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二王”叙述的新发展
以上大致是“二王”在北宋前期与中叶士人论述中的基本情态。下面就让我们进一步讨论北宋后期“二王”“叙述”的新发展。这一阶段的“叙述”以“宋四家”中的三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中心，几乎贯穿其始终，因此构成了北宋“二王”读解与阐释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为了更深一层理解这一阶段“二王”“叙述”的特殊性，我们有必要从他们所共同尊受的欧阳修——他的相关认识说起。
在《法与古：欧阳修书学叙述中的“三代”情结》一文（见《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46—50页）里，我曾谈到欧阳修对以“二王”为中心的六朝书风乃是一种既非之复取之的双重态度，非其“纤劲清媚”，而取其“淋漓挥洒”；非其无益于儒者刚大的人生价值信念，而取其有补于日常丰富细腻的世俗生活。我们由此得悉，尽管在现实中，一个纯粹儒者的强烈身份意识与高度责任感，仍使欧阳修不能不时时强调以文艺作为道德之资具，但其内心却对晋人笔墨中透射出的“逸笔余兴”的“高致”充满了向往。这看起来像是存于晚年欧阳修身上的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使他感到焦虑不安[41]。但正是在这矛盾与不安里，欧阳修实现了对以“二王”为中心的晋人书帖批评向度上的度越前人、引领时代新风的突破：那便是在此前体法、笔法的惯常认定之外，别开其对晋人书帖所流露的“初非用意”的“意态”完全自觉的审美。
回顾晋、唐以来“二王”“叙述”的历程，其主旨大要在以下数端：溯其脉络渊源，比况锺张诸家；辨其父子异同，论定各体品第；赞其博精群法，作范百代楷式。这几类的评述在自南朝以来的书论中俯拾便是，如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评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评王献之“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42]；虞龢《论书表》则开篇便叙二王、锺张之间古与今、妍与质的殊异[43]；又如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有“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逸少至学锺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4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纵是在一言胜九鼎而影响至为深远的唐太宗《王羲之传赞》中，其所谓“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45]，也是在点画形势上将对王羲之的尊崇推向极致，其所着眼与往昔并无大异。当然，在晋、唐二王叙述里，也偶有一些近于欧氏所谓“意态”的评论旨趣，尤其是关于王羲之的书法，如：
袁昂（461—540）《古今书评》：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46]
李嗣真（？—696）《书后品》：
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廓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彩……其飞白也，犹夫雾縠卷舒，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47]
这里取譬人的风神、自然景观以及物象体态，所描述的正是王羲之书法传达出的种种“意态”[48]，而且袁昂所说的“纵复不端正”的话里，也隐然间寓有书写时并不经意这样一个意思。这些当然可以说是欧阳修关于晋人书帖认识的远源与先河。
但无论袁昂还是李嗣真以及晋唐以来其他与之相类的叙述，他们都从未像欧阳修这样以一种更理性的把握方式用一个明确而明白的概念加以指称，尤其是没有像欧阳修这样发现并属意于其中“初非用意”的书写状态——在欧阳修看来，晋人书帖的淋漓挥洒、百态横生均自兹而生——这不啻是在唐人法度庄严的刻意书写之后对那久违的自在状态的一种再自觉，而后尚意的宋人消解唐法而与尚韵的晋人相似乃尔，此一“再自觉”至为关键。而自盛唐以来，隐伏着的一股对规矩叛逆、追求书写随内在情绪而流泻的潮流也在这个时候愈益受到瞩目，从而在之前《阁帖》中自“二王”——欧、虞、褚、薛的脉络外，别续了一条由“二王”——颜、杨的脉络，继起的苏轼、黄庭坚、米芾正是这一新脉络最主要的吹鼓手与承续人。这是后话。
现在让我们接前面的话题，看看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后起之秀是如何看取“二王”的。
治平四年（1067），苏轼（1037—1101）为苏辙得自河朔的摹本《兰亭》作跋，其中有道：
又尝见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旷自得，不及此本远矣。（《书摹本兰亭后》）[49]
这则跋文作于苏轼32岁那年，是我们所见其书帖类题跋中较早的一件，彼时苏轼受知于欧阳修已十年矣。[50]在这里，苏轼所展现的立场与欧阳修三年前（治平甲辰，1064）跋《晋王献之法帖一》中所谓的“初非用意”而“意态愈无穷尽”[51]的认识是同一脉络的。也就是说，苏轼的书学思想所承接的正是欧阳修的法乳。欧阳修于1072年去世后，苏轼成为了当时最具影响的文艺领军人物。尽管包括苏轼自己也认为他与欧阳修薪火相传，尽管欧阳修也已不是一个狭隘的儒者，但苏轼的观点还是要比欧阳修更为开阔，他不再像欧那样纠结于书法鉴赏与道德之学之间有时出现的紧张与冲突，而是试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价值观体系中体认“二王”其人其书。在《题子敬书》中，苏轼道：
