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阿列克谢耶夫不常进行非公务性的谈话，他的非公务性的谈话一向时间很短，只跟他周围和他亲近的人进行。在一次这样的谈话中他说：“我是厨娘的儿子，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出身底层，了解底层生活，而上层将军们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朝廷阶层和上流社会阶层就更不用说了。”
他的这番话是真诚的，说得也很有道理。尽管他不单纯是厨娘的儿子，不只是农奴的后代，而且也是一个贫穷的陆军上尉的儿子，他父亲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毕业于低级军官学校，在土耳其战役中当上了准尉，但服役9年也没有当上连长。他虽然没有显贵的身份，没有好的关系，得不到庇护，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劳，顽强地向上攀登，一生中仅仅靠自己的奋斗而获得了一切。别人经过3年军事见习就可以进军事学院，而他经过11年军事见习才进了军事学院。但在军事学院毕业之后，之后他由于每件事都做得勤恳细致、有条不紊，很快就当上了该军事学院的俄罗斯军事艺术史教授。不过他自己很清楚，教学不是他的天赋。这时日俄战争打起来了，阿列克谢耶夫参加了战争，当了陆军军需将军，即司令部的第二号首长，之后他由于在司令部工作成绩卓著而被提升为少将。以后，他这位军需将军在总司令部管理局工作，在基辅军区工作，先是和苏霍姆利诺夫共事，后来和伊万诺夫共事，在一九一一年的大演习中以其对战役的详细分析深深博得皇上好感。他给皇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皇上一向喜欢这样谦虚、勤快的人）。在战争开始阶段，阿列克谢耶夫调离了开往东普鲁士的13军（如果不是克留耶夫，而是阿列克谢耶夫在那里的话，那次不幸的凶恶战役就完全可能打好的），成了西南战线的伊万诺夫下面的参谋长。他还是那样认真，事无巨细，把每一件事都做得有条不紊。而在将军中他又是少有的不怀嫉妒心的人，甚至使人觉得他是不追求功名的人。他仔细制订了一九一四年加利齐亚战役的作战方案，鲁斯基和伊万诺夫对这次战役的指挥十分糟糕，但他们却获得了全部荣誉，鲁斯基还当上了侍从将官，而谦虚的阿列克谢耶夫只得了一枚四级乔治十字勋章，这种勋章下级军官就可以得到的。他虽然蒙受了这样的屈辱，但并不受它的折磨。他也不去想自己的功勋。而他并没有因此失去皇上的信任和恩宠。从一九一五年初起，他接替生病的（或是装病的）鲁斯基担任了西北战线总司令（当时还没有分开成立西方战线和北方战线），指挥37个军——全俄国作战部队的四分之三。而且这是在即将从华沙口袋撤退的那一年，四个月的全线大撤退，没有炮弹，甚至得不到枪支，全部重担都落在了他的肩膀上，这在俄国军队里是史无前例的。许多暴躁的军官指责阿列克谢耶夫是“撤退狂”，说他“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而让灵魂受到熬煎”，而他自己也是苦恼的，认为自己只配被撤职或降职：从许多包围圈里溜走的战略，他原以为是自己的功劳，突然间，按其结果来看他自己也觉得是投降的战略。一九一五年八月，他请求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解除他的职务：“我是不走运的。”可是相反，在那些日子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倒是面临被解职的威胁，皇上接收最高统帅部的权力之后，任命自己的宠儿阿列克谢耶夫当了最高统帅部的首长——那些对阿列克谢耶夫不怀好意的人说：“他把所有要塞都送给了德国人，却获得了晋升。”就在八月份的那些日子里，有一项被认为是更坏的消息，它只是没有被报纸披露，公众并不了解，而且几乎不为人所知，那就是：有八个德国骑兵师攻入了德维纳和维利诺之间我们的战线裂口处，造成了攻入奥尔沙，甚至攻入位于莫吉廖夫的大本营的威胁。在阿列克谢耶夫到大本营后指挥的这第一次战役中，他默不作声地把德国骑兵阻止在格卢博科耶和莫洛杰奇诺城前——由于没有后备力量，组织了一支斯米尔诺夫新军，把几个军绕道经过奥尔沙和德维纳投到前线去。
