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徐霖的绘画

二、徐霖的绘画

在书法上拥有较高造诣的徐霖,其绘画亦不俗,虽然并不专注于绘事,然而亦留下不少不可多得的佳作。周晖《金陵琐事》记云:“九峰徐子仁,虽不以丹青驰誉,所画松竹、花草、蕉石,皆精雅可爱。”[20]《明画录》记其:“以花卉、松竹为主,善画松竹、花卉、蕉石,奕奕有致。”[21]《历代书画家姓氏便览》称:“善书画,工花卉、松竹、蕉石,人争购之。”[22]由此可见,徐霖的传世绘画作品中,以花卉入题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花竹泉石图》长卷,细观此图,山石掩映,清泉奔流,芙蓉、翠竹、幽兰于山石和清泉间相映成趣,画面自然生动,充满了山间野趣。构图疏密得当,用墨浓淡相宜。如此画面,颇合徐霖豪爽迭宕、潇洒纵横的文人气质。画上有黄琳、张襘、浦应祥、段豸、杜堇等众多文人名士的题诗。从题诗的内容来看,此图应是当时雅集中完成,限韵赋诗,每首诗均切合画题。数百年后,面对如此画面和题诗,竟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隐约能浮现他们创作时诗画唱和的盛况。故宫博物院藏的《蟠桃图》中亦有陈沂、谢承举、任德、吴寓、徐堂等人题跋,这些人亦是当时的文人名士。这两幅图足可见证徐霖与众多文人名士的交往,这与徐霖绘画的初衷相契合——绘画也只是其遣情娱兴的余事,是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是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

徐霖 花竹泉石图(局部) 纸本设色 31.2×469.5cm 故宫博物院藏

徐霖传世作品中还有两幅《菊石野兔图》,一幅为故宫博物院所藏,另一幅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仔细对比两幅作品的风格,与昆仑堂美术馆所藏明中期画家陶成的《秋趣图》颇为相似。陶成,字孟学,一作懋学,后更字敬学,号云湖仙人,江苏宝应人。陶成以其超凡的画艺和传奇经历而名冠当时,是明代中期一位才华横溢而又放浪不羁的奇才。关于陶成的画艺,明清的画史中多有记载。陶成画艺精湛,更热衷于画菊、兔,除《秋趣图》外,传世作品还有故宫博物院藏两幅《蟾宫月兔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菊花双兔图》。在陶成为数不多的传世画作中,留下的多是以白兔为主角,来展现想象中的蟾宫景色的画作,可见陶成确实是此类画的高手。

关于陶成的一系列《湖石菊兔图》,李梦阳在《观序上人所藏陶成画菊石歌》中有形象的描绘:

徐霖 菊石野兔图 绢本设色 159.5×53.4cm 故宫博物院藏

两株徙倚石根前,古石苔藓屈连钱。复有余株散在地,平坡杂草青烟绵。回株点缀花翩翩,含姿弄态不一足,背向纤秾皆可目。突如大家贵介女,珠翠虽摇气庄肃……石磊磊兮菊漫漫,清霜古路花斑斑。[23]

李梦阳在诗中对陶成所画菊石赞誉有加,同时将计汝和、徐霖与之相较:“陶生画菊石,老草有笔力,……近时名手计汝和,此生笔力方之过,江东徐霖学画石,效颦差胜王与何。”[24]计汝和,即计礼,号懒云,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官终刑部郎中。善写菊。画笔如狂草,时人语云:“林良翎毛夏昶竹,岳正葡萄计礼菊。”[25]可见计礼在当时的画坛以画菊闻名,但笔力不如陶成。而徐霖与陶成画作风格的相似是人所共知的。徐霖生活的时代稍晚于陶成,两人均是天资聪颖之人,以个性豪放不羁闻名于世,同样淡泊功名,追寻一种以诗书自娱的隐士生活。更为巧合的是两人都爱云中之胜,陶成号“云湖仙人”,徐霖号“髯仙”,同样才华横溢,又都乐于作《菊石野兔图》来表现任人遐想的天上蟾宫仙境。由此可见徐霖的绘画受陶成影响颇深。

