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山春晓图》卷张先三题跋考
□ 陆昱华
故宫博物院藏佚名（旧作惠崇画）《溪山春晓图》卷（绢本，24.2×185.5厘米），卷后接纸有先三老人一段题跋，识读如下：
余再过江南，得此帧于王奉常，烟客来札云“此先人精意所注，爱之不啻脑髓。先翁海内精鉴，可谓得所归矣。然侯门一入，萧郎路人。分袂掩泣，情景仿佛过之”，其珍重如此。余每当风日晴好，一再披对，辄怡然永日，不知身之在尘世也。淳其宝藏之。辛酉重九前一日，先三老人识。（画押）[1]
此画卷卷首钤有“胶西张应甲先三氏图书”朱文印，因此，可以判断这里的先三老人就是清初书画收藏家张应甲，字先三，号希逸。吴其贞《书画记》有记：“先山，山东胶州人，阀阅世家。乃翁笃好书画，广于考究古今记录，凡有书法名画在江南者，命先山访而收之，为余指教某物在某家，所获去颇多耳。”[2]吴其贞这里提到的张先三“乃翁”即张若麒。张氏父子富收藏，我们今天在赵孟
的《鹊华秋色图》等煊赫名迹上都能见到他们的藏印，但很少能见到他们的题跋。张先三在这段题跋中提到他第二次到江南时，在王时敏家买到这卷《溪山春晓图》。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在明朝曾官太常寺少卿，因此人称王奉常，太仓人。张先三确实在王时敏手中购得不少法书名画，王时敏在写给王石谷的信中屡有提及，如“清河君遣人来问关仝真迹、大年《湖庄清夏图》，云不惜重购”[3]、“清河君再来娄上，好尚竟成两截，其先所赏诸缣概不着眼，惟必欲得《曹娥》真迹”。[4]清河君即张先三，与王时敏《致王翚七札》中所记事相同，称其为张先三或张仙三。而今《曹娥诔辞》（辽宁省博物馆藏，高32.3厘米，横54.3厘米）、《湖庄清夏图》（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上都有张氏藏印，当即从王时敏手中购得后为其所藏。
张先山题《溪山春晓图》 故宫博物院藏
此题跋关乎《溪山春晓图》的递藏经过，以及与惠崇《江南春》图的关系。凌利中先生已撰有专文研讨，即《从惠崇到赵大年——暨“惠崇小景”及〈江南春图卷〉考》[5]（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凌文），其文甚辩，旁征博引，考论缜密，引人入胜。但关于王时敏曾藏此画一节以及张先三跋与此卷之关系，似尚可商榷。
凌利中先生为我们钩稽出此卷在明清之际的递藏经过：京口陈从训—黄黄石—董其昌—金坛于褒甫（惠生）—于子重（于褒甫子侄辈）—顾崧（维岳）—王时敏—张先三。至于王时敏曾经收藏，所据即张先三的这段题跋。凌文的结论是：“据知，《溪山春晓图》系张氏从烟客王时敏处购得。亦推知该卷入藏王家之时间，应为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二十年（1681）间（按这两个时间点都是错误的，可能是凌先生行文一时疏忽，详后），当从顾崧处获得。”[6]而曾经顾崧收藏的依据即其兄顾复《平生壮观》中“惠崇”条所记，但因为时间与凌文推论无法吻合，所以凌文认为“此说与卷后张氏实际购得时间（1681）之述不符，当为顾氏记载有误，应即维岳之后，即先入艺友烟客秘箧”[7]。欲知是否真如凌文所述，还须对以上文献作一检讨。
