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佛教经藏插图与明初佛教
通过前文分析，明代前期佛经插图题材丰富，构思各具特色，这反映了怎样的审美意趣呢？明初自洪武至永乐年间，佛经版画之数量与质量在各类版画中最为出彩，佛经中附有插图者近六十种，图幅达数百幅。何以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佛经版画？此时佛教发展的时代特点又是什么呢？以下将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
1.明初佛教经藏插图所反映的审美特点
关于明代版画，学界常以繁荣的黄金时期来形容。的确，随着工商业在此时的崛起，手工业发展迅速，有力地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版画无论技术、刻印内容还是数量在历史上都属空前，已成为视觉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统治者对佛教虽不甚狂热，但也给予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开国皇帝朱元璋少时曾剃度为僧，明朝建立之后，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为佛教在明代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再加上佛教的日渐世俗化，社会正以更广阔的胸襟海纳反映各类内容的佛教版画。明代继续刊刻佛经典籍并附以精美扉画。明初由于元末战乱，前朝所刻藏经多遭损坏，洪武时期，太祖朱元璋命江南名僧于南京刻印明代第一部官刻大藏经，付梓后经版存于天禧寺，后因寺内失火被焚，所存实物稀少[3]。成祖朱棣称帝后，敕令在南京大报恩寺雕印《大藏经》，世称《永乐南藏》。迁都北京后，成祖又命进行第二次刻印藏经，即《永乐北藏》。北藏较之南藏更具有官方权威性，付梓后作为官赐藏经，在朝廷、寺院、僧俗间广为募刻。《永乐北藏》所刻佛经扉画，场面宏大，线条流畅，雕刻细腻、工整，从图像上看应出自宫廷画师之手，体现了宫廷的雄厚实力与审美意趣。明初太祖、成祖乐于斥巨资刊刻藏经，其动机虽来自多方面，但是由官方引领的刻经活动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版刻事业的活跃。
明初除内府刻《大藏经》附有插图之外，洪武时所刻佛教经籍版画还有《七佛所说神咒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连环故事画的形式表现经文内容，篇幅巨大，图像构思巧妙，较之宋元以来佛教连环版画的古拙而渐趋成熟。永乐时期佛教版画增多，如内府所刻《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妙法莲华经》等经卷，插图精美上乘[4]。另外，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施刊的《佛说摩利支天经》，以及随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所刊道经《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扉画，均是与航海期间祈求护法神摩利支天和海神天妃保驾平安有关，其中摩利支天作为佛教护法神，扉画所绘形象正面端坐，神情威严又慈祥，背屏及其宝座装饰繁缛，具有极强的艺术性[5]。像这样绘制精美的版画不在少数，如《金刚经》《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佛说阎罗王经》等佛经插图，而《金刚经》卷首一改以往佛经扉画绘制说法图的常见表现，改绘具有惊心动魄的鬼子母揭钵图，场面复杂生动，在明代佛经扉画中别具一格。除佛经扉画，明初还刊刻了像《佛说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带有连环画性质的佛教版画，这类版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大大方便了世俗对佛教经籍的理解。从艺术表现上来看，明初经藏插图整体技艺水平精湛，这与明初由内府主导的佛经刊刻活动有关。明初佛教版画虽在整个明代发展中属萌发期，但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版画刻印的进一步自由发展提供了前提。
2.明初经籍插图刊刻成因分析
明初经籍插图相较于同时期的小说戏曲插图，成就不俗，若要理解这一时期为何经籍插图大量涌现就必须回归到佛教经藏的刊刻问题上来，而从赞助者之身份审视则更有利于认识这一现象。首先，从统治者的视角观察，刊刻佛经具有阴翊王度的目的。朱元璋自建立明王朝，结束了元末战乱的纷争局面，由于受到战乱的破坏，明初政治文化及社会生产百废待兴。洪武帝因其幼时出家的经历，对佛教的认识颇为深刻，故而在立国之初，就敏锐地注意到意识形态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尤其是宗教对于治理国家的巨大作用。这一点通过他对佛教的诸多言论可窥探一二，如在《三教论》中曾指出：“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为常是吉。”[6]另在《释道论》一文中，太祖又结合释道二教之历史，再次明确提到佛教对于国家的作用，“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明太祖对佛教的热忱，推动了经藏事业的复兴。据记载，太祖于洪武五年，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点校藏经。[7]此次所校藏经即是后世所称《洪武南藏》。
