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

是的！这是罪过，这根激荡的血管，这一条线所造成的压迫，你对周围的情况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身边最简单的、连小孩子都能看到的危险都看不到！他和尤利亚·马尔托夫有一次（那是什么时候啊！——在受了三年流放的苦，几乎要逃到国外去的时候）带了一篮子禁书和一份用化学墨水写的“星火”计划，精心谋划着决定在路上换乘火车，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换乘的火车要经过皇村，在那里他们引起了怀疑，被宪兵抓起来了，但慢腾腾的警察使他们有时间扔掉篮子，警察只读了信页上表面的文字，没有拿它放在火上烤着读。这样一来，“星火”计划才没有暴露出来。

后来，发生了11个布尔什维克和12个孟什维克整整一年的党内紧张斗争，在这期间他们忽略了、几乎没有注意到整个日本战争。

对这场战争他没有去写，也没有去想，对饶勒斯[1]被杀害也没有做出回应。那是因为：全社会团结起来的思潮像传染病似的在肆虐，最近几年来它已渗透到整个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这种笼统的不加区分的团结对无产阶级是最危险、最有害的！调和和团结是愚蠢的做法，是党的毁灭！优柔寡断的国际领袖们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就会叫我们容忍！他们就会叫我们团结起来！就会号召我们去参加布鲁塞尔最庸俗的团结会议，那时我们怎样去摆脱？怎样去回避？全部注意力，全部努力都集中到那儿去，向大公的射击声都几乎没有听到了！……而这里8月份却在维也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空前紧张地反孟什维克！而这许多星期里最最重要的是赶紧在国内组成一个俄国代表团，作为一个活动着的大党的代表团。的确，就在这里，在波罗尼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党，雄赳赳地出席代表大会！当他还在想主意，还在联络代表（通过边境直接联络）的时候，奥地利已经向塞尔维亚宣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甚至德国向俄国宣战了，他也觉得没关系……是的，是的，要继续联系，在斗争中好好地干起来了，就难以停下来了。有人散布消息说，似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赞成军事拨款，他们怎么毁了自己呢？国际怎么破产了呢？不，一时被驱散的国际现在又在继续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总的说来，帝国主义战争是必然要爆发的！在理论上已经预言过了，一贯预见到了。但是，不具体地说就是现在，就在今年。而他是忽略了，他陷入困境了……

是的，已经10天了，他意识到自己处于紧靠俄国边境的模棱两可的处境，应该把代表们撤回去，尽快从波罗尼诺这个鬼地方脱身，现在谁也不需要这个鬼地方了，尽快从这整个关上了门的奥地利匈牙利脱身：在交战国里有什么工作呢？应该马上奔到美好的瑞士——这个中立的、可靠的、没有阻碍的国家去，那里有聪明的警察，有负责任的秩序！可是不，他甚至一动也没有动，他在紧张地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而这时爆发了奥俄战争。到这儿来的所有代表都被扣留了：那些服兵役年龄的俄国人就倒霉了，你们干嘛到这儿来？

咳，多么大的失误！咳，多么紧张的三星期！

现在已经过去了，他从新塔尔格月台上走到机车前，又走回来。同加涅茨基一道走到机车前，又走回来。

加涅茨基那张光洁愉快的，甚至温柔的脸现在显得那么平静，突然他向新塔尔格的官员们狂怒地叫喊起来！他倒不是叫他们难堪（他在新塔尔格是自家人，他父亲是这儿的富翁），而季诺维也夫在决定性的时刻溜开了。

新塔尔格——可不是波罗尼诺，在这里已经很危险了，不可能再出现那么一些狂热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尽管这里的车站上有宪兵走来走去，没有人乱跑乱窜。

这就是辩证法：宪兵一般说是不好的，而在此刻却是好的。

机车的红色车轮几乎有一个人那么高。

不管你多么机警、有远见、多疑，连续7年的小市民生活也会使你昏昏欲睡。你处在一个多么巨大的阴影下，辨认不出是什么东西，你像靠在一面小墙上似的靠在一个沉重的铁的支撑物上，而它突然动起来了，它原来是一辆机车的一个红色大轮子，一根露出的长长杆子把它转动起来，你背上的衣服给卷了起来——往那边卷去！往车轮下卷去！！你的头在铁轨边上一晃动，你才意识到，你在新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碰到了危险。

列宁本人没有受到奥地利当局的威胁。他有合法的护照，有政治移民（沙皇制度的敌人）的合法身份，在奥地利警察局里没有不轨行为的记录。但是，他怎么能断送这样的一项措施呢？怎么能让别人抓走自己的为数不多的干部呢？愚蠢的圈套！愚蠢的墙！当时发生的皇村事件——那是最愚蠢、最简单的、最盲目的失误！就像在1905年那一次，办了一份报纸，连一期都没有出来，一下子就完蛋了……是的！什么时候都要有思想准备，会有革命者坐牢的。但是，也不是那么愚蠢！也不是那么可耻！弄得自己的手给捆住也并非那么不是时候！他刚刚把党的新生力量聚集起来，就又要让它的成员坐牢不成！？而更糟糕的是，让代表们被捕，而组织者自由自在？这又怎么解释呢？

于是，头一天晚上他和加涅茨基发了电报，给克拉科夫警察局政治处，给维也纳的几位社会主义的朋友。之所以发电报，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可能从波罗尼诺村跑出来，在战争的日子里每发一张票都得经笨拙的村长的批准，而村长是不会发给他票的，甚至友好的骑兵警察司务长也说服不了村长。而要到达新塔尔格还需要有新的批准，需要得到新的信任，人家是不会让他去的，因此，你只好在村子里的一间小房间里的石砌地板上从墙这边跑到墙那边，而不是躺在吱吱响的网床上，来消磨11天的时间（在新塔尔格则连旅馆也没有），一想到：可以不这样呀！可以不这样呀！便感到火燎火烤似的难受。自作自受呀！自己找上的呀！

