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一章

第一百九十一章

俄罗斯交通工程师阶层集中了具有天赋、知识和技能的人——工作的诱惑力和高度的录用竞争力吸引了优秀的男性青年的精英。懒汉和革命分子到不了那里去。五年的学习生活集中了辛勤的劳动、科学的培养和积极的暑期实践。俄罗斯幅员辽阔，在这片土地上的铁路工作性质本身造就了勇敢和能干的工作者。他们善于对抗最困难的局面，很懂得生活、人和每项劳动的价值。对所属人员都能按劳付酬。在这个系统中，人们不知道徇私情是怎么回事，用人只看才能和经验。每个人不用为起码的生活条件而卑躬折节，能够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献给这丰富多彩的工作。为了各种勘察、建筑、铁路会议而出差以及免费旅行，使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和欧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真正的铁路工程师别说搞社会事务，就连干家务的时间都没有。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勃利科夫可从没充当过交通工程师的角色，铁路的运行工作和建筑工地上的任何工作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到底投身到普通经济学上去了，被调出来在交通部各委员会工作，解决一些普遍性问题。不，不止这些，这还不够！最后他想到做国家杜马的候选人，并于一九一二年从彼尔姆省入选国家杜马，在那里从事勘察工作。可是，在杜马里他也苦闷不堪，徒然地渴望着行动：杜马里近20个主要人物都有出色的口才，来自立宪民主党的人比别的党派多，他们占据了杜马五分之四的时间，难道这就是行动？其余人的工作好像就是沉默和表决，并且在各委员会里做事。杜马的这些委员会对工作的要求比交通部各委员会宽松得多。布勃利科夫意识到了自己的某种反叛才能，即使不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又无法运用这种才能。他已经42岁了啊！

他这个姓也挺滑稽[1]，妨碍了他严肃的政治地位。

布勃利科夫当然属于俄罗斯知识界，谁也逃不掉自己的出身。可实质上他并不同于俄罗斯知识界的基本类型——他们沉湎于对道德、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争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勇于献身，对于经济却感到畏怯，对于管理国家就更无能为力了。布勃利科夫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管理才能。然而，铁路对于他来说又过于狭窄了，而整个俄罗斯他又得不到。

可是，昨天那声惊雷过后，他怦然心动了：他的时机来了！他赶紧去鼓动议员们召开惊雷般的杜马紧急会议，可是，那些胆小鬼没敢干。成千上万的人在城里走动着，有的地方反动势力已具酿成大祸之趋势。这时听着议员们在半圆形大厅里无精打采的废话，你简直得疯掉！布勃利科夫产生强烈的反感，他在一片慌乱成一窝蜂似的塔夫里达宫里跑来跑去，激动地搓着手。事变来得特别快，就应该特别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可是，哪怕想出些最简单的办法都相当困难。既然没想出解决办法，那么，对于事变，也只能任其发展了。

布勃利科夫跟大家一样在塔夫里达宫过夜，他看得更清了，没有哪个人站出来领导革命，只能毫无防备地面对镇压。果然如此！从早上起就听说伊万诺夫将军在向彼得格勒进军。

一切只能任其发展了！就这么被镇压了？可怎么办呢？怎么办？杜马的那些领袖们却空谈起来没个完，什么正经事也决定不了。而镇压的兵力可全都是野战军啊，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没有可比性。

而整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中最激进的人，也就是沾火就着的青年学生，却由于大雪封门正在打瞌睡，对彼得格勒的事变一无所知。

布勃利科夫突然想到一个值得探讨、简单易行而又绝妙的主意！只有铁路工作者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不思进取的农民和小市民对于俄罗斯毫无意义，铁路的神经牵着整个积极进取的俄罗斯，这是个国中之国。所有的铁路（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土尔克斯坦）拥有最活跃的、统一的电报联络系统，它的中心在交通部。布勃利科夫很清楚，这个联络系统完全不依赖内务部的网络，在任何地方都不与其联结，在各地供职的电报员都是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因此，掌握了这个联络枢纽，就等于为自己开辟了对整个俄罗斯讲话的线路。