首先，凌文认为《溪山春晓图》入藏王家的时间上限“应为顺治十二年（1655）”，所据乃吴其贞《书画记》卷四“僧惠崇《溪山春晓图》”条：“此观于金坛于子山家……时乙未七月二十五日。”[8]乙未即顺治十二年（1655），而此时《溪山春晓图》尚在金坛于氏家中，绝无可能“入藏王家”。凌文又据顾复《平生壮观》“惠崇”条：“三十年前，褒甫子子具（凌文以为子具当是子重）为通家世好，持《江南春》卷（凌文以为即《溪山春晓图》）质诸季弟者六年，为胶东张仙三购去，不数年，又去仙三矣。”[9]认为“‘三十年前’约为康熙二年（1655）”[10]，《溪山春晓图》即于此年质于顾崧。但凌文没有交代为何“三十年前”是“康熙二年（1655）”（而康熙二年实为1663年），又说“六年后（1663）入张氏手”[11]，凌文括注年代为1663年，也不知其如何计算所得？若从1655年算起，当为1661年；若从康熙二年（1663）年算起，则为1669年，都不可能是1663年。凌文这里的推算颇为混乱，但他偏说顾复所记“六年后入张氏手”“为顾氏记载有误”。
然则，顾复所记“三十年前”究竟是哪一年？据顾复《平生壮观》略引于后：“……予更延揽东南之收藏好事家，渐窥宏大，见则随笔记之，迩来三十五年矣。”这是描述他几十年著录所见书画之情况。“庚午（1690）春，孙锺见而请曰：‘曷不整齐编辑？’……越三年……于是尽出历年所记录者，间有维岳弟所述百中之一二者，汇集而定草稿焉。但编书难而立例尤难……兹乃挨时代书姓名……或诗题中有关系者，聊摘几语，予亦少赘几语，后加小论……康熙三十一年（1692）春季望日，书于方泾草堂。”[12]此则自述整理编辑《平生壮观》之经过及自订体例，即首先由孙锺倡议，但当时顾复认为自己闻见未广，并没有着手编订。至三年后，即1692年才确定体例，编辑成书。而前面所引《平生壮观》“惠崇”条所述《溪山春晓图》在其家六年一段文字，即顾复此书体例中的“小论”部分，当为整齐文稿时所记。以此上推三十年，则金坛于氏以《溪山春晓图》质于顾崧约在1662年。
这里需要交代的是顾复所记《江南春》是否即今天所见到的《溪山春晓图》？细检故宫藏《溪山春晓图》，绢本，高24.2厘米，与顾复《平生壮观》所记《江南春》为“绢本，袖卷”，材质、形制俱同，画面内容也与顾复所描述相符。只是李兆蕃题篆书引首“溪山春晓图”，顾复记作李东阳题，凌文已指出系顾氏误记。又卷后陶振、沙可学、郑椅、陈庄、宇文燧、赵文、朱弼、李东阳、王穉登、顾大典、王世贞、王世懋、王叔年等人题跋也都一一吻合。但董其昌“诗跋”却未见。又引王世贞、董其昌跋语也大致相同。可知今本《溪山春晓图》即顾复所记曾质于顾崧六年的《江南春》。
顾复说此卷在他季弟顾维岳处六年后即转给张先三。但凌利中先生据张先三题跋落款的“辛酉（1681）重九前一日”，认为“此说与卷后张氏实际购得时间（1681）之述不符，当为顾氏记载有误，应即维岳之后，即先入艺友烟客秘箧”[13]。我们看张先三题跋第一句说：“余再下江南”，据吴其贞《书画记》记载，他与张先三在吴门首次相遇并互访，时在癸卯（康熙二年，1663）正月。又前引王时敏给王石谷信中提及张先三“再来娄上”去他家买画约在1668年。章晖在她的博士论文《西庐残照》中对各种史料进行排比后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所见的史料显示，张应甲至少在康熙元年（1662）至二年（1663）、康熙六七年间（1667—1668）两下江南”[14]，也就是说，张先三第二次下江南在1667年—1668年。前面既已推知顾复所说“三十年前”约为1662年，则六年后即约为1668年，此卷《溪山春晓图》“为胶东张仙三购去”，与王时敏书信中所述张先三再下江南广收书画的时间若合符契。因此，顾复所记完全正确。关于《江南春》在他家六年，顾复在书中共提及两次：“质诸季弟者六年”“《江南春》在吾家六年”，这样的名迹在自己手上的经历应该不会记忆（记载）错误。而凌文所谓“卷后张氏实际购得时间（1681）”却完全不能成立，因为王时敏已于前一年（1680）去世，当然不可能在1681年还卖画给张先三，并给他写信表达自己对此画的珍重眷念。当然，这也许只是凌利中先生行文一时疏忽。那么，张先三是否有可能在几年前从王时敏处购得此画？前面已经考证顾复所记此卷经由顾崧售予张先三（约在1668年）确切无误，现在再从张先三题跋来分析，很遗憾，也无从王时敏手中购得此画之可能。