没有一样外在的失意、失败和敌人的卑劣行径，使他如这次小小的失误一样日夜熬煎；没有一件事情会使他感到如此伤心。他没有办法客观地讲清自己的过失，因此，也就无法抚平它、忘记它，而只求不要忘记它！而他确确实实是一时失误。

而库巴（加涅茨基党内的绰号）这几天又是怎么样的呢！他没有变蔫、没有屈服，像一只逗牛狗似的拽着宪兵的裤子不放。他像喷泉似的撒开了许多名字——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议会代表的！社会活动家的！向谁都写信，都做解释，都拉关系，以求进行干预！他往各方面写了20封信；晚上没有火车，他就坐四轮大车赶到新塔尔格去。他跑到克拉科夫去，在那里碰到好几个人（他一会儿就可以给任何一个官员编一个故事）；他又给维也纳打电话。任何一个斯拉夫人处在他的地位都要疲倦的，撒手的，扔去这工作的，但是，加涅茨基以无比的顽强劲儿坚持着。接着列宁又给他一项任务：立刻设法到瑞士去。

在加涅茨基的电报催促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维克多·阿德勒[2]和季阿曼德找到奥地利首相和内政部，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乌里扬诺夫提出书面担保，保证他不仅忠诚于奥匈帝国，而且是俄国政府最凶恶的敌人，对俄国政府的敌视胜于首相。于是克拉科夫警察局接到了一项指令：“在目前情况下乌里扬诺夫可以为奥匈帝国做出巨大的贡献。”于是，进一步谈判、行动、营救被拘留的同志的道路就这样敞开了。

同志们被解救了，而列宁怎么样？为什么他没有坐牢？库巴作了奇特的解释：村长的那间小房子，他在那里受折磨的所有那些日子里，那就是他的牢房！当然，他也坐牢了！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造成了另一次危险。你可以向奥地利首相和奥地利弱智的官员说明白的事情，但加利西亚愚钝的庄稼人，却怎么也明白不了。你住在一个地方可以不观察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情况。可是，在波罗尼诺的居民眼里，你们却是一些奇怪的人们，不像其他那些住别墅的人——每天邮局给你们送来一袋一袋东西，一包一包东西，你们写呀，写呀，从俄国寄来不少钱，你们是些没有护照而从国境线过来的人，而这里现在在打仗，这不是间谍吗？你看，还在各个山头上走来走去呢——那不是在有计划地摄影吗？于是各地当局通知说：把可疑的人抓起来，他们在拍摄道路，他们在往井里投毒。是些间谍吧？！

令人吃惊吧，不可思议吧！农妇们从天主教教堂里出来，她们不知是自个儿闹着玩，也不知是见到娜佳而做给她看，在街上大喊大叫，“他们自己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了！”“他们自己要把他的舌头割掉了！”……娜佳面色苍白地跑回家来，全身哆嗦着。她的恐惧像传染病似的传染开去，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什么？要割舌头，那还了得！这简单得很：他们操起大叉子和刀子就来了……叫他们全党见鬼去吧！叫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鬼去吧！……列宁有生以来还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危险。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来对待他……历史上也很少有过老百姓如此莫名其妙地喷发他们的愤怒情绪吧！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对这种情况也会感到安全没有保障吧！甚至在监狱里都要比在这愚昧的人群中感到安全……

在这样的威胁下，你感到情绪不安倒不是因为惊慌失措，而是因为你正在准备战斗。

娜佳在波罗尼诺最后几天的时日就是这样暗淡无光，精神沮丧。而列宁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了。两年来一直那么安全、那么宁静的村子现在却戒备森严起来了。人们待在屋子里，寝食难安，神情恍惚。当然，纳杰日达又犯了新的错误，她不取秘密文件了，不分发秘密文件了，而且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能理解新的形势，两个避暑季节里堆积了60普特的文件。

总的说来，怎么可以放慢行动，停留在俄国边境线旁边呢？！随时可能遭到哥萨克们的袭击，被他们抓起来呀！

幸好在火车台上，有宪兵和车站官员维持秩序，才不会受到不受监督的镇压了，此时紧张的心情才放了下来。第一遍铃声响了，离开车只有23分钟了。大家高兴起来。早晨显得那么愉快，阳光明媚，万里无云。车里运的不是军用物资，不是应召的士兵，月台上和火车上是通常夏天避暑时候的情景。但是，乘这列火车需要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因此，车厢里一半座位是空的。娜佳和丈母娘已经坐在车厢里了，她们在往窗外看着。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挎着雅科夫·库巴的胳膊，在月台上走来走去，两个人个子都不高，肩膀都很宽，不过伊里奇是因骨架大显得宽，库巴则是因身子胖而显得宽。

雅科夫神态非常自信，一副商人的气派，留着一条显得机敏的胡须，两只眼睛安详地突出，眼神显得坚毅，不能不叫人赞赏。

当你看到一个人对这样的事业有如此才能，你就应该仔细地倾听他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看似如何不现实。他早就知道雅科夫，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波兰事件起就对他有所了解，不过只是在今年夏天他从新的方面施展才华后，才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总的说来，他是很出色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守口如瓶，任何陌生人都休想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在六七月里，他们经常在波罗尼诺近郊山原上散步，讨论他提出的吸引人的财政计划，一连串美好的想法。加涅茨基可能是由于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对金钱上的事情嗅觉特别灵敏，非常能干——这是一个革命者少有的、极其有用的品质。他正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钱好比党的手和脚，没有钱，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束手无策，只能一味空谈。甚至一个议会党团也需要大量的钱来进行选举活动，何况一个革命的、地下的政党，它需要加以掩护，秘密进行接头，需要交通工具，印刷文件，购买武器，训练战士，培养干部，在必要的时刻还要实现大变革，哪一项不需要钱？