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发口，其气节高逸，有足嘉者。此书一卷，尤可爱。[52]
“无过人事业”云云，当时是以儒家功业之想为出发点的一种判断，或许是假想，或许当时真有人发出这样的质疑，或者干脆苏轼自己便就这样看待王献之，总之他不得不事先做些辩护，以防止人们、也警惕自己仍按原先的价值观去衡量王献之。苏轼的非同一般便在，他以自己杰出横放的个性，颇能欣赏晋人及其书中超旷高逸的境界。从欧阳修“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推举到苏轼这里堂而皇之的赞扬，能感觉到，“二王”的“风流高格调”已成为了士人新的审美祈向[53]。苏轼《满江红·东武南城》词云：
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坐上皆豪逸。[54]
强至（1022—1076）《依韵奉和经略司徒侍中上巳会兴废池》诗曰：
千载兰亭后，风流宛目前。[55]
所记虽然是他们各自的游宴之会，却都不约而同地致意于千载之前的风流豪逸。这样一来，自然不再是由精勤而致的纯熟笔法，而是前面所言的“意态”与“高致”成为对“二王”为中心的晋人书法欣赏的新主题：
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题王逸少帖》）[56]
余尝于李都尉玮处，见晋人数帖，……有谢尚、谢鲲、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独超然如群鹤耸翅，欲飞而未起也。（《题晋人帖》）[57]
昨日阁下见晋武帝书，甚有英伟气。（《题晋武书》）[58]
如果说晚年欧阳修开示了北宋书学对待“二王”书法的一种新动向，到苏轼而渐衍成风，那么，这一新动向经黄庭坚的阐发则无论在理论内涵还是外延指向上都愈益明晰丰盈。黄庭坚（1045—1105）在为大受唐太宗贬抑的王献之书法翻案时说：
王中令人物高明，风流弘畅不减谢安石，笔札佳处，浓纤刚柔皆与人意会，正观书评大似不公，去逸少不应如许远也。（《题绛本法帖》）[59]
王、谢承家学，字画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风味耳。（《题绛本法帖》）[60]
此与上引苏轼《题子敬书》中“气节高逸”而书“尤可爱”同其逻辑，同是“有境界自成高格”的评赏理路。比苏轼犹有进者，黄庭坚通过对“二王”等晋人的体察，率先明确提出了以“韵”——这一后来被视为晋人书法最显著特质的美学概念——论人观书：
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题绛本法帖》）[61]
黄庭坚论书重“韵”，自古及今，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是宋代书学研究的老生常谈了，但为了看清黄庭坚所理解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二王”，关于其所谓“韵”的内涵具体何指，这里不妨再赘言几句。如许多论者所指出，去俗与尚韵是黄庭坚论书时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的确，在黄氏论书的言论中，“韵”字之外，出现得最频繁的恐怕便是“无俗气”“无尘埃气”一类词。刘熙载即曾指出：“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62]或以为黄山谷论书以“韵”是从晋人品评人物用“韵”直接移植过来，这是不错的。因而晋人用“韵”时的萧散、简远、超逸、恬淡、平和、自然、蕴藉等种种意味，当然也可以说是山谷“韵”中应有之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去俗相依相成的山谷之“韵”，因其对“不俗”的个人理解而独具内涵：
少年以此缯来乞书。渠但闻人言老夫解书，故来乞尔，然未必能别功楛也。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虽使郭林宗、山巨源复生，不易吾言也。（《书缯卷后》）[63]
“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临大节而不可夺”云云，可见山谷的“不俗”，或者说山谷的“韵”，显然已不是普通意义层面的认定。曹宝麟指出：“俗与不俗的问题，已被黄庭坚提到道德的高度来强调。”[64]正是。在山谷看来，王羲之书的可贵，也正在其具备“胸中有道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不俗之状，而那些“灵府无程”者，虽然笔墨功夫不差，却难与“二王”方驾：
曹蜍、李志辈书字政与右军父子争衡，然不足传也。所谓败壁片纸，皆传数百岁，特存乎其人耳。（《书右军帖后》）[65]
若论韵胜，则右军大令之门，谁不服膺？（《书徐浩题经后》）[66]
联系之前的讨论来看，可知在北宋前期只是“一能”之士、书风也不时承受着清媚之讥的二王，经欧阳修的扭转、苏轼的逐步推扬，到黄庭坚手上得到了空前的彰显。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对二王“逸笔余兴”的认定，强调的是其书写时状态的自然，苏轼对二王“放旷”“超逸”的认定着眼的是其人格倾向上的“任真”，细究起来，这二者都属于儒家轨道外的一种观照。相比之下，黄庭坚经由自己对“不俗”以及“韵”的特别界定，就大有要将“二王”人格重新纳入儒家道义的畛域内加以审视的意味。这一判断并非妄下，晚于黄庭坚的方外人士释德洪（1071—1128）的话亦可为旁证。释氏《跋东坡书简》曰：
王逸少骨鲠，颜平原刚正，两公皆有立朝大节，而后世以字画称。予尝嗟惜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笔迹，盖理之固然。东坡之于王、颜，又其逸群绝尘者。[67]