在没有实际指挥过一次战役且没有组织过一次战事的沙皇手下，实质上阿列克谢耶夫做的不是司令部参谋长的工作，而是俄国所有武装部队的不受监督的最高统帅的工作。尽管他的地位这么高了，但他的为人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无论在他的工作方式上，在对待下属的一视同仁上，还是在冷漠地对待位高权重的特权人物上，他对自己的看法仍一如既往，一点儿不头脑发热。仍像从前一样，在任何下级司令部里他从来不打算颐指气使，甚至早餐、午餐都不讲究，拿彩色铅笔在地图上指点作战计划或者拿起钢笔签署文件也是平易近人的。他只有一种兴趣：实事求是地仔细研究每一个问题，准确而富有成效地做出决定。他是那么热忱地投入工作，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谁也帮不了他的忙，谁也减轻不了他的工作负担，他也从来不感到自己能独来独往。他甚至不愿意自作主张选择助手。他避开所有会议，甚至避开和最高统帅讨论问题：会议会使意识模糊起来，动摇意志，做出折中的决定。他甚至不仔细审查作战部送来的作战计划：他必须自己拟订作战计划和决定一切，亲自把握一切细节，甚至下达命令也是自己动手，用他那细小而准确匀称的笔迹写命令。
他在司令部里不能没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助手——一个军需将军，沙皇想任命一个在军队里有声望的、优秀的队列首长——谢尔巴乔夫或者阿布拉姆·德拉戈米罗夫做他的助手。但阿列克谢耶夫坚持要普斯托沃伊坚克当助手，此人是他从西北战线带来的。这是一个没有一点儿独立精神的将军（他之所以得到晋升是因为娶了一个炮兵大将军的女儿为妻子），一个什么也不会的人，只有老文书的水平，也没有任何战斗经验——但有一点是很令人满意的：要是别人的话，会和阿列克谢耶夫发生争论，而他是绝不会的。阿列克谢耶夫说服皇上：不用从前线调大军官来，有了这个人就可以了。普斯托沃伊坚克当助手后，阿列克谢耶夫仍然不放下任何工作，只是让他更有礼貌地签署一些电报——阿列克谢耶夫亲自为他拟好电报稿，拿给他去签署。（他从来不认为把电报送给下属签署是丢脸的事。）
但阿列克谢耶夫越是严格地对待每一个问题，甚至最微小的问题，他就越被它们紧紧地缠住。有时候阿列克谢耶夫洞察到，他一个人怎么也对付不了那么多事情，这使他很失望。
有的时候军事领导的权力不知如何使用为好。例如，一九一六年本来决定由埃维尔特发起进攻，而布鲁西洛夫只是从侧面发起佯攻。但布鲁西洛夫轻易地取得了对奥地利人的胜利——而埃维尔特却是很笨拙地开始进攻的，很快又完全放弃进攻。阿列克谢耶夫必须一个人（而不是和皇上一起）当机立断决定：或者放弃今年的进攻，或者从埃维尔特到布鲁西洛夫把巨大兵力投到各狭窄的铁路线上，从而丧失时间，被德国人赶到前头去——不管做出哪一个决定，都不会令人满意。
为了对付类似的情况，为了减轻自己的重负，阿列克谢耶夫把他的朋友——同团战友鲍里索夫带在身边，以便跟他一起秘密地检验自己的战略设想，他认为他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年轻时鲍里索夫几乎成了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但后来干上了军务，当上了少将，可是因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到处宣扬自己的主张而被解职，甚至被关进过精神病医院。现在阿列克谢耶夫把他安置在大本营里，但没有给他任何军官头衔。鲍里索夫就住在这儿，在和阿列克谢耶夫毗邻的军需部队将军的房子里。也许是因为没有必要在职务上向任何人表现自己，他总是哪儿也不去，他也不注意自己的外表，不刮脸，不擦头油，很邋遢——只是在灵感来了的时刻向阿列克谢耶夫提供自己在战略上的一些想法。
