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七章
舒利金在椅子上坐了一个通宵，没有睡好。遭到洗劫的杜马小吃部什么饭食也做不了，他连一口热东西也没吃到。可他胸中却洋溢着一种法兰西革命的感觉。
很容易产生这种比较，许多人昨天晚上就有了这种感觉，而且今天它更加强烈了。舒利金由一个遥远的、冷静的读者，变成了那些可怕日子的参与者，说不定还会成为牺牲者。
昨天是什么样子啊！昨天晚上杜马拥挤的场面今天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人们昨天只是冲进来，可是今天已经不顾阻拦了。没有理性的人流就像棕褐色的黏糊糊的果酱，从正门入口处往里挤，并且踊跃地灌满塔夫里达宫的所有空间，只是为了自己在这里毫无意义地停留。昨天，那些惊慌失措、不敢回营的士兵起码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处，可今天怎样呢？今天，所有的空场、厅堂被占得寸土不剩，甚至连房间都被强夺了。这些不停地活动、到处乱窜的呆头呆脑的人们，简直就是败类，阻碍着一切理智的活动。俄国落得个无政府的状态，生活的所有领域都需要有人指引方向和进行干预。可是杜马委员会的议员们不仅工作无着落，而且还得互相找寻，甚至不停地从一座楼房找到另一座楼房。
舒利金发现，这些人似乎千人一面，这种面孔怎么看都是兽性的。
他真切地看出，所有这一切他都曾见过、读到过，只不过没有亲身体验：这已是128年前发生在法国的事了！青年们曾在叶卡捷琳娜大厅三五成群地试着用俄语唱《马赛曲》，都唱跑了调：
我们要跟旧世界彻底决裂
要永远跟它一刀两断！
舒利金听到过那真正的《马赛曲》和它的骇人的歌词：
公民们，拿起武器！
向前进！让那肮脏的血
注满我们的脚印！
这肮脏的血是何所指呢？那时就已表明，国王派兵包围并不能使这一切永远结束。
你看，我们这儿皇上的挂像不也被撕成碎片了吗？
太讨厌了。
皇上的全身像在杜马讲台后面挂了十年，它是所有的演说和起哄的极富耐性的见证人，但他毕竟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今天早上人们突然看到：士兵的刺刀把皇上挂像戳破，碎片从镀金像框里耷拉下来。
刺刀的这几下无耻的挥动，突然改变了所有的意识：彼得格勒这场偶然事件非但不能恢复常轨，还有可能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无论是杜马委员会，还是罗江科本人，都无力保护皇上挂像，也不能使任何东西保持现状。
舒利金触景生情：他常常想起11年前发生在基辅的事。一群人冲进市杜马，主要是犹太人，那时士兵还没有暴动，就是这样撕碎了历任皇上们的所有肖像，剜出了他们的眼睛。有一个红头发的犹太大学生用脑袋撞穿皇上肖像，再把这幅撞穿的油画套在头上，发狂地喊道：“现在，我就是沙皇！”被固定在露台上的皇冠则被弄坏，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扔到马路上。
人们仍然在罗江科装饰华丽的大办公室里躲避这些人的践踏。这里都是自己人，在这里还可以讨论点儿什么。
诚然，什么决定也不可能做出。但应当采取行动，不让无政府状态发展下去，这是明白的；但不明白该干什么，怎么干。第二天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要比他们所呼唤、等待和向往的多得多，巨大得多，他们的头脑无法消化理解这些。
是啊，针对谁去行动呢？谁该去行动呢？正如舒利金警告他们的那样：为了那些值得人民信任的人、那些诚实又有才能的人的荣誉而争吵，可是这样的人在哪儿呢？在临时委员会里，仿佛都是些杜马的上层人物，可是你一看，却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简直可耻。好在这是个委员会，而不是政府。但是，哪一个有才能的、受信任的人会被选任到政府里去呢？
罗江科这大象般的傻大个儿又能有什么用呢？他这样的人，有时执拗地反对皇上本人，可就是不能把那些冒名者、无赖，还有什么未经选举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从预算委员会中清出去，他们连杜马大楼都给强占了。
与这些人不同，舒利金觉得自己还年轻，机智灵活，自己还是那个11年前的基辅准尉。他渴望行动，渴望表现出众，有别于这些令人琢磨不透的家伙。
这时，他听到了如下的谈话：黎明时从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来了电话，要塞司令希望与国家杜马的议员们谈谈。看来，他们到底还是没派任何人去。他听到了！于是，在他那浪漫的心灵中全部景象骤然大变，并重新生动起来：既然这像是法国革命，那么，相像之处岂不正是在这里吗？——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这就是巴士底监狱！而这些穷凶极恶的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发起突击，攻克这个要塞！可能要去解放不存在的或为数不多的几个囚徒，并处死要塞的军役人员。为此，应当抓紧预防这场可怕的事件！