这是令人信服的！所有布尔什维克从第二次代表大会起，从独立活动的第一步起，对这一点就是明白的：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钱决定一切。第一个办法就是从俄国的财主那里，从马蒙托夫那里，从“蜜糖饼干”科诺瓦洛夫那里获取捐款，萨瓦·莫罗佐夫一个月就能弄上千卢布，正好够彼得堡委员会用，而其他的人也由于商人的好心情，由于知识分子的同情，不定期地弄到捐款（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一次就给了一万卢布）。接着你又要继续去弄钱，更可靠的办法是自己掏钱，去掏遗产。比如有个叫施密特的工厂主，几个党员娶了继承他遗产的几个女儿为妻，叫她们给他们弄钱，理由是他们在乌拉尔山区碰上了勒博夫匪帮，钱被抢走了，武器也没有运回来。要么更充分地运用军事技术手段：在芬兰准备印刷假钞票，克拉辛已经弄到了水纸。他还为激进派准备了炸弹。激进派的活动很顺利，但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洁癖，他们的做法受到了禁止，但又没有力量停顿下来，在梯弗里斯卡莫和科巴还成功地从国库弄到了34万卢布。但是，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把沙皇500卢布崭新的钞票拿到柏林、巴黎、斯德哥尔摩去兑换，而本来应该做得更聪明些，沙皇的财政部把这批钞票的连续号码通知了各地，于是李特维诺夫被抓起来了，萨拉·拉维奇在慕尼黑落网了，她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封信从监狱里送出去，就被带走了。开始搜捕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抓了30人，要是没有议会中自由党人的帮助，卡尔宾斯基和谢马什科也要被人扭送到警察局关一阵子。而比所有人都糟糕可恶的是考茨基以其伪善的、假仁假义的、卑鄙的“原则性”大喊大叫，提出这么一个恶劣的主意：设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庭”来审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并愚蠢地命令烧掉500卢布的万能钞票！有一次大家见到了他的肖像，一个虔诚的、灰白头发的老头子，把一只蛤蟆送到嘴里，因洁癖下巴歪到一边去了。你们倒好，德国的工人富了，缴纳大量工会会费，党是合法的，而我们呢？当然，不是把所有的钞票都烧掉，没有那样的傻瓜。后来人们又做了一件傻事，把这个可恶的老头子当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之间的金钱上的仲裁者，他们还使用了联合的手腕，那就是说，把资金合起来使用，而孟什维克本来就是没有钱的；全部施密特的遗产都不得隐瞒，一部分给考茨基作为仲裁费用——以后由于发生新的分裂，他就不愿意还给布尔什维克了。

今年夏天，加涅茨基提出运用列宁的一个方案，可以在欧洲建立商业企业或者以入伙方式加入已经有效的托拉斯，把所得利润的份额每月有保障地转交给党。这不是俄国的马尼洛夫习气，每走计划中的一步都要作精确的核算。这不是库巴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这是经过帕尔乌斯聪明的脑袋想出来的，是从他在君士坦丁堡给库巴写的一些信里得出来的主张。他曾经像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一贫如洗，到土耳其来组织罢工，现在他公开地写道，他多么需要财富，党有一天会富裕起来的。他很好地写道，为此最可靠的做法是推翻资本主义，应该自己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者必须首先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者们讥笑他，萝扎、克拉拉和李卜克内西对帕尔乌斯表示蔑视。不过他们可能过于着急了，讥笑帕尔乌斯对金钱力量的看法显得苍白无力。

部分地因为争论加涅茨基的方案，人们忽略战争开始了。

他们现在，最近这些时候还在进行讨论，并商量怎样保持联系。人们很快感到惊讶：季诺维也夫总是跟随着列宁，那里还有加涅茨基，他们要尽快地摆脱奥地利的军事义务。

这时响起了第二遍铃声。伊里奇敏捷地跳上了火车的踏板，他没有戴帽子，几乎全秃顶了，穿一件旧制服，脸庞消瘦，神情不安而且小心谨慎，留着一撮长长的不整齐的小胡子。的确，他的样子有一点儿像间谍，加涅茨基想跟他开个玩笑，但他知道列宁讨厌别人跟他开玩笑，便控制了自己。

他自己呢，长着两只忧郁的、神情谨慎的眼睛，一张商人的脸孔，穿一件肮脏的制服，不像个间谍叉像谁呢？

一个戴黑红色高帽子的车站值班员严肃地站在车站上。车站上的钟敲了三次。车长吹起了哨子，火车开动了。

车站上的人们向离去的人们挥手。车上的人也从开着的窗子里向外面的人挥手。

总的说来，他们在这儿生活得不错。安静，从容不迫，不像那忙乱的巴黎。不管列宁在欧洲受了多少折腾，但他不会成为一个欧洲人。他的生活环境必须狭窄些，这是活动的最好条件。

他在这儿有过多少激动不安啊。可也有过多少愉快，也有过多少失望。

马利诺夫斯基……

随着月台，随着车站——留下的人都离开了。甚至还有加涅茨基，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值得信赖的党内同志，可是现在，从下一阶段生活起，他也离开了。也许以后的某个阶段，他又成为一个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会有大量的写有“双加急”和“三加急”号的信件紧急地寄到他那儿去，但是，现在他就要出色地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他也离开了。