近来，阿列克谢耶夫意识到自己在对待普斯托沃伊坚克上有错误，但他不敢责备他，更不敢把他从大本营调出去——他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残酷的人，不会摆脱那些对他忠诚的人。（在他生病期间闯到这里的、严酷的古尔科曾擅自处理过此事。）
沙皇每天在听取报告时总是各方面都同意参谋长的意见（他有时候可能心不在焉，有时候不十分深入思考），如果有所干预的话，只是在某些个别人员的任命方面。（沙皇常常宽恕有过错的将军，倾向于重新任命他们担任各种职务，甚至把他们留在过去的职位上，而不考虑其下属会怎样看待他们。）
沙皇非常喜欢自己这位吊眼角的朋友忍耐的、平和的性格，喜欢他有颗宁静的心——就像他的心一样。他干脆就是喜欢他。沙皇的这种好感比对一个部长的世界观或者政治路线的态度还要强烈。他还尊重这位将军的军事经验和知识，阿列克谢耶夫的那种真诚的宗教信仰更是使他产生一种特别的信任感：他不仅虔诚地在司令部教堂里做祷告，并且长时间低下头跪在一根圆柱旁不显眼的地方祈祷，他在办公室也这样祷告（沙皇是知道的），他不仅每次饭前饭后祈祷，而且他的祈祷和信仰已成了他的迫切需要。
阿列克谢耶夫也特别喜欢沙皇的和善、亲切和朴实，作为皇帝，这种性格是特别令人惊奇的，在每天的密切交往中给人的感受特别深刻。他尤其是不能不感谢沙皇对他的信任和把他提拔到这前所未有的位置上来。当他看到沙皇面对猛烈攻击的社会以及同那些大公交往中不轻松的处境时，他深深地同情沙皇。所有那些显贵的有爵位的人的脸面和谈话都叫他感到厌恶，他不但不喜欢待在他们中间，坐在皇家宴会席上（他经常受到这样的邀请），而且把它看作沉重的负担，等于把时间浪费在非公务上，丢下工作不管（那是挺讨厌的）。他已得到沙皇准许永远在司令部军官食堂吃饭。
然而阿列克谢耶夫对皇上的热爱必须经受严重的考验。夏天里到大本营来的皇后挽着这位将军的手把他带到花园里，希望他能劝说拉斯普京到大本营来。她难为情地（当她用俄文做解释时总是感到难为情，但这位将军连一种外语也不懂）叫阿列克谢耶夫相信，他对这位“老人”是不公平的，而这老人是一位圣者，一位非常好的人，他到大本营来会给军队带来很大的幸福。但阿列克谢耶夫没有听她的话，他心直口快地回答说：“皇后陛下，只要他一出现在大本营，我就立刻离开我现在的职位。”
皇后把挽着他的手拽出来，不向他告别就离开了他。
阿列克谢耶夫感到，从这时起皇上对他就有些冷淡了。（虽然皇上本人在他们初来到大本营时，也曾不好意思地向他提出过同样的建议，遭到了他的拒绝，但皇上并没有生气。甚至——阿列克谢耶夫还鼓起勇气劝皇上要让拉斯普京离他远一点儿，而皇上耐心地回答说，这是他个人的特殊私事，拉斯普京什么位置也捞不到。）但阿列克谢耶夫不能请拉斯普京到大本营来而使自己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
俄国进入了这么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不能单纯地从事自己的事业，他必然卷入到政治的旋涡里。如果他出于对政治的厌恶而对政治不感兴趣，那么当他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时，他就会对政治感兴趣。而且谁又能逃离社会观念呢，如果他学过一点儿文化，或者上过中学的话。任何一个俄国臣民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政府是十分无能的。社会和有文化的阶层一向是按道理行事，不可能违背它们的逻辑。他们自以为是地断定说，不可能找到下面这个问题的合理答案：为什么拉斯普京和别的不学无术的人和傀儡能够聚集在皇帝的宝座旁边？如果说，甚至说话响亮的、高傲的大公们都经常要感受到急剧变化的社会风气的威力，那么这位非名门出身、不威风凛凛、沉静的将军又怎能感受不到这风气呢？
阿列克谢耶夫的妻子有着更加激烈的社会观点，她甚至不能忍受这位沙皇，她曾以颤抖的蔑视语调说他是狐狸的尾巴，是刽子手，是向头颅上穿孔的人，是被大自然排斥的人，是心灵残疾者，是精神上的矮子。说他是专门被打发来罗曼诺夫皇朝干种种坏事的人，他是末代尼古拉。（欧洲以此标题出了一本带大量插图的书。）自由派圈子里的人们也是这么看的，持这样的观点的还有过去的革命者鲍里索夫，以及受到爱护被收留在大本营检查处能接触到保密文件的普斯托伊坚科和列姆克中尉，两个地道的社会革命党人。阿列克谢耶夫从将军们的谈话中，大量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上极端的话，当然他是不赞同这些话的。