又《跋东坡、山谷帖二首》：
东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惊者，以忠义之效与天地相始终耳，初不止于翰墨。王羲之、颜平原皆直道立朝，刚而有礼，故笔迹至今天下宝之者，此也。[68]
王羲之的骨鲠、直道立朝，《晋书·王羲之传》是有记载的，读后便知，无需置疑，因而释德洪所言本不虚妄。只是长期以来，深入人心的乃是王羲之超逸高爽、不沾滞于物而近于玄理的一面，北宋前期其际遇的略显寥落即颇缘于此，后来欧阳修、苏轼的反拨也基本还是在这同一层面展开，其“直道立朝，刚而有礼”的一面则一直少有人提及，像是被遗忘了一般。可以说，黄庭坚、释德洪关于王羲之其人的认读取向，揭开了北宋书学王羲之叙述的新视界。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北宋儒学文化复兴的整体背景下，在士人们论书始终坚持“兼论平生”的情境中，即令是面对下笔神圣的王右军，想要确立其在这个时代书学谱系中的宗主地位，就必得将之从以往仅是“一能”且承受着纤妍之讥的境遇中解脱出来，首先在人格道义层面予以肯定。只有理解这一关捩，我们才能理会到黄、释对王羲之儒家人格力量的刻意发掘，用心可谓良苦矣。[69]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释德洪的两则跋文对王羲之人格的肯定乃是与对颜真卿的肯定结伴而行的，而这又同是为了彰显本朝书家苏轼、黄庭坚在精神意脉上与他们的异代相接，从而在儒学框架内建立由晋至唐再至当代（北宋）书学传承的合法谱系，亦即我们都熟知的从“二王”到颜（杨）再到苏、黄的书学谱系。由是，王、颜并论、并称就成了这个时期书学叙述的新焦点，成为较单独讨论“锺王”“二王”远要热烈的新话题。这一点治书法史的人早已经是烂熟于胸，自不必再赘论了。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如陶穀（903—970）《王右军黄庭经跋》、周越（生卒年不详）《题晋王献之洛神赋》，分别见《全宋文》卷11、279，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此类跋记在此时为数并不多。
[2] 如释永牙《赠英公大师》“王右军书传智永，李阳冰篆付英公”、林逋《集贤李建中工部尝以七言长韵见寄感存怀没因用追和》“开元文字锺王笔，惆怅临风一烬灯”之类，分别见《全宋诗》卷19、10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1、1227页。
[3] 米芾《书史》，《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四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4] 见《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宋代书法·导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页。
[5] 我们在《全宋诗》中也发现与曾巩同时代的祖无择（1006—1085）、杨蟠（约1017—1106）分别写过《右军墨池》《墨池怀古》诗。《右军墨池》诗云：“羌庐峰下归宗寺，曾是当年内史居。茧纸世传遗迹后，墨池人记作书初。秋毫几老崇山兔，旧法空观得水鱼。珍重僧家能好事，朱栏碧甃壮庭除。”（卷356，第4413页）《墨池怀古》诗云：“书画尝闻晋右军，当时深遁乐天真。空山寂寞人何在，一水泓澄墨尚新。灵运也思轻印绶，季鹰还解忆鲈莼。高风夐古应相照，共是知几此避身。”（卷409，第5038页）但这都只是一般的怀古之作。
[6][7] 《曾巩集》卷17，中华书局，1984年，第279页。
[8] 《全宋文》卷262，第13册，第144页。
[9] 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21页。
[10] 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79页。
[11] 逸少之崇“逸”，于其《此郡帖》“此郡之弊，……吾无故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可见一斑。
[12] 《集古录跋尾》卷6《唐美原夫子庙碑》，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13] 《集古录跋尾》卷10《杂法帖六》，第223页。
[14][15] 《全宋诗》卷254，第3074—3075页。
[16] 《蔡襄全集》卷31，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6页。
[17] 《蔡襄全集》补遗，第853页。
[18] 《全宋诗》卷260，第3297页。
[19] 参看钱穆《读欧阳文忠公笔记》一文论梅氏此作。见钱氏著《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71页。
[20] 《蔡襄全集》卷24，第527页。
[21] 《全宋诗》卷19，第271页。
[22] 《全宋诗》卷47，第506页。
[23] 《全宋诗》卷74，第849页。
[24] 《全宋诗》卷257，第3176页。
[25] 《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四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26] 参看李慧斌《宋代制度视域中的书法史研究》，南方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
[27] 《宋史》卷265，中华书局，1977年，第9142—9143页。
[28] 《宋史》卷291，第9735页。
[29] 《宋史》卷312，第10229页。