陶成画竹、石、菊、兔名冠当时,画史记载,汪肇、刁锐、陈大章都是其摹仿者,徐霖是陶成众多摹仿者中唯一可见传世画作之人。他留下了两幅风格非常相似的画作,而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徐霖《菊石野兔图》更是与陶成《秋趣图》相似度极高。一样是以兔为题,其间兔、竹、石、菊等物之布局也几乎相同。图中均绘有一兔卧于草丛,兔身后一块玲珑剔透的湖石傲然挺立,寥寥几笔,湖石的秀丽之姿于笔端自然流出,石后数丛秀竹挺拔而出,虽无长竿劲节,但萧萧有苍劲之意。陶成喜作勾勒竹,史书中多有记载,其所画秀竹都用这一画法。徐霖当是摹仿而作无疑。菊花用墨笔勾画,墨色涂染,淡墨点叶,浓墨勾茎。竹、菊虽被湖石遮挡,但仍显露出葱郁挺拔之姿,与湖石相映成趣。

陶成 秋趣图 绢本设色 144×90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两图虽布局相同,风格相似,但兔子的形象却相去甚远。陶成《秋趣图》中白兔神情闲淡、欲动还静,用笔更为细腻、传神。而徐霖《菊石野兔图》中野兔的画法与宋崔白的《双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极为相似,其笔法工细,野兔皮毛以笔尖簇点,层层积染,将皮毛的质感表现得非常逼真。野兔回首顾盼,神情机警,栩栩如生。与陶成笔下娴静的白兔不同,徐霖的野兔更富于逸情野趣。

徐霖喜作花卉竹石,从传世的作品来看,都是以这一题材为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徐霖只会作此类画作,徐霖对人物山水也有涉及,但极为少见,日本原六郎所藏的《四景山水图》就显得极为难得,为我们全面了解掌握徐霖绘画风格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此幅《四景山水图》描绘的是春、夏、秋、冬四景,气势豪放,笔墨酣畅淋漓,季节渲染得体。技法、构图、山石的皴法都体现了浙派的风格。浙派是明代前中期画坛的重要绘画流派。徐霖正处于这一时期,受此画派影响不难理解。

这四景山水,人物、山水、题诗相得益彰:

春景:画群山环绕,翠峰挺立,树下二高士倾心交谈,一童仆抱鹅旁立。

夏景:画芦草数丛,一叶渔舟闲系溪畔,渔樵问答于柳荫下。

秋景:画湖光山色中,一高士驾舟吹笛于青山绿水间。

冬景:画林木萧疏,风雪弥漫中,一人屋中高卧。屋外,有骑马者、牵马者、欲扣门扉者。

四景中均有题诗一首:

春:潇洒清真今古闻,临池墨浪动风云,无人识有匡时略,只把能书看右军。

夏:樵渔偶尔遇孤村,水碧山青笑语温,一句莫教关世事,如今世事不堪论。

秋:逍遥游计付扁舟,满目溪山任去留,未了世缘还弄笛,一声吹破白云秋。

冬:风雪高眠户不开,已弃空饿死蒿莱。如何消尽干人念,又惹城中令尹来。

从题诗的内容看,均表现出一种飘逸洒脱、豪放无羁、自得其乐的情趣。高居翰先生在《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368—1580)》一书中指出,在《冬景图》中所描绘的场景:“一般相信这幅画描绘的是《三国演义》中,刘备派遣使者前去邀请诸葛亮担任军师的一幕。”[26]然而根据画面的题诗内容“风雪高眠户不开,已弃空饿死蒿莱。如何消尽干人念,又惹城中令尹来”,结合萧统《陶渊明传》记:“陶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27]可知屋中高卧者是陶渊明,而令尹是古官称,此处泛指身居高位要职的地方长官,可见门外马上坐的令尹则是江州刺史檀道济。另《晋书》则记载刺史王弘曾造访陶渊明,陶“称疾不见”[28]。而从春、夏、秋三景图中题诗所描绘的人物来看,如王羲之、严子陵(一般认为历史上最有名的“渔”代表的是东汉的严子陵)、庄子都是超然尘外的隐士。如果从风格、表现主题的统一性来看,《冬景图》的隐士也更像是陶渊明。古人常说“书者,心画也”,徐霖的这四幅画中的人物是他所向往的,也表达了他内心的志向是过一种钟情笔墨,像庄子、陶渊明般忘却世事,沉湎于世外桃源,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山水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虽然修齐治平是每个传统文人追求的目标,但是并非每一个学问渊博的文人都适合为官,何况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他来说并不利。不管是无心仕途,还是为仕途所不容,徐霖确实是仕途黯淡,在艺术上却大放光彩。

徐霖 四景山水图之冬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