存在着一条不可违背的革命斗争的法则，或者说整个人类发展的法则，它从来不是由任何人所制定的。列宁多次认真研究过这一法则：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出现或接近出现一两个在当时最志同道合的，于现在也最有利、最重要、最有益的，最叫人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和一道行动的人。但是，他们之中任何人所作所为也不能够一成不变，因为情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也应该随着情势的变化而辩证地变化，甚至是突然地变化，超前地变化，政治天才就在于此！很自然，这个那个或另一个人一碰到列宁的旋风，都要马上被吸引和他一道行动，在指定的时刻以指定的速度运用所有方式从事他的活动，并且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样做不是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而是为了通过他所表现出来的一股权威的力量，而他只是这股力量的万无一失的指导者。他永远准确地知道某一情况只有今天才是正确的，甚至这种情况到了晚上就不同于早上了。但是，那些过渡性的人物一旦固执起来，不再理解自己责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开始表现出矛盾的感情或者自己个人命运的特殊性，那么，自然而然地他们就要从主要道路上给挪出去、被搬开、被遗忘，必要时还会被痛骂、被诅咒，但在对他们的痛骂和诅咒中，列宁也是以他所引导的这股力量的意志而行动。

叶尼塞的流放者长期坚持着这样的志同道合或接近志同道合的立场，但这只是因为在地理上再没有更接近的人了。在远处的普列汉诺夫也出现了这样的立场，但他在几次会见之后就怀着那么冷酷残忍的教训做了了结。马尔托夫也有好几年采取了这种立场，甚至达到了危险的、不可容忍的亲近程度。但是，他后来也放弃了这种立场。（从马尔托夫身上痛苦地得出了一条经验：一般说来人类不可能存在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和物质关系之外的“友谊”关系）波格丹诺夫在为党弄钱财的时候，也有过亲密的关系，但后来也中断了这种关系，不过他不明白这是一堵悬崖峭壁，还指望攀上去，但掉了下来。也有一些人相当长时期坚持这样的立场，比如克拉辛，他始终在默默无闻地为党弄钱。同时，还有一批新的忠诚分子被吸引到这股旋风里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马利诺夫斯基……

一起坚持着的、活动着的，只有那些正确地懂得党的事业的人和那些现在还懂得的人。当一项紧急任务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形势的看法跟不上了时，所有这些不久前的合作者便令人失望地变得迟钝起来，就像路边的柱子一样落后了，离去了，被遗忘了，有时在新的转折时期突然遇见时已经成了敌人。有的人只是一星期、一天、一小时、一次谈话、一次联络、一项任务中的志同道合者，列宁真诚地满腔热情相待，给他们必要的事情干。他们每个人都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可是一小时以后他们就掉头去了，人们再记不得他们是谁，为什么而来的了。瓦连京诺夫第一次从俄国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显得很亲近，尽管他以其愚蠢一下子就把事情弄糟了，他把他所做的钳工部件摆得比政治斗争还重要。这很快就暴露出来：他在和马尔托夫做斗争中没有耐性，所作所为像个孟什维克。

火车沿着斜坡驶下去，绕着小山行驶着，铁轨和旁边的小路在往上往后奔驰着，火车驶过一个个庄子、一堆堆草垛和还没有收割的田地，现在眼前出现了一条山路，你想象着可以怎样走上去。这里的地形很像波罗尼诺，但是他没有来过这里。

他往凳子上坐了下来。思考也好，做事也罢，但他不去做无谓的伤感。

他的家眷看看他的眼神和动作什么都明白了，不拿生活小事来打搅他，不做无谓的奔忙，安安静静地坐在凳子上。

这些折磨人的年头，从1908年以后，革命失败了，发生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奋进派呀，召回派呀，最后通牒派呀，马赫派呀，造神派呀……一一走了；卢纳察尔斯基呀，巴扎罗夫呀，阿列克辛斯基呀，勃里利昂特呀，罗日科夫呀，利亚朵夫呀，洛佐夫斯基呀，马努伊尔斯基呀，高尔基呀……也一一走了。这些在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中团结在一起的老近卫军走了。现在似乎是处在这样的时刻，什么人也没有留下来，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就剩下他一个人和两个妇女以及十个三等“磨损者”了。谁还能出席巴黎布尔什维克会议呢？你到大会上去，可是没有自己人呀，你要从讲坛上给推了开去的。大家先后都走了，要有多么大的自信力才会不怀疑、不动摇、不跟随他们去妥协呢？但是，看到了未来，便能站稳脚跟，并且知道：他们会自己回来的，会自己醒悟的，而谁不回来，那就让他自行消失吧！

1906和1907年，那时完全没有失败，全社会还在沸腾中，天旋地转，处在旋涡中。列宁在库奥卡拉等待着，等待着第二次革命浪潮。但从1908年起，全国被反革命所控制，地下工作瘫痪了，工人们像一群群蚂蚁涌出巢穴，纷纷参加工会，加入社会保险，随之地下活动似乎成为过了时的东西，侨居国外成了人人所向往的事……那里有杜马，可以公开出版报刊，每一个侨民都努力在那里出版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战争的爆发成了那么好的事情。战争爆发了，这该有多高兴啊！在那里所有那些取消派受到了压抑，合法性的意义在急剧下降，而侨居的意义和力量相反在增加！俄国社会生活的重心又往侨民那边转移了！！

列宁在新塔尔格的头一些神经紧张的日子里对此做了估计，没有因个人的失败而看不到全社会的成功。他接受全欧的战争并把它纳入仔细研究的对象。列宁在脑子里对它作了整体研究之后，提出了胸有成竹的口号——这些口号是针对新的形势的，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他还把自己的理由变成了全社会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否则的话，他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会理解不了的。