想到这里，他赶紧去找人，不找克伦斯基，也不找奇赫伊泽，而是直接找头头罗江科。他找到了那个正在形形色色探访者的包围中徘徊的大块头，想尽量引起他的注意，甚至偷偷地把他领走，为此布勃利科夫甚至说起话来。可是，罗江科没按他的意思办，继续心不在焉地忙乱着。

布勃利科夫只好在返回的路上守候他好长时间，直等到他给一个团队讲完了话，他大口喘气，胸膛像铁匠风匣一般。布勃利科夫极力向他灌输夺取交通部的想法，可是，这个巨人很冷似的紧紧抱着宽大的肩头。他完全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夺取政权！可是，也不能消极等待沙皇的军队来打呀。罗江科还是坚持奉公守法。布勃利科夫站在他面前，一副保养得很好的中等资产阶级的样子，与众不同的只是水银般的灵活善变。可就是没法把这种灵活善变传授给罗江科。罗江科到底慢慢悠悠地溜走了。

真见鬼！可是，还能到谁那里去获得行动的许可呢？干脆不要任何批准去冒险？（本来这更符合布勃利科夫的性格，可是一旦这样就缺少个支柱。）

然而，布勃利科夫在塔夫里达宫密密麻麻的闲人中间走来走去时，进行了细心的观察，于是他看透了，这里正聚集着他所需要的所有助手和执行者。只要把他看准，招呼过来，使他们集结在自己的身边就成功了一半了。于是，他一个又一个地找人交谈。他首先看中了一个讨人喜欢又殷勤的骠骑兵大尉，这人长着松软漂亮的浅色胡须。他只身一人，逢人便笑脸相迎，显然是在找人交谈。

有一次二人挤到一起时，布勃利科夫问他：“您不想参加点儿革命行动吗？”

这问题正中此人下怀，他高兴地回答：“骠骑兵大尉索斯诺夫斯基，愿为您效劳。”

然后，他又找到一名无拘无束的年轻士兵——鲁列夫斯基，他有一副知识分子模样但却坚定的面孔，过去是波兰社会党人，现在是齐美尔瓦尔德派分子、社会民主党人，西北铁路税收处的簿记员。太棒了！他也愿意干。还找到了爱德华·什穆克斯，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不知现在是否是大学生，他也在为自己寻找着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

革命力量自己发育成熟了！他们苦闷彷徨，急欲冲出樊篱，应当正确引导他们！

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布勃利科夫又好不容易弄到了纸笔，在一个房间里挤出块地方，工工整整地给自己写了一道去交通部就职的国家杜马委员会的委任状。他拿着这页纸去找罗江科，后者仍然在从人群中往出挤，准备和一个人去哪儿。布勃利科夫也这样边走边劝说他：为了保卫自由，不能什么措施都不采取。罗江科感到惊奇，心不在焉地说：“那好吧，如果真是这么必要，您就去干吧。”不知是因为他已经是第三次来试探，还是因为罗江科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回过味来而胆大起来了，反正他终于同意任命布勃利科夫了。他把文件纸按在叶卡捷琳娜大厅的圆柱上签起名来。他签得没多大劲头，倒不如说是为了赶紧摆脱这个固执的议员。

可是，布勃利科夫随即又给他递上一份态度坚决的通告。这份通告已经写好了，他打算用电报向外发布。开头写道：“我今天接管交通部并宣布国家杜马主席的下述命令。”于是，罗江科读到了他本人都有些意识不到的命令：“造成国家管理部门瘫痪的旧政权就这样垮台了。”

罗江科真的大吃一惊：“不能这么说吧。旧政权还在……”

怎么，他还不明白旧政权已经垮台了？连他都不明白，那还有谁明白呢？不然你去跟这些人一起干革命试试！

要是真没垮，那就该推它一把。

“可是正应该这样写！”布勃利科夫赶紧坚持说。他用自己整颗革命之心感觉到：垮了！你一看就有这个印象。肯定要垮的！

“不，不，”罗江科嘟哝着说，“还是谨慎点儿好。”

“好吧，那就写：旧政权软弱无力？”