但是妻子在同皇上的交往中如此不能控制自己，因此为了慎重起见，这对夫妻决定，当皇上待在大本营时她绝不要到大本营去，以免彼此碰见而脸面弄得难堪。以至于沙皇都感到惊讶，为什么那么巧合，参谋长的妻子总是在他不在大本营时到那儿去。有一次他开玩笑地问道：她莫非是要回避和他相见？阿列克谢耶夫回答说，只不过是因为皇上不在时他才有空接待她。在这之后，当沙皇在大本营时阿列克谢耶夫叫妻子来过一次。
虽然妻子和同事们的这些观点没有左右阿列克谢耶夫，但也不是毫无影响。这些观点好像在从侧面挤压他，掺和到他的观点里来了。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他有一次语气温和地拒绝了给他的副官将军的头衔。他本意是不想成为“宫廷集团”的成员，因而他没有佩戴白鹰勋章，而他的拒绝却叫皇上高兴，认为那是他谦虚的表现。皇上怎么也没有想到，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会有自己个人的政治同情。但去年复活节期间，皇上干脆亲自拿着副官将军的肩章和穗带送给他，这时阿列克谢耶夫不能不接受了，他只是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含糊其词地推辞说：“我不适合，我不适合！”
但是这种不协调不妨碍阿列克谢耶夫尽他的无可指责的军职。他把对军事的考虑放在一切政治之上，是的，他不喜欢“内政”。他不明白，要它干什么。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阿列克谢耶夫不得不长时间地跟那些到大本营来的部长或后方活动家们坐下来，讨论财政、工业、运输、军需、粮食、育马等问题。虽然在这些问题的考虑上他越来越倾向于（并且劝说皇上）必须在后方搞独裁，就是说要限制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会联合委员会的权力——但他和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会联合委员会的关系，就像和所有自由派活动家及杜马成员的关系一样，仍然保持最好的状态。（他还一直温和地建议利沃夫公爵把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会联合委员会里的犹太人减少到适当数量。）
在任命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上，皇上的选择和社会的好感是一致的，这在俄国是罕见现象。皇上认为他是君主制度的忠实奴仆，杜马成员们则认为他是秘密的共和主义者。按他的出身和他周围的人来看，公众认为他是自己人，经常夸奖他，他也因两方面都信任他而感到高兴。在这种两重地位的特殊情况下，阿列克谢耶夫甚至开始看到他有可能调解皇上和公众的关系。他决定在民事管理上给皇上提出建议：禁止报纸刺激大家，免去公众所讨厌的什丘尔麦尔的职务。就是要谦虚地行动，使皇上不再听那些坏谋士的意见。
但人们对阿列克谢耶夫的要求不只这些，而是更多。古奇科夫也好，科诺瓦洛夫也好，或者利沃夫公爵，不管谁从哪方面和阿列克谢耶夫谈话，他们都觉得这个文静的将军和他们有共识：俄国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被政府或者黑暗势力弄糟了。他们开始不拘礼节甚至很随便地跟这位将军来往，开始向他暗示某些计划：打算逮捕和流放皇后啦，迫使皇上取消社会信誉部啦。这些行动必须由某个人在后方，在彼得格勒进行，而希望阿列克谢耶夫在必要的时刻能站在帮助实现计划的立场上。阿列克谢耶夫对这些放肆的图谋装聋作哑，但他始终反对说，任何变革在战争期间都是不允许的，它对前线会造成致命的威胁。