从这里人们弄清楚了什么呢？加涅茨基第一个弄清楚了：应该明白，既然战争爆发了，那就不应该回避它，而应该利用它！应该超越在无产阶级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神父观念——认为战争是不幸的事情，罪恶的事情。“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的口号是神父的口号！在当前的形势下全世界革命者应该采取什么路线呢？首先应该驳斥这样的无稽之谈：发动战争的罪责在几个泱泱大国！协约国想要掩饰说：“我们是受攻击者，我们是无辜的。”他们已经想出了理由，“为了民主事业”必须保卫靠利息生活者的共和国。掩盖挫败和粉碎这种自我辩护！多么大的差别，谁第一个攻击谁？应该宣传的是，以平等尺度来衡量所有政府都是有罪的。随之德国人的罪行倒轻些。重要的不是“谁有罪”，而是我们怎样来利用这场战争？“全都是有罪的”——不这样看待就不能进行从内部破坏沙皇政府的工作。

这可是一场幸运的战争！它将给国际社会主义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一下子就可以使工人运动摆脱和平时期的阴影了！过去把社会主义者区分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者，这种区分是不明确的，使敌人有空子可钻，现在区分为爱国主义者和反爱国主义者，这是十分明确的国际分裂。我们是反爱国主义者！

国际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勾当结束了！什么维也纳代表大会也不会有了。现在人们提都不提它了。现在裂口就是裂口了，已经不去调和了！而在7月份大家还在扯着嗓子喊：我们还没有看到足以导致分裂的分歧！派代表团讲和吧！要和孟什维克下流坯讲和！而现在为军事贷款进行表决——你们已经起不来了，你们这群死尸！你们还要长久硬充活人，但是，应该大声地说：你们是群死尸！这次让伊涅萨到布鲁塞尔去见你们，是最后一次和你们相会了，这已经够了！

这时，丈母娘突然想起来，他们忘了一个手提箱！他们奔去寻找，去清点，在凳子下，在网状搁架上，都没有找到！多丢脸啊！好像遭了火灾似的。还有别的文件也忘了带了，甚至还有地址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绪很不好，家里和屋子里乱七八糟的，根本没法工作。说起来都好笑，但是家庭秩序也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不好责备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她会回答你的，他们彼此很尊重对方，他甚至买小礼物送她；他严格地批评了娜佳。她连纽扣都不会好好钉，还能指望她收拾好房间，到处弄得斑斑点点，他自己要好些。你要不说的话，连手巾都不会给他换。

他不能容忍错误，任何人犯的错误他至死都不会忘记。

他扭过脸看着窗外。

火车弯起身子，渐渐地往山下驶去。窗边一会儿飘来一股灰烟，一会儿飘来一股白烟。这些山真讨厌。

提到娜佳，就像一股水漫到了枕头上。噢，我们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回来了，我们会从克拉科夫那里写信，把手提箱从邮局寄来。

娜佳有意了解，多次采用一个办法：要是承担下来，不责备说他也是有过错的，那么沃洛佳就会安静下来走开的。如果原来是他的话，他会感到更加痛苦的，因为他也是有过错的。

他显得老了一些了，愁眉不展，胡子没有刮，两道红褐色的尖尖的眉毛，忧郁的下巴，他正望着窗外，不过是斜着眼睛，什么也不注意。他脸上的全部表情娜佳都熟悉。现在不仅不能和他顶嘴，而且一般说来，现在不能向他提任何问题，不能用任何话来打搅他，包括跟母亲讲话。现在，必须让他就这么坐着，陷入沉思，在沉默中摆脱所有苦恼，既不去想新塔尔加的疯狂，也不去想波罗尼诺的威胁，甚至不去想那手提箱。在这样的时刻，不管他出去散步，还是默默地坐着，思考着，只要经过半小时的沉思，他那紧蹙的额头就会舒张开来，那满是皱纹的脸庞也会熨平开来。

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分裂早就形成了，但因为战争才显露出来，成了不可逆转的。多么壮观啊！一些社会主义者的大规模变节，似乎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阵线，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容易坚持我们的阵线了。

在一个月以前能说什么呢？怎样摆脱困境呢？一个想法是派伊涅萨代替自己到布鲁塞尔去！你们在等我，那么简单？你们擦干自己的脸吧！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德！我们就是派伊涅萨为代表团团长！她会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她还有着不可比拟的派头——冷静，安详，还有那么一点蔑视的神情。法国人在主席团里会马上老老实实的。而德国人会很不理解你——这非常好！而你每次见到德国人都要求有翻译啊！就是这么个办法！你看，那些超社会主义的驴不知所措了！……抓住机会，马上走呀！写信呀！了解一下：她要走吗？可能走吗？带孩子们到亚得里亚休息吗？胡说八道，找一个人照看孩子，从党的款项里开支。她在写一篇关于自由恋爱的文章吗？不要讲令人不快的话：这份手稿等着发表。我确信，你是那种一旦处在负责岗位上就一定非常有力、非常勇敢的人。胡说！胡说！我不相信那些悲观主义者！……你会干得非常出色的！我坚信，你可能成为一个够厚颜无耻的人！……我缺席，大家会很恼火的！他们大概还想报复你，但我坚信：你会以最好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好斗性格！我们管你叫……彼得罗夫。为什么要向取消派公开你的名字？（“彼得罗夫”和我，谁也记不得，但是你记得。这样我们通过笔名一起到人间去——公开地和不公开地。你确确实实成了——我）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表示同意！你会去吗？……你去吧！……去吧！当然应该作更详细的商量。而且要赶紧商量。对取消派不应该说真话：我们以后可能采取共同的革命立场，你答应吧。而实际上我们当然在任何事情上永远不会一致的！没有任何一项提议会一致的！再有，关于孩子们的病，你就撒谎说孩子们有病吧，由于他们你就不可能更久地留下来。应该让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让那些混账的庸夫俗子明白，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最现实的政党。你在那儿把一些工会塞给他们，把一些保险柜塞给他们——这会极大地影响他们。当他们提出问题来——你就马上打断它，引开它，挡回它！所有时间你都采取进攻的策略！让萝扎说，向他们证明，在她的波兰没有一个现实的党，而加涅茨基的立场才是现实的。你什么都懂得！你去吧！……紧握你的手！非常实在地……你的……