罗江科同意了。

他还向罗江科要了两辆卡车用于这次行动，汽车和士兵就聚集在楼前待命。

索斯诺夫斯基和什穆斯克斯赶紧去召集队伍，集合起五十多个志愿者，有两名准尉也参加进来。布勃利科夫本人没带武器，他兜里揣着文件，迈着革命者幸福的步子走出来。还有一辆车也非要跟着这两辆车走不可，布勃利科夫当即决定带上这辆暂时闲置的客车，虽然没用任何人的许可。士兵们背着枪，把刺刀朝上，上车时险些扎到彼此，虽然有些人是喝醉了酒。

三辆车朝方丹卡大街和沃兹涅先斯基大街驶去。

刚看到被抛在后面的蜂窝般的塔夫里达宫的一点影儿。这次行动是：名不见经传的亚历山大·布勃利科夫野心勃勃地去夺取帝国的神经中枢！

凌乱的街道到处是一片狂饮滥醉的景象！有些地方空荡无人，响着枪声；有些地方人群聚集。忽而一小帮工人或士兵端着步枪匆匆跑过，忽而一辆救护车载着伤员和护士驶过；时而有人在破坏店铺，时而有人押送被捕的军官；与布勃利科夫队伍中同样的汽车经过时跟他们相遇会向空中鸣枪致意。

来到交通部，士兵们纷纷跳下车，什穆斯克斯和两名准尉在院门口、楼门口和各安全门口布置了双岗。索斯诺夫斯基和鲁列夫斯基一边一个地伴着令人敬畏的布勃利科夫，带着二十几名士兵，急匆匆地拥进楼里。布勃利科夫不止一次到过这里，知道该怎么布置。他指出应该设岗的地方（分别是走廊的交叉点、电报中心局、部长及其助手们的办公室），要求把部里的旧官员全都召集到铁路管理局局长的办公室。

官员们早就看到了这一切，他们惊恐地逃进门去，有的偷偷地向外张望。到处都传扬着：夺权的来了！不过布勃利科夫对这些人表示理解：他们的担惊受怕与不堪忍受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们将幸运地落到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权下，处境将会明朗起来。布勃利科夫马上就要庄严宣布，他们可以继续工作，他们将会幸福。胡须浓密的骠骑兵大尉索斯诺夫斯基立刻成了大楼总管、交通部保卫处处长。脸蛋儿光滑的鲁列夫斯基当电报局长，再过半小时，那些宁静而遥远的、被冰雪覆盖的车站上的电报员们，就要通过遍布帝国的铁路沿线网，接收并继续传播炽烈如火的语言：“负责建立新政权的国家杜马委员会，以祖国的名义向你们致意：国家期待你们更好地履行职责，期待你们建立功勋！”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谁来领导交通部呢？光有热情还不够，必须了解具体的领导工作。有必要说服交通大臣本人或者他的两个副手。

布勃利科夫被告知，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没搬进交通部的公房来住，这里只有前大臣的仆人们。克里格尔从早上起就出去了，刚刚回来，现在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可是，他没想争夺指挥权？看来，他是认输了。

布勃利科夫这时已是天不怕地不怕，他满不在乎地去找大臣。毫无疑问，权力已到了他手里，这里有他的50个步兵，还有整个彼得格勒。这不，他穿过一道沉重的房门，跨进办公室，向大臣的办公桌走去。桌旁坐着若无其事的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他身材不高，50来岁，但已完全谢顶，身穿铁路工作人员纽扣很多的常服。布勃利科夫离这位大臣越近，他那轻浮的派头就越不明显，恢复到与正经人面对面时的工程师身份，他的人民委员职位看来像是招摇撞骗。不论是经验，还是知识，克里格尔无疑都胜他一筹。布勃利科夫叫人看起来正是这些铁路制服——工程师标志的叛徒。

结果，他完全没有了在杜马委员会时那样的粗声大气，而是客气地说：“爱德华·布罗尼斯拉沃维奇，我到这儿……是罗江科指派的。您大概已经承认了国家杜马委员会，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您就领导好了。”

如果这时克里格尔·沃伊沃夫斯基挺身而出，坚持自己神圣的权力，不容许任何人干预神圣的铁路事业，布勃利科夫就可能恢复他的工程师意识，虽然多少有点儿胆怯。说不定他还会做出让步，哪怕仅仅出于为铁路事业着想。

