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沈德潜的印缘
沈德潜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他是否刻过印，不得而知，但他的经历却与篆刻多有缘分。因其晚年文运亨通，在吴门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举足轻重，地方文人篆刻家及其他印人也多乐意攀附，所以他的言行、用印品位以及对篆刻的评点等对吴门篆刻会有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后改字归愚，长洲人。少时贫苦而有志于诗，22岁中秀才，之后时运不佳，直到66岁始中举，但次年成进士，入翰林，从此平步青云。因深得乾隆帝赏识和青睐，并受赐匾额“诗坛耆硕”，从而名满天下。
沈德潜青年时曾受到诗坛前辈王士祯等人称许，27岁时拜大诗论家叶夑为师，先后组织“城南诗社”和“北郭诗社”，推动了家乡的诗歌创作。晚年掌教苏州紫阳书院，培养出王鸣盛、王昶等突出人才。沈氏作诗论诗讲“格调”，与王士祯主“神韵”、袁枚主“性灵”构成当时诗坛鼎立的三大诗派。清代中后期文学界盛推沈德潜，如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奉之为“托塔天王沈归愚”，列为第一，可见其总领诗坛的地位。同时期的袁枚在《赠归愚尚书》诗中也称颂道：
手扶文运三朝内，名在东南二老中。[12]
沈德潜在文坛的声望隆高，与印章的缘分也不浅。一因其时文人用印已相当普遍（如信札、书画作品等），而且颇有考究；二因许多文人自己刻印已成为一种雅好；三因刻印者集拓印谱，乐意请名人作序写评论等。具体说来，沈氏印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名字与古印有关。
据《长洲沈德潜归愚自定年谱》记载：“（康熙）十三年，甲寅年，二岁。周岁日，先祖（祖父沈钟彦）买图章二方，一‘沈潜之印’，一‘玉堂学士’，心窃喜，于潜字上增一德字，因命名曰德潜。”[13]
文人嗜印，由来已久。自唐代收藏印广为应用之后，宋元文人多与篆刻结下不解之缘，除了自用印要备多枚以外，如有人获得古印，则必邀同好共赏，甚至为其吟诗作赋。如元代吴郡陆友仁得白玉印，其文曰“卫青”，临川王顺伯定为汉物，著名文人、奎章阁学士虞集作《赋卫青玉印诗》，礼部尚书泰不华作《卫将军玉印歌》，还有侍讲学士揭傒斯也作《题姑苏陆友仁藏卫青玉印》曰：
白玉蟠螭小篆文，姓名识得卫将军。卫将军，今何在？白草茫茫古时塞。将军功业汉山河，江南陆郎古意多。[14]
又如元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杨维桢专为吴门篆刻家朱珪作《方寸铁志》，说朱珪喜为人刻印，遇茅山张外史张雨，外史赐之名“方寸铁”。（张雨亦是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其间还有元代著名文学家、学者昆山顾阿瑛的题记，之后又有天台元鼎、河南陆仁、淮海秦约、陇右邾经、钱塘陈世昌、云间陆居仁、云门张绅、吴门吴宽等所作赞美朱珪篆刻的诗、颂、铭，留下千古佳话，并为明清文人流派篆刻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前有人根据所得古印而改名，如明代汪关，原名汪东阳，因于吴市得“汪关”铜印，遂改之；也有因古印文字内容而取斋室名号的；还有“名同古印”的，如朱象贤在《印典》卷第三中记载：
徐元懋云：予家藏古铜印，有一龟钮者，其文曰“子实”，古且拙，意其为汉物也。嘉定一友潘士英，字子实，以此赠之。吾苏刘尚书缨号铁柯，杜御史启偶得一古印，亦曰“铁柯”，因以赠之，往往有相同者。[15]
但像沈德潜这样取名时直接与古印有关，较为少见。日后沈氏为施一山作《古铜章歌》，或与其因印取名有关，歌曰：
云烟过眼十七朝，此印苍凉阅人代。应有精灵永护持，历遭尘劫常不坏……鸿文高隐师往哲，人与古印同千秋。[16]
其二，与部分印人交往密切。
沈德潜除了纳印史专家朱象贤为弟子以外，在其《归愚文钞》中记录印人徐夔、袁三俊踪迹最多。
