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库馆臣案语引发的讨论
《总目》提要之后，尚有两段案语：
案：宋以后书，多出于古来门目之外。如此谱所品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宝，且自然而成，亦并非技艺。岂但四库之中无可系属，即“谱录”一门亦无类可从。以亦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
右谱录类“器物”之属，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九卷，附录一部，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陶宏景《刀剑录》《文献通考》一入之“类书”，一入之“杂技艺”，虞荔《鼎录》亦入“杂技艺”。夫宏景所录刀剑，皆古来故实，非讲击刺之巧，明铸造之法，入“类书”犹可，入“杂技艺”，于理为谬。此由无所附丽，著之此而觉不安，移之彼而又觉不安，迁移不定，卒至失于刊削而两存。故“谱录”一门不可不立也。[33]
《云林石谱》是四库总目中仅见的谱录类器物之属附录书。第一段案语指出了《云林石谱》“无类可从”。是书因其开创性的题材，在其流传的近九百年间，即是不断挑战文献分类思想的一个典型模板。从存世书目看，直至四库目录问世前后，明清两朝诸多文献家对其分类都作出了尝试，兹约略依时序举数例如下：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入辰字号第二厨“画谱诸谱附”。
焦竑《国史经籍志》入卷三史类食货下的“货宝”。
徐
《徐氏家藏书目》入卷三子部“器用类”。
祁彪佳《澹生堂书目》入卷七子类第三“清玩”。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整理本补入卷九“食货类”。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黄永年藏钞本（属胡其毅钞本系统）[34]入“谱录类考”。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南开大学图书馆藏陈景云注、吴翌凤跋过录本[35]入“杂艺类”。
钱谦益《近古堂书目》入上卷“谱录类”。[36]
钱曾《述古堂书目》入卷四“器玩”。
钱曾《也是园书目》入第二卷史部“宝货器玩”。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入史部“食货”。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卢文弨、罗以智批校本入庚集子部“艺玩类”。
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入史部十二“食货类”，并有类叙小注：“以上所录，皆非食货之正者，亦有游戏笔墨，更不当入，而《黄》志有之，亦姑仍之。”
《天一阁书目》嘉庆十三年宁波府学陈廷杰刻本入卷三之一子部一“谱录类”。
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嘉庆十五年自刻本入内编卷四。
总体而言，食货、器玩、谱录三类倾向参差出现，至《四库总目》定型，方安居谱录类。藏书家们对《云林石谱》的认识，或重其记实存史，或重其博物特征，或重其条目罗列。这其中，也可见藏书家鲜明的个人趣味——祁彪佳独标“清玩”，寓山主人，俨然赏石家本色。
事实上，非惟《云林石谱》，所有《四库全书总目》所录谱录类器物之属著作在得《四库》定位之前，都曾被勉为其难地著录于其他类目之下，如《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形法类（《相宝剑刀》）、《隋书·经籍志·经部》小学类（《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旧唐书·经籍志·子部》农家类（《钱谱》）等。[37]
李致忠先生曾态度鲜明地反对谱录类，认为“它完全违背了按学科依内容类别分图书的目录学原则，实在是应该加以改造。改造的原则是拆掉这一类，凡属考古者入‘金石类’，凡属与种植、养殖有关者入‘农家农艺’，凡属器物制作、食品制造者入新设之‘工艺类’”。[38]
学科畛域，是今天的后见，以今度古，往往不能与古籍相合。《云林石谱》非“考古”著作，多“考时”之处，虽言修治磨砻，非贯诸条。四库馆臣尚且认识到：“如此谱所品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宝，且自然而成，亦非技艺。”在李先生的新分类法中，《云林石谱》依然无类可从。
第二段案语，举陶弘景《刀剑录》为例，“入‘类书’犹可”，而“‘谱录’一门不可不立也”。《云林石谱》序作者孔传，“即续白居易《六帖》者”。孔传的类书编纂实践，或可称杜绾所近身取法之学。杜绾的写作，虽非“古来故实”，颇多时闻，也呈现出兼具谱录与类书的特点。
对于谱录类更合归于类书这一方向，近人张舜徽有进一步的设想：“《四库》虽立谱录一门，而于偏籍小书无可系属者，往往而窘。附《云林石谱》于器物之末，即其明例。若能统归类书，则斯弊祛矣。然自来著录之家，于类书一门，但统录《书钞》《御览》诸编，而不复别析细目。惟孙星衍《祠堂书目》区为事类、姓类、书目三种，体例独善。苟能循斯义例，于三种之外，别增物类一目，则凡谱录诸书，悉可归纳靡遗矣。”[39]照张氏设想，《云林石谱》就当置于类书新设的“物类”一目了。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
注释：
[1] 殿本《总目提要》无此句。四库馆臣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总目三·子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9页。
[2] 殿本《总目提要》此句下双行小注：“浙江巡抚采进本。”四库馆臣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总目三·子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9页。
[3] 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提要俱作“兼及器用之材”，殿本《总目提要》同文溯阁本与文津阁本。上海图书馆藏真寿堂邵氏旧藏《总目提要》残稿本（线善862922-45） 《云林石谱》提要亦止于是句，从朱笔句读看，同文溯阁本与文津阁本。次叶浮签，墨笔云“六十一页后五行《云林石谱》一篇底本在他处，五十三”，另有朱笔：“移前，四十四”。录此俟考。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2014年，第2073页。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0846》，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9页。四库馆臣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总目三·子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9页。