他在这里过夜，还算是有了用处，没有白白地在椅子上受罪。于是，他向罗江科和委员会的其他人表示最好派他前去。他紧着说服他们，担心不派他去。可是所有人都不知所措，以致没人采取措施，他们只是麻木地点头同意，既然有人愿意去，那好啊！
舒利金衣扣没有扣完，就迎着令人神清气爽的冷空气跑了出来。
过去在城里走一走，他怎么也弄不到车。可是现在，一分钟就给他派来了。彼得格勒的汽车大概有三分之一停在塔夫里达宫前，等待着有幸运送哪一位长官。（其他的三分之二拉着射击和喊叫着的人在城里奔驰。）
可是给他派来的，是插着小红旗、站满了步兵的车，挤得连可以抓住的一丁点儿空地方都没有。一名机灵的军官已经给舒利金打开了车门，这名军官摘下了肩章，他是从军事委员会派来照顾舒利金的。
舒利金这个著名的保皇党人自己都没发现，他的车是怎样插着红旗去夺取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的。
要不是任务庄严重大、非比寻常，他是不会去的。可是，整个法国革命就是由攻打巴士底监狱而扩展开的，应当尽快防止这种不幸的发展。要当着人们的面释放政治犯，并让他们看看空了的牢房。
舒利金不认道儿了：街上的人跟往常大不一样，由于系有花结和袖标，人群中有许多红点；场面也不寻常，人们不是列队行进，而是向杜马蜂拥而去。许多人都武装起来了，有军人，也有普通人。步行者没有任何队列，也有坐大卡车的。
炽热的废墟、灰烬、浇灭后的烟雾——这一切使区法院冒着热气。
天气晴朗而寒冷，但阳光普照，由于冰雪覆盖而亮光闪烁的涅瓦河从法兰西滨河大道延伸开去，河上某些地方有过往的行人，身影黑黝黝的。
从三圣桥开始，是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长长的、极其规整漂亮的灰色高墙，以及大教堂圆顶和象征永垂不朽的高耸的钟楼尖顶。一座塔上插着沙皇的帝王旗，旗上的黑色雄鹰盘旋在黄色的田野上：一代王朝在此沉睡。
这是一个伟大的瞬间，令人心脏剧烈跳动。
桥后不远处，已看得见清真寺的圆顶闪现着淡蓝色的光。在向要塞去的路上不设防的地方，集会的人变得密集了。有一个大学生从一辆大卡车上呼喊着要自由、自由、自由，所有的人都把这当作期待已久的呼声倾听着。
可是，不能在经过滨河街向要塞的小桥上通行，因为有两名岗哨守在那边。
在岗哨旁边有一名军官在等候。没等舒利金的同行者向他挥动手帕，军官就已急匆匆地迎上前来：“您来了，这太好啦！我们急等着您！请吧，要塞司令在等您！”
这时，还是那个穿着没肩章军服的人从人群中赶上了他们……车上没有地方，所以他在脚踏板上革命士兵中间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哨兵在悠然地东张西望。
他们驶过头道门，再穿过彼得罗夫斯基拱门。
在大教堂旁他们改变了方向，朝着要塞司令府邸驶去。
里面昏暗狭窄，建筑是老式的。
终于见到了要塞司令，胸前挂满了奖章的侍卫将军。他那样子太没精神，也许是因为太胖。还有几名军官和他在一起，所有人都惶恐不安。
身材瘦小，体态匀称的舒利金以令人愉悦的语调自我介绍说，他是国家杜马的议员，从国家杜马委员会来。
激动不安的老将军完全失去了体现其职务和官衔的威严与自尊，说服这个目光锐利，长着小胡子的年轻议员道：“议员先生……请不要以为我们反对国家杜马。恰恰相反，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危险时期能有这么一个政权……我们拒绝了请哈巴洛夫的军队来到这里……可不知国家杜马如何看待此事？我们这儿，有宝贵的大教堂，有皇族的陵墓，有造币厂，还有军械库。可不能让那些人闯到这儿来啊！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它都会保护这些的。而我们的义务——誓死保卫！我们不会放进来……”
多么朴素而明白的看法！可是在委员会里都不这么想，只是想着怎么把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归于人民！
然而，要想回答得有把握，舒利金可是勇气有余而自控力不足：“将军阁下！您不必费力去论证每个思维健全的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既然您承认了国家杜马的权力——而这一点是主要的，那么，我就代表国家杜马支持您的意见，而且我个人也强烈主张：要塞及其所拥有的一切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保护！”
将军心情豁然开朗，精神倍感振奋，道谢说：“谢谢，议员先生！现在我们放心了，也知道该坚持什么了。但您是否可以给我们留下书面指示呢？或许我们得出示它，以证明……”
舒利金胆大地立即坐到桌前，给要塞司令写下了这样一道指令：尽全力保护它，不许任何外人侵入。
他同时还说出了自己急不可耐的想法，这想法他强忍着没有一进来就说：巴士底监狱为何灭亡的。应当公开释放政治犯，并且让外面的人派代表看看空牢房。
将军与军官们大为惊奇：哪有什么政治犯啊？！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囚徒。