如果说洪武时期佛经刊刻活动还略显保守的话，那么永乐时期刻印佛经则更具规模，这一点从刻印数量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明成祖对佛教之崇信在明代帝王中为最，先后敕修刻印《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关于刻印《大藏经》之发心，成祖在《永乐北藏》御制藏经赞一文中提道：“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绪之德，劬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除此之外，成祖在位期间，内府还刊刻了不少其他单行本的刻经，很多附有插图，如《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佛说摩利支天经》《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等。其在位期间佛教兴盛的局面，朝鲜使臣所述极为形象：“今者皇帝深信浮屠，胜于萧梁，名称歌曲之诵，遍于天下，空花佛像之瑞，播于图画，一时习尚，靡然趋之。”[8]宗教环境的相对宽裕，帝王对佛事的热衷，推动了佛教印经事业的繁荣，也为佛教经籍广为流通创造了条件。作为附属的插图在刊刻藏经的光照之下，获取了发展机会。统治者对于佛教经籍刊刻的包容态度，促成了各类佛教经典的印刷，而佛经单行本的推广，也使得佛经插图得以获得发展生机，如明《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成祖亲自作序，并由内府刊刻。可以说，永乐朝内府刊刻了不少佛典，而佛典中的插图，由宫廷画师所绘，精细工整的艺术风格也势必会提高佛经插图的艺术水准。
其次，对于僧众而言，印经是佛法得以延续的前提，而藏经又可视为佛教传承的精神命脉，故而历来受佛门中人重视。明初几次重要的刻经活动虽由帝王倡导而行，但其点校与具体的刊刻事宜是由僧人来完成的。自古以来，僧人就肩负着佛法传布的重要使命，明初百废待兴，佛教之发展对于寺院的僧众而言是值得深思的议题。事实上，明初慧昙、道联、师颐等高僧致力于校勘、采辑、类编佛教经藏，即是作为和合众以复兴佛教为初心的。在明洪武、永乐时期，以蒋山寺、天界寺、报恩寺为代表的皇家寺院，在点校刊刻佛经方面被皇室委以重任，其中南京大报恩寺在《永乐南藏》付梓后因经版藏于此，外地寺院多来此请经，该寺也成为明初藏经印刷的主要阵地。此外，一些民间经坊也推动了佛经插图的印刷，明初南京聚宝门附近的几处印经行以刻印佛经为主，如聚宝门外徐小岗印造行、聚宝门来宾楼姜家印行、聚宝门外徐君试印行等[9]。这些经坊不仅为寺院印刷佛经，也对民间信众提供刻印服务，经坊的出现客观说明了佛经需求的增多。就佛教的传播来看，寺院作为传教的场所，佛法僧缺一不可，经藏又系法的象征，对于僧人之重要性自不待言。僧人募缘相继请经，既有研读经义依教奉行之用，又有讲经说法传教之需，因而，从洪武至永乐佛经的刊刻渐趋活跃与僧众对佛经的需求有着必然的联系，佛经插图的快速发展也就顺理成章。
第三，从作为赞助者的信众角度来说，刊刻佛经旨在积累功德达成所愿。明代佛经插图通过赞助者之发心更有助于理解佛经刊刻对于信众的意义。明代佛经的刊刻，其资金多为募缘而来，即使官刻本也不例外，其中不少佛经经尾刻有赞助者的发愿文，透过文意信息也可一窥明人对于刻印佛经的万千思绪。明永乐二十年《集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发愿文：“奉佛弟子柴名得谨发诚心命工重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散施十方善男信女受持读诵永远流传，上报四重恩下资三有，普愿见闻各证金刚之体，同生极乐之邦，次冀弟子见生之内吉祥如意者。”明永乐二十二年《金光明经》卷四末尾题：“奉佛信官朱兴法名吉祥觉义切惟，盛世希逢，佛乘难遇，发心印造金光明经五千四十八部，散施流通，迎祝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本支蕃盛，宗社昌隆，佛日增辉，天人交庆。”对于佛教信众来说，积功德除了寄予消除业障，登上佛国极乐净土的美好愿望，也有祈福皇图永固、宗社兴隆的现实理想。如何积功德，刊刻佛经便是渠道之一。印经的功德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以写经、抄经为形式，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印刷逐渐取代传统的书写形式，更便于复制流通。明代佛教信仰的展开也正是通过承载着最朴素宗教理想的刻经活动实现的。
《金光明经》插图 明永乐年间
综上所分析，佛经插图在明初大量涌现，主要得益于由统治者倡导的几次藏经刻印活动。基于宽松的宗教氛围，寺院僧众以及民间信众相继发心募缘资金刻印流通，为佛经插图顺势增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的来说，明初的佛经插图事业为明代佛教物质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其图像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所蕴含的艺术语言精致浓郁，是佛教艺术继中古的繁荣之后迎来的又一个春天，反映了佛教在渐趋世俗的浪潮中耐心而又顽强的时代发展特点。
（作者为六盘水师范学院讲师）
注释：
[1] 幻轮编《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大正藏》第四十九卷。
[2] 1925年，书画家曾熙在观敦煌石室南齐经卷背后千佛像后题：“敦煌石室经卷，予见南齐人书经，其背皆印千佛像，画法亦同此卷，岂其同出一手耶？”千佛是否为南齐时所印尚有质疑。
[3] 相关文章曾提及1934年，四川崇州光严禅院发现《洪武南藏》。详见张天健《明初孤本〈洪武南藏〉流入崇州古寺始末》，《文史杂志》1996年第2期。有关《洪武南藏》因未见公布佛经及其插图资料，此处不再详述。
[4] 周绍良《明永乐年间内府刊本佛教经籍》，《文物》1985年第4期。
[5] 有关郑和施印摩利支天经的背景与动机，详见陈玉女著《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46页。
[6] 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一〇，《三教论》，第215页。
[7] 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大正藏》第四十九卷。
[8]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二）》上编卷四《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第290页。
[9] 详见何梅《明〈永乐南藏〉研究》第八辑，《中国典藏与文化论丛》，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