题跋引王时敏来信中语：“此先人精意所注，爱之不啻脑髓。先翁海内精鉴，可谓得所归矣。然侯门一入，萧郎路人，分袂掩泣，情景仿佛过之。”首先，这里所引王时敏信札颇合其用语习惯，如王时敏在给王石谷的信中也说：“昨胶州清河氏（张先三）不远千里至娄，凂炤翁（王鉴）为介，于弟所藏北苑、大痴中欲拔其尤者二帧……自念采集良苦，宝爱不啻性命”[15]，“自此侯门如海，弟已自分为路人”[16]（“侯门”“路人”出自唐代崔郊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因此可以相信张先三题跋中所引确是王时敏信札中语。王氏说“此先人精意所注，爱之不啻脑髓”，显然此卷曾经其父收藏，且爱同性命。王时敏父亲王衡（1562—1609），中年去世，如果此卷确曾经其收藏，则最晚于1609年前当已在王氏家中，才可能经由其父子两代递相收藏，而非如凌文所谓的1655年。然而此卷既然已经如前面所考，自1655年至1668年确曾经由金坛于氏以及顾崧等人递藏，并终归张先三，则必不可能同时又由王氏父子宝藏几十年。王时敏在家书以及给王石谷信札中提到张先三要买他所藏的书画有董源、黄公望、关仝真迹，赵大年《湖庄清夏图》以及《曹娥诔辞》等，却从未提到《溪山春晓图》。他在给王石谷的信中曾提到《江南春》：“《江南春》图，辉映蓬壁，而寻丈巨幛，一时又得二帧，其为瑰异，何啻石家四尺珊瑚也。”[17]“石家四尺珊瑚”典出《世说新语》石崇斗富故事，据其语气，应该是为感谢王石谷为他临摹《江南春》。而“寻丈巨幛”似乎亦非如《溪山春晓图》这样的长卷。另外，王时敏藏品中有惠崇画，据《王奉常书画题跋》“题惠崇画”：“惠崇画世不多见，此图亦项氏所藏，而余以重估购得者。壬辰秋，重为装潢。”[18]系项元汴旧藏，显然也不是故宫藏的这卷《溪山春晓图》，因为此卷全无项氏印记。既然王时敏并无收藏《溪山春晓图》之可能，那么张先三也就不可能从王时敏处购得此画。所以凌文认为此卷“应即维岳之后，即先入艺友烟客秘箧”也就不能成立。
更不可解的是张先三在题跋结束时写道：“淳其宝藏之。辛酉重九前一日，先三老人识。”淳即张淳，张先三之子（张先三有二子，名张淳、张洽），辛酉为康熙二十年（1681），似乎此时《溪山春晓图》还在张先三处，并嘱咐其子宝藏珍惜。但前引顾复《平生壮观》却说“不数年，又去先三矣”。前面已经考知，《溪山春晓图》归张先三约在1668年，“不数年”，若以十年计，也就是1678年，则1681年此卷当已经不在张先三手中，张氏又如何得以题跋，并付其子宝藏？因此，如果顾复“不数年”云云并不准确，那么张先三尚得以题此；如果顾复所记不误，则张先三必不能题此，则此题跋或伪，或系从他处移来。此中情伪究竟如何，还需验诸原作。
《溪山春晓图》既如上考证，实由顾崧于约1668年售予张先三，因此，张先三题跋中所述其第二次下江南从王时敏处购得此卷、王时敏来信述说其父对此卷如何宝爱云云，都与此卷《溪山春晓图》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这卷《溪山春晓图》其实并未经由王氏父子收藏。
（传）惠崇 溪山春晓图（局部） 绢本设色 24.2×185.5cm 故宫博物院藏
张先三这段题跋中所述种种情节既然与《溪山春晓图》全无关系，又为何会出现在《溪山春晓图》的卷后？这里只能作一些推测：其一，或许是张先三故作狡狯，以提高此卷身价；其二，题跋不真。至于是否为后人从别处割下这段题跋移入此卷，则须细审原作。而张先三题跋中所引王时敏信札中语，如前所述，未必是其凭空编造，而是王时敏实有这番恳切之词。然则王时敏信中所说为其先人“精意所注，爱之不啻脑髓”的又会是哪一件作品？