这里加涅茨基稍稍把事情弄糟了，他提出了最后通牒：给250克朗便去布鲁塞尔一趟，否则就不去。而党的经费是必须保存的，当然不仅加涅茨基一人是这样的！许多人也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他们不会随便乱花钱的……加涅茨基不在的时候，波兰可恶的反对派叛变了，走上了跟萝扎和普列汉诺夫迂腐愚蠢地调和的道路。

不管怎么说，伊涅萨，你把事情做得比我要好。此外，我也不懂法语，要是我的话真要把事情弄糟的！我也忍受不了弄虚作假！我真要痛骂他们是无赖！可是你却很镇定，很坚韧，你使他们所有的计谋失败了。你为党做了很大的贡献！给你寄去150法郎。大概太少了吧？告诉我，你的花销有多大。我给你寄钱去。写信告诉我你是不是很累？你很生气吧？你为什么写到这次代表大会时“极端不愉快”？……或者你生病了？请回信告诉我，要不然我会很不安的。

伊涅萨是唯一一个可以将情绪传给你、影响你，并且从很远处得到你回应的人，甚至越远越显得强烈。

你看，现在由于军事检查应该舍弃亲切的“你”的称呼了。不然就会给人以威胁的口实。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有先见之明。

战争爆发以后书信往来受到了破坏，现在还有信送到波罗尼诺。但从所有情况看来，伊涅萨必须把孩子们送回俄国，他自己回到瑞士去。可能那里已经准备好了。

几位妇女已经在悄悄地谈论，她们在克拉科夫怎样应付过去。娜佳提议，妈妈和沃洛佳待着看东西，而她到女主人那儿去，伊涅萨现在留在她那里：今天在那里会方便些。

她这样说，而她自己却从沃洛佳的两颊边往窗子望去。沃洛佳的神情没有变化，没有转过身来，没有反响，但从他的禀性和眼神看，娜佳还是确信他听见了她们的议论，并且是赞同的。

要方便，要快，不要去找——这是对的。但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待在伊涅萨的房间里。还有，沃洛佳不喜欢陌生环境，不能在短时间内习惯的。这也是在母亲面前的挡箭牌。

在母亲面前他总是低声下气的，从前更甚，后来好点了。不过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娜佳养成了一种一贯的作风：不要沃洛佳有一丁点偏离他的道路。她一直想使他的生活变得轻松些，但从来不束缚他。她一直留在这里，但要是他不需要的话，她随时准备离开他。

她一旦作出了选择，就要坚持下去。承担了责任，就要负责到底。对待女竞争者，她不允许自己说粗鲁的话，而是说话很有分寸。她像对待朋友那样愉快地欢迎她，既不使沃洛佳的情绪受到损坏，也不影响他在同志们中的地位。出去散步也好，坐下读书也好，都三个人在一起……

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甚至更早一些，女大学生索尔邦娜帽子上出现了一片红翎（从来没有一个俄国的革命者敢于这样）。虽然有两个男人和五个孩子在背后，伊涅萨第一次走进她们在巴黎寓所的时候，沃洛佳只从桌子旁边稍稍站起来。一阵风吹过来，一切将要袒露的都向娜佳袒露了。自己的无力干预也暴露出来了，自己也有着不去妨碍的义务。

娜佳首先自己提出退出。她不能成为这样一位人物生活中的绊脚石，他生活中碰到的阻碍实在太多了。她不止一次竭力想要离开他。但是，沃洛佳仔细考虑后总是说：“留下来吧。”就这样决定下来。于是她一直留了下来。

那就是说需要她留下来。也的确如此，没有一个人能比她更好地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一个女人不能企求碰上更好的一个人了，这种意识使得她安心留了下来。她有一种使命感：她比别人更有益于他。她不比别的女人差，甚至许多方面比别的女人更亲切。

于是她留了下来，但下决心永远不妨碍他。不能流露出一点痛苦，甚至要学会不感到痛苦，以便让这种痛苦自生自灭。如果说不久前在伊涅萨的房间里实际上待得很舒服的话，那么就应该在那里待下去，像沃洛佳在那里逗留的时候一样，不会浪费时间的。

只是在母亲的眼里……

克拉索夫很快也要来了。沃洛佳快乐起来了。就是说，他的想法获得了很大进展。

不，你到布鲁塞尔去是很值得的，不要懊悔。唯一遗憾的是，你没有来得及向我告诉你那样给考茨基写信……你要是以我的名义写了信就好了，我已经附带地为你拟好了信。他是多么卑鄙的一个人啊！我憎恨他，蔑视他，他比所有人都坏！多么令人嫌恶的、坏透了的伪君子！可惜呀，可惜呀，这场游戏我们还没有玩起来，真想玩它一场呀！

沃洛佳高兴起来了，他甚至轻轻地打起口哨来了。他不再去想那丢失的手提箱了。他提议说，我们吃点东西吧？他把那把随身携带的小折刀拿出来了。

他们铺上了餐巾，拿过一只小鸡，几只大鸡蛋，一瓶牛奶，一些加利奇面包，一包羊皮纸包着的奶油，一小盒盐。

沃洛佳甚至大大地开起玩笑来，说他的丈母娘是一个资本家，这给他的革命经历留下了污点。

实际上，他们真的需要解决经费问题，并且急需解决。他们在克拉科夫的银行里存有一大笔钱，可是谁能想到爆发了战争！那是以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的名义存的，超过4000卢布。现在这笔钱已经作为外国敌对者的财产被扣押在那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无论如何得把这笔钱提取出来，得找到用得上的一个精明的人。并且把这笔钱兑换成可靠的货币——黄金，一部分兑换成瑞士法郎，而且要随身带着。