可是这个克里格尔，从桌旁压抑地、窘迫地看着，下眼皮和下嘴唇耷拉在那张小脸上，威风扫地做道歉状说：“阿列克桑·萨内奇……您能理解，我是向皇上宣过誓的，可现在他还在位……”

这回，工程师意识从布勃利科夫那被理发师精心修剪过的脑袋里风一般地飘走了，而人民委员作风又像铅一样注入了他的双腿，他坚定不移地说：“那就对不起了，”他说，“我必须看押您。”可又宽宏大量地问，“您愿意在哪儿？在这儿？还是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在国家杜马？”

“阿列克桑·萨内奇，我觉得，还是在这儿好些。”他毫不迟疑地做出了选择，“您要是给我留一部电话就更好了。”

“那怎么能不行呢？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那么，请原谅，门外将有岗哨。您的饭将由特列波夫送。”

布勃利科夫匆匆走了。克里格尔是个自由主义者，不久前才就任大臣。他的副手乌斯特鲁戈夫却是个最旧不过的君主主义者，可是，工作中用得着他。对于另一个副手鲍里索夫，布勃利科夫希望争取他能容易点儿，以便把所有的铁路都掌管起来，看上去又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与此同时，要把自己火焰般的电报发遍全国！

在罗江科的签名后还要补充上：“作为同一个大家庭的一员，我坚定地相信，你们不会辜负我们的祖国的希望！国家杜马议员布勃利科夫。”

他给俄罗斯放出了一头革命的猛兽，尽管这革命还没在全俄罗斯爆发，但它会发生的！

克里格尔十分满意。布勃利科夫来时，正赶上他在挑选个人文件、书信和书籍，准备在情况最糟时抢救。从昨天晚上起，他什么事没经历过啊！政府会议过后好长时间不能从玛丽娅宫出来，因为太危险，到处在打枪，还听说他们已经开始挨家搜捕大臣。可是，留在那里也不行，革命分子已经冲进宫里去了。克里格尔和波克罗夫斯基急忙穿过庭院和角门，向杰米多夫胡同走去，可是，那里上了锁，有人从门外告诉他们，那里也有危险。走投无路了！二人又返了回来，可是，宫里已经有一些人在敲打着、翻腾着什么，他们在进行搜查。于是，尽管是自由派的两个大臣，本以为能够被饶过的人，他们还是顺着黑暗的楼梯向下一层的楼道走去，那里的房间住着信差、看门人和护卫队。他们就在那里找个黑暗的角落，在劈柴和桶上坐了一整夜，尽管也有人冲到这里观察一番，询问一通。将近早晨，宫里安静了一点儿，一名邮差的儿子、一个小孩把他领了出来，又穿过一个庭院和一道大门。广场上有人在破坏，在砸阿斯托里亚旅馆。其他的街道上阒无一人，哪儿也见不到一个看院人，但是，已经天光大亮，这就使人觉得更可怕。在一个熟人家待了几个小时，克里格尔觉得自己必须到部里去，因为谁也没有解除他的职务。可这会儿，突然冒出了布勃利科夫和这些士兵。

说起来，克里格尔担任交通大臣总共才三个月。每次国务会议都使他感到失望，他感受不到皇上强有力的支持。在战争的头两年，他看到的皇上还精力充沛，事事关心，发表意见也很有理智。可是入秋以来，在所有批阅的奏折上他都给人一种疲惫，对失利和苦难越来越麻木的印象。今年一月以来，他已经完全挺不起来了，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毫无胜利的信心，对一切都听天由命。大臣们的力量又从哪儿来呢？

他何必这样与国家杜马为敌？为什么安排一些不了解俄罗斯的人当各部大臣？为什么安排那些一时得宠却不熟悉当地条件的人去当省长和市政长官，又使城市在战时没有忠实可靠的军队守卫？再往前说，为什么这么多事地加入这场战争：要么为保加利亚人，要么为塞尔维亚人卖这么大力气，而置国内的混乱于不顾？

既然一切都由着优柔寡断的皇上，偶然来到交通部的克里格尔又何必去跟人作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