古奇科夫干脆以阿列克谢耶夫的名义发出自己的一封揭发信，这信发到一些人手里，而事先完全没有告诉阿列克谢耶夫。这封信几乎断送和破坏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跟沙皇之间的良好关系。阿列克谢耶夫遭受到非常大的屈辱和危险，以至于感到自己已处于被撤职的关头。古奇科夫这封信使阿列克谢耶夫很震惊。以至于他那年久未犯的肾病又发作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他在十月份简直想寻死：他已经领了圣餐，离开人世的令人心灰意懒的意识已经使种种烦恼退居其次，也把他集中精力进行的战争推到一边了。阿列克谢耶夫以宁静的心情等着上帝这样来评价他：他一生在为俄国出力，没有个人的图谋。
但在圣餐之后他感到苏醒了。皇上仁慈地让他到克里米亚去度假，休养两三个月，回来还赶得上总攻击。
然而，社会活动家们的活动放肆到了如此地步，他们居然到塞瓦斯托波尔来见阿列克谢耶夫。他在这里度过了生死之间的一个月，然后才开始康复。利沃夫公爵在这里访问了这位将军，跟他进行有关改变内部制度和有关在大转变情况下前线情绪的谈话。而阿列克谢耶夫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那些不愉快的要求使他内心受到压抑——古奇科夫的信使他懂得了，那些轻浮的谈话遭致这样的后果。
在塞瓦斯托波尔，阿列克谢耶夫开始收到如何准备主要战役的工作资料。他于二月二十日前夕，在发烧的情况下带病来到了大本营，为的是参加最后一个月的准备工作。这次进攻成了他的终身大事。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了。为了保证这次主攻取得胜利（那里需要的每一支部队，特别是近卫军部队必须全部到位），阿列克谢耶夫几个月来都不同意皇上要把最有战斗力的近卫军部队调到彼得格勒做卫戍部队用的要求（这位沙皇常常没有毅力坚持己见，而只是要求而已）。
尚未痊愈的阿列克谢耶夫五天前就回到了莫吉廖夫，及时会见了两个月没有来大本营的皇上。由于古奇科夫秋天写的那封信善后处理的影响或者说他长期离开的影响，他和皇上过去那种牢固的信任关系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情况已经好得多了。
阿列克谢耶夫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仔细研究盟国彼得格勒会议的结果，还读了他缺席期间的全部信件——他的身体又变得虚弱了，发起烧来了。医生要求他每天卧床几个小时。正是在这个时候，彼得格勒却发生了风潮，他尽管没有理由认为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彼得格勒各行政当局和政府甚至两天没有通报风潮的情况，第一个报告还是哈巴洛夫昨天傍晚送来的，这报告认为这次风潮只是偶然性事件。第二个报告是今天白天送来的，也没有令人感到忧虑，虽然有一个地方部队的一个排被迫开火了。
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在阿列克谢耶夫不在时没有增加——他现在也不急于办理此事，事情不能从这儿抓起。而且为什么要把彼得格勒看成是比前线任何一个地点更危险的地方呢？我们的统帅部为什么要把内政看得比军事更重要呢？
今天晚间11点半钟时，接到了罗江科发来的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不过罗江科讲话一向夸大其词，他过于自信，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是无所不知的。这是一种明显的狡猾伎俩，企图利用彼得格勒的风潮来达到把自己推到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的目的。
皇上不喜欢别人深夜打搅他，阿列克谢耶夫也不认为有立即向他报告的必要。他正感到一阵阵地发冷，也乐得躺下去。明天11点半钟是向皇上做例行报告的时间——那时再向他报告罗江科的电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