徐夔（1676—1725），字龙友，长洲诸生，清汪启淑《续印人传》中第一人。龙友素性伉爽，能面斥人。年四十余，孑身走京师，不屑时趋，不向贵人门投刺，时论高之。龙友既目空一世，世亦目龙友为狂生，群起而毁之。独居旅邸，至炊烟不续，困而归，乃自悔其北游之大谬也。龙友生平于学无不窥，喜览典籍，诗文卓著，慷慨有燕赵声。著有《挹爽亭诗集》遗存，沈德潜为之序。沈氏23岁始与龙友定交，定交12年又与龙友等在吴门结“城南诗社”，后忆起每以为荣。故曰：
予交徐子龙友垂三十年，中间略无阙忤。道既同，又以交最久，不相垂隔也。
（雍正）三年乙巳年，七月，闻徐子龙友殁于广南，失一良友矣。[17]
沈德潜对徐夔比较推崇，又曰：
龙友天分高，学古歌诗、杂文在予后，而成就远出于予。……古文骈俪语皆得体。金石篆刻独出冠时，无识与不识，皆知其工。然予恐世以艺人目之，而忘其学殖之厚也。[18]
袁三俊，字籲尊，号抱瓮，吴县人，居苏州葑门，著《篆刻十三略》。其生卒年，以前论著均署不详，或注“约活动于康熙到乾隆前期”，而据沈德潜《自订年谱》记载，袁三俊卒于乾隆十八年（1753）。原文曰：
（乾隆）十八年，癸酉，年八十一……八月，袁君籲尊来，予谓予生平知己惟徐子龙友、李子芥轩、翁子霁堂、周子迂村，……暮年常聚惟吾两人矣。时月之晦日，乃别去三日而籲尊暴卒。[19]
沈德潜又作《祭袁籲尊文》：
呜呼哀哉！人之痛伤莫如长别，或暌经年，或隔累月，而我与君分襟三日，消息传来，伊人奄忽。……君才多能，篆刻尤工，出入秦汉，追琢金铜。顾苓擅长，艺中犹龙，君得正传，仰希前踪。此虽余事，亦足称雄。[20]
接着便回忆两人少儿时比邻而居、“我忧君忧，君喜我喜”的生活情景，情真意切，语气感人！最后写道：
十载归来，重经阡陌。我已耄龄，君亦头白。我怀故乡，经营新构。如鸟归巢，地惟其旧。旧人无存，惟君同臭。钓斯游斯，童时今又。而胡溘然，遽辞世宙。呜呼哀哉！[21]
由此可推知，袁三俊生年与沈德潜不相上下，应在1673年前后。
沈德潜与吴江篆刻家张锡珪、禹怀也有交往，而且深为赞赏禹怀印，作《题张禹怀印谱序》，并推崇文彭、顾苓一脉。据现有资料统计，沈德潜为篆刻家或文人裒辑印谱作序的还有《飞鸿堂印谱序》（汪启淑辑）、《坤皋铁笔序》（王玉如刻，鞠履厚补）、《西京职官印录序》（徐坚刻）、《阴骘文印谱序》（邢德厚刻）、《墨花禅印稿序》（释续行刻）等。
其三，以诗之“格调说”论及印学。
清初周亮工在《与济叔论印章》中有“明诗数变，而印章从之”之论，说明了篆刻艺术的变化必受到同时期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周氏认为，漳海黄子环、沈鹤生以《款识录》入印，完全不顾古法，以变文、何旧习，可与诗之公安派相比；而“刘渔仲、程穆倩复合款识，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欲以推到一世”则可与诗之竟陵派相比。沈德潜倡导作诗讲“格调”，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之“中正和平”的作品，即以儒家诗教作为最根本的诗歌品格的标准，以人之品格、学养决定诗之品格。这与此前诗坛的“公安派”“竟陵派”不同，也与其同时期的“神韵派”及稍后的“性灵派”有别。沈德潜论诗的“格调”说，强调“学古”和“论法”，成为主盟，故而其品印亦归之于有法可循。他在几篇印谱序中多次提到“谈篆刻者必以秦汉为宗，犹论文者必准则左史，论诗者必讨源风骚，论书画者必问途锺张吴顾诸家也。近日篆刻家但工妍媚，不及淳古，而故作怪异者，又橅形似于剥蚀坏烂，致尽失古人之由”[22]之类。
沈德潜字确士
大宗伯印
沈德潜像
我们观其自用印亦当略知一二。
沈德潜68岁以后恩荣备至，诗名远播海内外，97岁殁后十年，却因一柱楼诗案而被牵连，遭毁祠、仆碑之祸。然道光八年（1828），沈氏被贬后50年，他的肖像又出现在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内，题曰：“诗坛耆硕，黜浮崇雅；福过灾生，埋忧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