[4] 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此句俱作“且其诗意本非咏石”。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2014年，第2073页。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0846》，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9页。
[5] 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此句俱作“皆古人嗜石故事”。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2014年，第2073页。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0846》，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40页。
[6] 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周公谨”作“周密”，“元遗山”作“元好问”。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2014年，第2073页。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0846》，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40页。
[7] 文溯阁本、文津阁本俱作“疑”。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2014年，第2073页。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0846》，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40页。
[8] 文溯阁本径接“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恭校上”。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2014年，第2073页。文津阁本作“悉削而不载焉”，复接“乾隆四十九年（1784）八月恭校上”。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0846》，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40页。
[9] 殿本《总目提要》止于此句。四库馆臣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总目三·子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9页。
[10] 四库馆臣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44·子部一五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3、584页。
[11] 《睢阳五老图》五老像及部分题跋今藏美国三家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华盛顿）、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纽黑文）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宋元至明清五十七家题跋今藏上海博物馆。有关《睢阳五老图》的研究，见王连起《宋人〈睢阳五老图〉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第7—21页。
[12] 跋文如下：“伯祖丞相出守兖州，岁六十有九。明年，得请于朝，退居睢阳。优游林泉凡十五载，偕诸公燕处，当世慕之。顷尝阅此图于钱氏家，今复开卷，伏瞻貌像，不觉涕泗之横集也。绍兴丙辰重午前二日，第三孙杜绾谨书。”其中，“燕处”之“处”、“钱氏”之“氏”，今已漫漶。此跋见录于《赵氏铁网珊瑚》卷一三，又见于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五画十五。
[13] 《宣和书谱》卷十九录杜衍：“……至暮年以草书为得意，喜与婿苏舜钦论书，年位虽重而尺牍必亲作。韩琦尝以诗谢其书云：‘因书乞得字数幅，伯英筋骨羲之肤。’其为当时所重如此。今御府所藏草书一：天隐子绝句诗。”杜绾善书，亦可言克绍家学。
[14] 陆友《研北杂志》卷下“杜绾，……祁公其伯祖也”，与此墨迹“伯祖”之称相应。
[15] 此拓为海内宋拓孤本，帖与陈缉熙刻本合装一册，经王世贞、沈俨、黄如珽递藏，今藏上海图书馆，为国家一级文物。见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84—287页。
[16] 田案，七印为白文长方印“季杨”、白文方印“杜绾章”、朱文方印“祁国之裔”、朱文方印“杜氏世玩”、白文长方印“云林居士印章”、白文方印“杜绾印章”和白文方印“杜氏藏书之印”。其中，白文方印“杜绾章”、朱文方印“祁国之裔”、朱文方印“杜氏世玩”又见于今藏故宫博物院的《神仙起居法》本幅——穆棣据此认为杜绾为是帖最早藏家。仲威先生亦提出张澂本中椭圆白文“山斋（齐）”印是否归属杜氏，时在2016年7月，俟考。从题跋款识看，此拓所本之褚摹《兰亭》，有苏耆装褫记、范仲淹观跋、王尧臣观跋、米芾两跋与米友仁跋。米芾《书史》所谓铜山苏氏藏《兰亭》三本或与此本相关，徐邦达所称褚摹兰亭“米芾诗题本”当与此本相关，详情俟考。米友仁跋，时在绍兴八年（1138），衡之后文所述绍兴己未（1139）杜绾阳华岩摩崖题名，杜氏得帖具体情况，尚俟考论。穆棣对杜绾三印的考证，见穆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墨迹考辨——兼论宋周密所记之典型“绍兴御府书画式”》，《中国书画》，2007年第6期，第16—21页。“杜绾小考”为此文第五部分，第19—20页。又见于穆棣《欧阳询〈梦奠帖〉中“御府法书”印记考》，载穆棣《名帖考·卷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55—156页。徐邦达所论褚摹《兰亭》“米芾诗题本”，见徐邦达著、故宫博物院编《古书画伪讹考辨·壹》，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83—88页。