没有受到阻拦，一下子就到了维也纳。他们得到了去瑞士的签证和担保，必须尽快地到那里去，奥地利、匈牙利是战争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在所有国家里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部长，现在，库巴坚持必须拜访阿德勒和季阿曼德（虽然他已经打电报表示过衷心感谢），亲自去感谢他们的解救，无论如何不说无礼的话。沃洛佳讥讽地笑笑。是的，态度上来了多么大的转变：这些腐朽得成了碎屑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伙庸俗的败类，他们也献起殷勤来了。这归根到底说明了：没有一条有原则性的路线，只好四处求人救命了。跟他们临时的策略一致，他们就可以作为具体的现实的行动纲领。在瑞士没有这一帮家伙也是不行的：没有他们的担保就不放你进去，还有什么别的人能担保呢？罗伯特·格里姆[3]简直是个小孩子，去年你住院的时候你们在伯尔尼见过面。

不管嘲笑列宁也好，侮辱也罢，列宁一点也不恼火。他是一个44岁的人了，要向年轻人低三下四，要受所有人支配，没有自己的力量，心情是多么沉重啊！

要是1908年不离开日内瓦到巴黎去，那么他们现在也就不需要设法到瑞士去了，那么就可以稳妥地安全地待在那里，有自己的印刷厂，有各种联系，什么都有的。你说，怎么鬼使神差给拽到巴黎去了？

他们要是不到巴黎去，他也不会认识伊涅萨了。

去年，你到柯赫尔[4]那儿治巴塞杜式病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医学（那时沃洛佳自己也读起讲巴塞杜式病的医书来了，自己进行检验），我们真有点想留在伯尔尼呢。为什么不呢？一个革命者如果必须在沙皇制度下受一番苦，而又不是25岁的年纪，那么健康也是他的一种武器。也是党的一种财富。应该毫不吝惜地用党的一切财力来支持他。应该请出色的医生给他治病，让他接触第一流的专家，不在瑞士又在什么地方治病呢？你总不能到谢马什科那儿治病吧，那才可笑呢！我们的那些革命的医生同志笨得像一匹匹驴，难道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委托给他们随意处理？

而你，伊涅萨，到现在还没有康复呀。你应该到柯赫尔那里去看看呀。

但是，沃洛佳，在瑞士小市民的习性是很可怕的，你想想，我们在那里是怎么透不过气来的！你想想，在梯弗里斯劫夺之后人们是怎样回避我们的！您看到没有，在他们国家里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对私有制是犯罪的，是不能容忍的！那里把这样的人叫做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你在瑞士不会像我们在波罗尼诺那样倒霉。而我们毫不费劲就解救了谢马什科和卡尔平斯基。

那里还有着多么好的图书馆，在那里看看书有多好啊！现在，首先是处在战争时期！要大力营造方便的生活条件。

一个干净的一尘不染的国家，叫人喜欢的山峦，招引人的公寓，水鸟漂浮的清澈湖泊。

俄国革命的澄水箱。

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中立国里，才能从那里保持着国际联系。他考虑再三，觉得欧洲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他们所期望的正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现在。这场战争正是通往世界革命的最好道路！1905年没有烧起来和熊熊燃起来，今天熊熊燃起来了！这可是极其有利的时机！

他脑海里萌动着一种预感：这就是它，你为了弄清楚它而为之活着的事情！27年自修政治，看书，读小册子，党内吵架，对第一次革命的不成功冷静观察，为了国际的所有人而做一个破坏秩序的人，冒失蛮干的宗派主义者，称之为党的渐渐减少的微弱的一小撮人，而你在等待着，自己也不知道等的是这一时刻，现在这一时刻来到了！一只沉重而巨大的轮子，像机车的红轮在转动着，必须让它有力地转动永不停顿下来。他一次也没有站在群众面前，一次也没有用手指示群众如何运动，就像这个轮子，自己的这颗转动着的心所牵动的那样，使他们全都转动起来，但是，并不像它现在吸引着他们那样，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运转。

克拉科夫。

他们穿上衣服，把东西收起来。

列宁不知所措地把东西收起来，完全不明白克拉科夫怎么在这里，怎么办为好。

他们自己拿起了行李，没有找搬运工人。

人声鼎沸，他们已经不习惯这种情况了，而这里还有个特点：是在战争期间。月台上的人比平常日子多五倍，不安的心情也超出五倍，人们都行色匆匆。那些在这里无事可做的女修士挤来挤去，把小圣像塞给大家，忧伤地祈祷着。列宁像回避赃物似的把手缩回来。在旅客月台旁边，一辆货车停得不是地方，人们往里面搬一些大箱子，箱子上写着“跳蚤粉”的字样。军人、文职人员、铁路员工、旅客，大家挤来挤去。人们在拥挤的月台上慢慢地、吃力地，几乎是用胳膊肘开道挤过去。而车站墙上拉着大幅标语，黄色的布匹上写着红色的大字：

向每一个俄国人开枪！

虽然矛头完全不是指向他们，但他们也不能不感到一阵战栗。

车站大楼里又拥挤又闷热。他们在侧墙旁朝广场的一个角落里的稍稍高出的阴凉处找到一块地方。这里人群更密，还有好多妇女。他们叫丈母娘坐在一条凳子上，把行李放在她旁边。娜佳离开这里去看伊涅萨的女管家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跑去买报纸去了，走在他们后面，边走边读着报纸，胳膊肘撞着人们，走过来坐在一只硬的箱子上，在胳膊肘和膝盖之间把一堆报纸摊了开来。