如果作一个“大胆的假设”，王时敏所指或许即《曹娥诔辞》因此卷曾经王氏祖孙三代收藏，后隔水上钤有其祖孙三代印章，即王锡爵“王氏元驭”（朱文）、“锡爵”（白文）二印，王衡“王衡之印”（白文）、“缑山人”（白文）二印，王时敏“王时敏印”（白文）、“逊之”（朱文）二印，又画卷本幅左下钤有张先三“张应甲印”（朱文）、“希逸氏”（白文），又于后隔水钤“东海张应甲字先三号希逸宝藏书画印”（朱文）。此卷在王时敏藏品中也堪称至宝，前引王时敏致王石谷信中说“清河君再来娄上，好尚竟成两截，其先所赏诸缣概不着眼，惟必欲得《曹娥》真迹，然所许之值不及陈生所言之半”。陈生即陈定，字以御，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书画商人，常为王长安、季沧苇等人掌眼，他和张先三都盯上王时敏所藏的这件《曹娥》，可见其不同寻常。又王时敏在给他儿子的信中也谈到有人欲购此卷进贡朝廷，言辞之间极为谨慎珍重：“《曹娥碑》是何要人欲得？进贡之说亦觉荒唐，得非有欲诳得之者？确为何人，果足信否？可详言其来历，必有的据，方可商量寄来。但此重器，远路难携，必船行方稳。若八弟单襥轻装，风雪载途，岂能携带？我家惟此一物尚可藉为后事之资，未能轻掷之也。”[19]这样的名迹确实能够为其“先人精意所注，爱之不啻脑髓”，因此，当这件宝物售予张先三后，烟客老人还念念不忘，也是情理中事。但张先三的题跋又绝无可能原题于《曹娥诔辞》卷后，因为此卷后有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二十二日翰林院学士喇沙里、陈廷敬、詹事府詹事沈荃、叶方蔼、张英等侍臣题记，以及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刑部主事刘源、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审定，可见此时《曹娥诔辞》真的已经进贡朝廷，所以张先三也不可能在四年后（1681）的重九前一日题跋其上，并付其子宝藏。
张先三此跋尚有许多疑问未能解决，扑朔迷离，有待识者进一步考镜。
（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
注释：
[1]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一卷第七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2] 吴其贞著、邵彦点校《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在时人记录中，张先三的名字往往被误作先山、仙三等，参看陆昱华《〈书画记〉人名考》，《美术史与观念史》（XIV）。
[3] 王时敏著、毛小庆点校《王时敏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205页。
[4] 同[3]，第210页。
[5][6][7][10][11][13] 上海博物馆编《翰墨荟萃——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5—217页。
[8] 吴其贞著、邵彦点校《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9] 顾复著、林虞生校点《平生壮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41页。
[12] 同[9]，第2—3页。
[14] 章晖博士论文《西庐残照》，中国美术学院，2013年。
[15] 同[3]，第198页。
[16] 同[3]，第482页。
[17] 同[3]，第206页。
[18] 同[3]，第391页。
[19] 同[3]，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