[17] 阳华岩3D博物馆网站录文与概述错讹频出，不堪读。杜绾题名误作“祐文林石刻”。
[18] 本文对“季扬”“季杨”的讨论，受启发于卢康华对李鱓用印“宗杨”“宗扬”的讨论，见卢康华《“鳝”的隐喻与破译：再议李鱓名字之谜》（未刊稿）。“异写”术语，六月得徐到稳同道指教。
[19] 王连起言郁冈斋本、渤海藏真本“基本上同于张澂本，只是渤海藏真本又将一行裁为两行”。检明郁冈斋墨妙帖卷三《兰亭》，就杜氏印鉴，阙“元祐戊辰”米跋后白文方印“杜绾章”与白文长方印“云林居士印章”。渤海藏真本全帖不刻任何藏印。王氏亦言渤海藏真本“曾经再刻，如海宁查氏本、山左吴氏等本”。海宁查氏本、山左吴氏本云云，袭用翁方纲《苏米斋兰亭考》所录，2018年6月托友人询之王先生，已不记得今之藏地，故此两本杜印情况俟考。据王连起对海宁查氏本、山左吴氏本之描述，吾师范景中举黄冈本《兰亭》：“王先生所述查氏、吴氏本，与此黄冈本正同。”询之吾师，黄冈本亦不刻藏印。由此，白文长方印“云林居士印章”笔者迄今仅见于张澂本，殊为珍贵。王连起有关张澂本、郁冈斋本、渤海藏真本、海宁查氏本、山左吴氏等诸本考论，见王连起《再晤兰亭——〈兰亭序〉重要传本简略评述》，载上海博物馆编《兰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54页。又见于王连起《谈传世领字从山本、颍上本的来历问题等等》，载故宫博物院编《2011年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99—109页。范景中对黄冈本《兰亭》的考论，见范景中《黄冈本〈兰亭〉》，载《新美术》2015年第12期，第23—26页。
[20] 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下·卷三十四谱录类》，中华书局，1964年，第903页。
[21] 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4、165页。
[22] 《云林石谱》版本情况较复杂，本文采用知不足斋本。
[23] 别本言“先大父”，则或为祖辈友人。
[24] 参见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283、287、314、325、386、389页；杨文衡《试述〈云林石谱〉的科学价值》，《科技史文集》第14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169—178页。
[25] 张文江在《管锥编读解》中，曾言“西洋文化乃至艺术示森罗万象于外，中国文化乃至艺术体重重无尽于身”，在《古典学术讲要》中，复提此说法，讨论此两者的贯通。此处借此两端之说。见张文江《管锥编读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
[26] 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95—300页。
[27] 田案，更直接的证据见苏舜钦《大理评事杜君墓志》，其中称杜衍为“京兆公”。苏舜钦著，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2页。
[28]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寓贤》有“杜甫”条，引《新唐书》：“杜甫少贫不能自振，客越。李邕奇其才，先往见之。”复加同出《新唐书》的按语：“甫有姑适会稽贺撝。”田案，杜甫曾客越，其姑适越人，或许孔传由此将越人杜绾视作其裔。另，杜牧为杜佑孙，就京兆杜氏房望，杜绾允称杜牧之裔。
[29]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8年，第731页。
[30] 杨文衡《试述〈云林石谱〉的科学价值》，《科技史文集》第14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176页。
[31] 《千顷堂书目》录《夷门广牍》一百二十卷，《奕庆藏书楼书目》未录卷数，只言一百零七种，《夷门广牍》最盛行、易得的本子为民国二十九年（1940）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藏万历刊本影印本，计一百四十八卷一百零四种，收入该馆所刊《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此本恰不载《云林石谱》。检之各目，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一百六十五卷一百零六种本、北京图书馆藏九十一卷五十五种本、浙江图书馆藏六十五卷四十一种本（善005823）、天一阁博物馆藏本（善5002）含《云林石谱》。
[32] 昌彼得《说郛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
[33] 四库馆臣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总目三·子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9页。
[34] 据今人王红蕾研究，“《绛云楼书目》尽管钞本繁多，盖未出两大系统，一是胡其毅钞本，著录钱氏藏书3939种，一是曹溶钞本，著录3499种。……两大系统，……呈现出众多错综互异的各类抄本”。王红蕾《钱谦益藏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2页。黄永年藏本属胡其毅钞本系统，见同书第231页。故笔者列出三种经眼《绛目》，以见一斑。
[35] 据今人王红蕾研究，南开大学图书馆藏陈景云注、吴翌凤跋过录本当属曹溶钞本系统。王红蕾《钱谦益藏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2、232—241、276页。
[36] 罗振玉《玉简斋丛书》第二集录《近古堂书目》，著者题为“明佚名撰”。据今人王红蕾研究，实为一种《绛云楼书目》，但未言系统归属。王红蕾《钱谦益藏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
[37] 见李婷《器物类著作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中归属的演变》，《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第22—25页。不过李婷并未举《云林石谱》为例，本文对相关著录类目沿革的考述，率皆基于笔者一己之观察。
[38] 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
[39]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