报纸上没有令他特别高兴的东西：有关加利齐亚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的报导写得含糊其辞，那就是说，俄国人是不无胜利的。但是，在法国的几次战斗呢？在塞尔维亚的战争呢？过去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中有谁能想得到呢？

他们惊慌失措了，他们不能站得比“要和平！要和平！”更高一些。谁不是“祖国的保卫者”，谁就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有气无力地唠叨“停止战争”！

这好像有可能似的，似乎哪个人有力气，他就可以用两只手拽住奔驰着的机车轮子叫它停下来似的。

那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毛病的、肮脏的、流着口水的女社会主义者，为了夺取群众而在奢谈“争取和平”，甚至“反对吞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反对战争，不就意味着“争取和平”？他们应该首先挨打才是！

他们之间谁有眼光看到，有毅力做出这样的伟大决定：不但不阻止战争，而且要推动战争，要把战争引到本国去！

我们不会直接说“我们拥护战争”，但我们就是要拥护战争。

“要和平”是一个愚蠢的、背叛的口号！如果不立刻把它变成国内战争而且是无情的国内战争，那么谁也不需要的“和平”这个空洞无物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任何不拥护国内战争的人，都应该作为叛徒进行谴责！

最主要的是要清醒地抓住力量的分布情况，清醒地懂得现在谁和谁是盟友？不能像愚蠢的牧师那样在几条阵线之间举起手来挥舞着袖子。但是，一开始就应该看到德国不是等同于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盟友。要干革命，就需要武器，需要军队，需要金钱，需要去寻找谁能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需要寻找谈判的道路，秘密地去查明：如果俄国出现了困难，俄国会不会呼吁和平？德国会不会走到谈判桌上来，会不会把俄国的革命者置于命运的肆虐下？

德国！是一种什么力量啊！有着怎么样的武器啊！有着什么样的决心啊——决心通过比利时进行袭击！他们不会顾及别人会怎样哀号，一旦开始袭击，就会一个劲地袭击下去！指挥官的果断命令一点也不会有俄国的那种含糊不清的意味，甚至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表现出这种果断。释放他们就更不用说了。

德国绝对会赢得这场战争。这样，它就是反对沙皇的最好的和最自然的盟友。

啊，徽章上凶猛的白兀鹫陷入套子里了！它的爪子被抓住了，它失去自由了！是你自己选择这场战争的！它的羽毛被剪短了——到基辅了！到哈尔科夫了！到里加了！我们要打掉你的大国气势，要了你的命！你的能耐就是压迫别人，此外再无能耐了！我们要肢解你，使波兰，使芬兰分离出去！使波罗的海地区分离出去！使乌克兰分离出去！使高加索分离出去！要叫你完蛋才好！

广场上呜呜响，人流涌过来，向月台栏杆涌过来，再往前警察就不让了。这是怎么回事？一列满载伤员的火车开过来了。这可能是从那场大战役中开来的第一辆火车。人群给推开了一条道路，让一连串等候着的救护马车和汽车驶过去，拐到火车跟前去。健康的、皱起眉头的护士从火车上迅速地把一个个担架抬到马车上。妇女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挤过去，从别人的脑袋间、肩膀上热切而恐惧地望着一张张缠着绷带、包着床单的灰色的面孔，心惊胆战地猜测哪个是自己家的人，不时发出一阵阵号啕声——那是认出了自己家的人，或者是错认了，这时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脉搏也似乎跳动在一起了。

从列宁一家所坐的高处，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并且看得很清楚。列宁看到这种情况，他站了起来，往栏墙跟前走去。

马车和担架不够，这时由护士搀扶着的伤员靠一双脚走下月台，白的身子，灰褂子，蓝军装，头上、脖子上、肩上、手上紧紧地缠着绷带，有的小心地走着，有的勇敢地走着。看！向他们走过来了。现在，已经到他们跟前了！迎接的人们扑了过去，人群拥挤着，高兴地叫喊着。人们互相拥抱，彼此接吻，也不管是自己家的人还是别人家的人，把伤员从护士手里夺过来，还把他们的袋子背了起来，高高举起，举过所有人的头，庄稼人在白帽子下高高地端起一杯杯啤酒，用白盘子端着一盘盘炒菜，从车站食堂走出来，向伤员走了过去。

栏墙旁边站着一个精神饱满、颇为兴奋的人，他戴着一顶圆顶礼帽，留着没有修剪的淡黄色小胡须，两道弯弯曲曲的眉毛，一双敏锐的眼睛，他的一只手掌弯曲向上摆着，就像捧着一只大杯子，喉咙咽着口水并且颤抖着，就像没有这只杯子在战壕里喉咙干枯了似的。他的两只眼睛放出刺人的光芒，一会儿眯缝起来，一会儿张开。

突然，一个新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出现了，这是他一生中最有力的、最急切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空气中飘浮着印刷报纸的气味，血腥的气味和药品的气味，你从鹰的飞翔中突然间密切地注视着这只小小的、唯一的、金色的蜥蜴，一颗心突突地跳动起来，随着蜥蜴的出现鹰摔了下来，你在最近的石头缝隙旁抓住了它颤抖的尾巴，把它往后拽，像拽一条宽带子，像拽写着这样口号的一大幅布：……变为国内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啊——欧洲的所有政府都将垮台！！！

他站在高耸在广场上的栏墙旁边，高高举着一只手，就像站在演讲的位置上，但还没有开始演讲似的。

你可能无时无刻不愤怒地、不妥协地在反对这次战争！但是内在的辩证法是：希望战争继续下去！要使得它停不下来！对这样的一场战争可不能粗心大意，可不能错过啊！

这是历史的赠品，这样的战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