这使舒利金感觉既轻松又惊奇：根本就没有囚徒？！可是所有人都以为这里关着政治犯。这个位于城中、令人恐怖的要塞中竟然连一个囚徒都没关押？
前天夜里送来的那19名参加暴动的士兵不算在内，要塞司令本人也乐于放了他们，其实他也不知道拿这些人怎么办。
“如此说来就真的一个政治犯也没有啦？”
“一个也没有，曾经有那么一个，就是苏霍姆利诺夫将军，也是军事大臣。可是他也在深秋时被释放了。”
“所有的牢房到底都是空的吗？”
“全是空的，您可以亲自查证。”
将军打算立即释放帕夫洛夫营的19人。可他就是觉得让人们派代表看牢房有失尊严，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自己的下级军官也是如此。
舒利金也没再坚持去验证。
这时，一位校官请舒利金给要塞警卫部队训话：国家杜马要求他们遵守军纪。
好吧，这可以。
在宽敞的院子里，靠近钟楼的地方，有一处积雪被打扫干净了，那里有几百名士兵排成半方阵，列队等候着。那里人不算少。
这时舒利金才想到：军官们害怕的不是外部的攻击，而正是自己的这些士兵的攻击。在这种时候，与这些心意不明的士兵同在一个关闭了的要塞里确实不好过。
士兵们在耀眼的阳光下眯眼看着舒利金，他也眯眼看着他们。这些士兵给他的感觉不像塔夫里达宫里的那些士兵那样愚钝和不可靠。由于没有其他的演讲者打断他，对着这些唯命是从的队伍讲话一点儿也不费力，因为只能听见他一个人的高而无力的嗓音。
他提醒说，德国人处心积虑地窥伺时机，准备向我们扑来。只要我们稍一软弱，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阻击部队，那时，我们就会让德国人骑到脖子上，剥夺我们共同向往的自由。军队是以纪律维系的，因此，要服从自己的长官。你们的军官完全听从国家杜马，我已经给他们下了命令：必须保卫要塞！（“我命令！”这句话说得很响。唉，你看这革命都搞出些什么呀！）
有人高呼道：“舒利金同志，乌拉！”
同志的称呼已经流传到这里了。
可是并没有爆发出众口一词的“乌拉”的高呼声。
他告别军官们，坐进汽车。要塞得救了！（唉，没抓住机会看一看特鲁别茨科依五角碉堡！因为到塔夫里达宫去得实在太急，必须要到场。）
还是那个民众代表，穿没有肩章军官服的人跳到了脚踏板上。
在小桥后面，他从汽车脚踏板上向人群喊话，说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也为自由而战。
于是人们又欢呼“乌拉！”
立刻有一些载着许多士兵的大卡车开上前来，士兵们把枪栓弄得咔嚓咔嚓响，问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为什么不升红旗？威胁说要开始军事行动。
陪同舒利金的那个人跳到他们的车上，喊道：国家杜马的议员就在这里，他已经引领要塞转向了自由和人民。他们马上就会升起红旗的，只不过是没来得及！
而舒利金的车开走了，他再次经过三圣桥，沿着滨河大道，仍然顺着那骚动不安、满是持枪者的什帕列尔街走。
宫殿前的人群变得更多、更密集了。军队的队列也掺和了进去。这叫什么事啊！
他挤呀，挤呀，总算挤过了前厅，挤过里面拥挤的人们，进了罗江科的办公室。这一切荒唐事过后，他感觉置身于自己人中间是件幸福的事：以前，这些心思不同的议员只是同事；而今，却是曾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朋友。
这里的人们细心并赞许地听了他的讲述。
令人琢磨不透的涅克拉索夫面部毫无表情，唇须也呆板得像后安上去的，他突然说：“好嘛，这下子可以从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向海军部大厦开炮了。会把炮弹成打成打地抛向那里的。”
舒利金仿佛被蜇了一下，猛地转过身。此时此地，他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我们杜马，谢天谢地，难道不是在搞革命？”
于是，他转着圈地谈啊，谈啊，跟希德洛夫斯基谈完，又跟科诺瓦洛夫谈，直至跟罗江科本人谈。
可是谁也不能附和他，因为每个人自己都不明白。
可昨天参加了要求军人专政、反对无秩序状态的个别会议的涅克拉索夫，这时不急不躁地反驳起来，虽然他既没瞪眼睛，也没抬高嗓门：“啊，问我们干了什么？我们夺取了政权。”
“对不起，先生们，我什么也不明白！”舒利金扯破嗓门喊道，“我们曾经反对大臣们，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反对过俄罗斯的军人权力？！”
退却是不可能的。要么享受自由，要么面对死亡。敌人是无情的。只有通过革命斗争，而不是破坏和酗酒，才能达到人民所希望的结果。
作为一名士兵，现在应当怎么办呢？要把所有的电报局、电话线、火车站、发电站、国家银行和政府各部夺到自己手中。不要分散到自己的营房中去，要等候传单！第二次革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跨区委员会
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