[30] 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见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19、923页。
[31] 《宋史》卷327，第10553页。
[32] 李纲《左朝奉郎行秘书省秘书郎赠左朝请郎黄公墓志铭》，黄伯思《东观余论》附，《全宋笔记》第3编第4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33] 《鹤山集》卷64，四库全书本。
[34] 《跋范文正公帖》，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30，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29年。
[35] 按：范仲淹卒于1052年，而此跋作于黄庭坚晚年（该跋文中有“老年观此书”之语）。
[36] 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后世跋者仅据《全宋文》计便有近十人之多，如韩绛、范纯仁、杨杰、范纯粹、黄庭坚、李孝彦，等等，亦是一证。
[37] 欧阳修《跋李翰林昌武书》，《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26页。
[38] 参看曹宝麟著《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39] 欲知苏、梅其人，可读欧阳修《送梅圣俞归河阳序》《梅圣俞墓志铭》《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苏氏文集序》，分别见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14、《居士集》卷31、33、41。
[40] 美国学者艾朗诺认为欧阳修眼中的书法史，并不是一个超迈绝伦的“二王”以下人数极少、等级森严的系统，而是有更宽广的视界，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个人风格和作品。这正可与此相互验证。
[41] “焦虑”说来自艾朗诺的研究，见《对古“迹”的再思考：欧阳修论石刻》，收入艾氏著《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第25页。
[42] 《历代书法论文选》，第47页。
[43] 同[42]，第49页。
[44] 同[42]，第78页。
[45] 《晋书》卷80，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8页。
[46] 《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3页。
[47] 同[42]，第135页。
[48] 今人刘涛也认为上引李嗣真文以偶俪华采之笔绘声绘色地状貌了王羲之书法的种种意象和美韵。《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49] 《苏轼文集》卷69，中华书局，2004年，第2169页。
[50] 《书摹本兰亭后》。在有明确纪年的题跋里，这是最早的一则，《东坡题跋》书帖类置此则于第一。此外，东坡事迹可参看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
[51] 《集古录跋尾》卷4，第91页。
[52] 《东坡题跋》卷69，中华书局，2004年，第2173页。
[53] 当然，一些谨严之士仍不免对此有所警惕，如苏辙即尝云：“逸少知清言之害，然《兰亭记》亦不免慕清言耳。”《栾城集·后集》卷一《次韵子瞻题画卷四首》之《山阴陈迹》原注，四部丛刊初编本，1929年。
[54] 《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55] 《全宋诗》卷591，第6948页。
[56] 《苏轼诗集》卷25，中华书局，1996年，第1343页。
[57] 《东坡题跋》卷69，中华书局，2004年，第2170页。
[58] 《东坡题跋》卷69，第2175页。
[59][60][61][65][66]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8，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62] 《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第765页。
[63]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9，四部丛刊初编本。
[64] 《中国书法史·宋辽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67] 《石门文字禅》卷27，四部丛刊初编本。
[68] 《石门题跋》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
[69] 事实上，后世对王羲之的德行并非没有非议。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之“一〇六全晋文卷二六”论《为会稽内史称疾去郡去父墓前自誓文》云：“按观《世说·仇隙》门及《晋书》本传，羲之此举直是悻悻小丈夫老羞成怒；洪迈《容斋三笔·自序》称其高尚而斥‘晋史’为妄，阿其所好耳。刘辰翁评点《世说》，于此事眉批：‘右军审尔非令德’；尤侗《艮斋杂说》卷二、王昶《春融堂集》卷三二《王羲之论》《晚晴簃诗汇》卷一三六季运昌《后对酒诗》皆非议羲之。”（中华书局，1986年，第1117页）可见，黄山谷、释德洪对待王羲之，亦未尝没有“阿其所好”的嫌疑，与其说是以王羲之为标准，毋宁说是要王羲之以他们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