出了克柳科夫滨河街上近卫军团的问题。要知道，他们是由基里尔大公指挥的，他又能指挥出什么来呢？
革命只能靠莽撞行事汲取营养，强壮自己，历来如此。菲利波夫上尉甩了一下偏分的头发，给格列科夫中尉开了一纸文书：根据临时政府（并不存在）的命令主持近卫军团，同时领导第二波罗的海舰队，就是说，一下子担任两个将军的职务。（可是后来海军少将从第二波罗的海舰队提出抗议，又把职务还给了他。）由自己的将军领导，这会更好。可是，基里尔大公如何承受这番侮辱呢？……
随后，古奇科夫也来了，奥博多夫斯基很高兴，他也高兴见到奥博多夫斯基：自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作以来，他俩似乎经常合作。
古奇科夫具有始终不渝的坚毅精神，他念念不忘自己在全俄罗斯的名气，因为所有人都看得见他，所以说外表也很重要。可是现在，通过这种外表就显露出他的不知所措，他没有预料到这样混乱的局面。
没用谁的引见，古奇科夫一来到这里就预示着成为中心了。恩格尔哈特在他面前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二人交谈一阵儿，然后，到罗江科那里去了一趟，向全屋人宣布：从现在起恩格尔哈特将成为副手，而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古奇科夫。
军事委员会中苏维埃那些人的心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气，但基本是保持沉默：他们已经习惯了职位的变换。对图书管理员出身的马斯洛夫斯基，古奇科夫根本就不理睬，无论他怎样企图参与发表意见。
古奇科夫坐在那里，人们在简单交谈中向他介绍了最近几个小时发布的命令。其中有的使他发笑，有的令他惊讶，不过，发笑还是在少数。
古奇科夫在场时又来了几份报告，通过几项命令：占领阿尼奇科夫宫；占领海军俱乐部——这是大兵们还可能去破坏的地方；为被洗劫的“阿斯托里亚”旅馆委派了管理主任，找不到比在座的军事医学院教授更合适的人。他们还派了个骑兵大尉去指挥第九骑兵预备团，可是，过了15分钟，团长本人怒气冲冲地来了，只好立即发出另一道指令，要求那个大尉听从团长的指挥。（这就更好了，又有了个团长。）
有人送来了罗江科的命令。现在只能靠笔头证实：没有爱德华·什穆斯克斯这个人，他也不是什么军官，而是个大学生，指挥50人去占领交通部。
古奇科夫没有正面对着桌子，而是侧身坐在桌子的一端，用胳膊肘支着身子，只是在军委会的一片忙乱中注视着，这里每五分钟就诞生并且会发出这样一些命令。
这时，送来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基罗奇路和什帕列尔路拐角处的岗哨通报说，据一些个人报上来的信息，在总参谋部大学里聚集了300来名军官，配有机枪，目的是进攻塔夫里达宫。”
马斯洛夫斯基立刻插话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总参大学的军官们情绪异常激动，只是那些教师，要拿机枪实在太老套了。可学生们完全可能，尽管他们人数没有300，甚至连200都不到……他们中间有的应当被抓起来。
可是，奥博多夫斯基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几乎是喊着说，根本就不存在基罗奇路和什帕列尔路拐角这个地方，两条路甚至不交叉，因此，它们没有共同的十字街区。况且这消息还是“个别人报送的”……
这个报告之后，古奇科夫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定下来了。他和奥博多夫斯基挪到一个角落里去坐，悄声对他说：“彼得·阿基莫维奇！有您在这里，我很荣幸，眼下这段时间我只有指望您了。在这个……里，”他用了一个脏词，“不是在军事指挥部，这里只有一个军人——这就是您。恩格尔哈特没有错，这是什么样的事压到了他身上啊，可是他……我们总得把苏维埃这帮人挤出去。我只求您在这里坚持到晚上。傍晚就会把总参谋部的真正的军官召到这里来，明早将建立起军事办公室，晚上就会建立起司令部。”
奥博多夫斯基似乎是应该应分地接受这一切，而且还向古奇科夫提供了对军官们的呼吁书草稿。
“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另一个司令部什么也挽救不了。如果不恢复军官们的地位和对他们的信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古奇科夫两眼发黄，显得比较病态。他读了那个草稿，把有些地方做了修改，然后，拿去给罗江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