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与『道释』——《五代名画补遗》画题疏证一则
□ 李良
画史中明标人物一门者，始北宋刘道醇（生卒年不详）之《圣朝名画评》与《五代名画补遗》，而释、道制像杂列其中，书前序言“论观画之法”以释氏居道流之前。另有“鬼神”一门，位次“花竹翎毛”之后、“屋木”之前，凡此序次，实多关政教风俗，历来论者少有及之，故掇拾载籍，以为疏证，以明图史之裁与政教之浮沉。
上古论序绘画颇有次第者，当属楚国屈原（前339—约前278）《九歌》，其所记楚先王及公卿祠庙壁画，山川神灵与古贤事迹杂错而行，行文之先后，一依画壁之次序。屈原既为楚人，所见又为本国祠庙图绘，故其文辞与绘画之性质可并而论之，不必离其畛域以为博士之论也，是可参诸贤达，以烛幽隐。今所见论屈骚能出其藩篱者，有陈寅恪、姜亮夫诸先生。姜亮夫谓《九歌》：“所陈事理、天道、性命，为孔子所不言，而三代史实复远于邹鲁之儒与墨翟之说。盖屈子所陈乃齐楚所习闻，与老、庄、山经相近。”[1]陈寅恪颇疑屈子赋与滨海燕、齐方士有关，《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篇云：
今《离骚》篇首以“摄提贞于孟陬”为言，固历元用寅之义也，篇末以从彭咸之遗则为结，（王逸章句云：彭咸，殷大夫，谏其君不听，投水死。）则《晋书》一百《孙恩传》所谓：“……恩穷慼，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謂之水仙。”者也。由是推之，《离骚》当与道家有关。[2]
又：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天问篇》：
屈原曾两次出使齐国，而时间正是稷下先生们谈天论地最热闹的时候。屈原思想是否直接受稷下先生们的影响，不敢十分肯定，但稷下有“大九洲”“小九洲”之说，而《天问》中也有“大九洲”“小九洲”的痕迹。[3]
而王延寿（生卒年不详）之赋景帝（前156—前140在位）程姬之子恭王馀（？—前128）所立灵光殿，亦以山神海灵与古先帝王并论，至图绘一节，次第与屈子《天问》相仿佛，[4]按诸班固（39—92）《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首标屈子，则俨然视为宗主矣。姜亮夫以为西汉政治建置与秦异者，皆楚之旧，其云：
长江流域古文化，自汉以后为中土历史总汇中之一大支柱，此非仅从高祖楚歌楚舞、长安之新丰市容、河内之三姓侨民立言也。举其宏纲：则凡政治之建置与秦异者，皆楚之旧也，黄老杂霸之治，亦楚故言。语其条目，则职官、令仪、考工、古器、翠翘朱尘之技，歌诗乐舞之妙，下至
祥导引之端，博弈流杯之戏，菱花照面之术，织腰曲眉之饰，凡后世所艳称者，无一非楚化。[5]
又云：
自汉武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经生文士，多利禄之徒，遂使昭、宣以后，唯被公卿落于九江矣。此虽在朝一扼，而在野肆习如故，中秘之宝藏亦如故。向歆父子，校雠典籍，辑而理之，又附以文作（王延寿之附《九思》亦同此义），楚辞幸以未坠。[6]
姜亮夫以为，汉武而后，儒学定于一尊，其后骚赋零落，汉宣（前73—前49在位）欲修武帝（前140—前87在位）故事，征能为者，仅九江被公卿（生卒年不详）一人而已。唯政教之与风俗，未必划一，故民间未废习诵。是知东京班固之赋两都，张衡（78—139）之咏两京，辞存“松乔列仙”“八灵毕方”之义。[7]以此观之，两京自汉武以后，虽表彰儒学，而实途有多门，故其擒辞错藻，图绘廊庙，宜乎圣贤忠孝与黄公、飞仙并举，实左图右史，未能出政教风俗之寰域。
陈寅恪谓屈赋与滨海燕、齐方士多有关联，可谓烛察幽隐。所需留意者，乃其所言“道家”者，尚非谓后世之“道教”。或谓道教起于道家，又或谓出于燕、齐方士，如陈国符之《道藏源流考》、[8]许地山之《道教史》[9]等，林富士以为未必，所著《巫者的世界》[10]引证详密，可资观览，此不赘述。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崔浩与寇谦之》诸篇疏证道教源流，立义与林富士又有不同，足见道教来源之驳杂。然就其大概而言，道教之形成，在汉章（76—89在位）之后，爰论其事，则繁复难理，非本文所能尽该，仅就其要且与画史有关者论之：一是汉章帝建初七年（82）三月，章帝赐东平王苍（？—83）“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一是于吉（？—约200，书又或作“干吉”）《太平经》中之神仙系统；一是曹操（155—220）平张鲁（？—216），徙其众以实三辅。第一事可知章帝之时已有道教性质之绘画；第二事则关系道教绘画中尊神形象之理论基础；第三事为天师道流行中原，渐为士大夫所服膺，并世代奉习，实由此肇之。第一事因文献不足，暂付阙如；第三事可参观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崔浩与寇谦之》两文。于画史而言，东晋顾恺之（约363—418）《画云台山记》即与天师道信仰有关，云台山在今四川苍溪县东南三十五里，地接阆中县，为张道陵学道处。《画云台山记》中所画即天师（即张道陵）与王长[11]、赵昇试法故事。唐张彦远（815—876）《历代名画记》卷四《叙历代能画人名》录古来名手计四百人（起轩辕以迄唐），所录画迹有关佛教者约三十九事，而道教仅十七事。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二《道教形象考原》云：
唐释法琳《辩正论》卷六自注：“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瓠庐盛经，本无天尊形像。按任子《道论》及《杜氏幽求》云：道无形质，盖阴阳之精也。《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作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宋陆修静亦为此形。”是宋代道教，已有形像。梁陶弘景所立道堂无像，是梁时道馆立像，尚未甚通行也。又释玄嶷《甄正论》卷上：“近自吴、蜀分疆，宋、齐承统，别立天尊，以为教主。”唐初道馆内立元始天尊像，左右二真人夹侍。《茅山志》卷二十二《唐国师昇真先生立观碑》谓唐太宗为王远智造太平观，“又于内殿奉为文德皇后造元始天尊像一躯，二真夹侍。”又《桐柏真人茅山华阳观王先生碑铭并序》谓王轨于唐太宗时重建华阳观，造“正殿三间，两庑，并及讲堂，坛靖，房宇门廊。”“又于内殿奉造元始天尊像一躯，光趺八尺。左右真人夹侍。神仪肃穆，法相希微。”[12]
《历代名画记》中又有“鬼神”者，多与民间祠祀有关，当是巫祝之属，为民间历来之信仰。[13]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卷一著录《鬼神样》二卷，为西域僧迦佛陀[14]画，知画史所谓“鬼神”者，未必皆与道教有关。释、道二教于经典、用语，互为抄袭，钱锺书《管锥编》第二五五条：
朱元洪妻孟阿妃《造老君像》：“敬造老君像一区（躯）。……愿亡者去离三涂，永超八难，上升天堂，侍为道君。芒（茫）芒三界，蠢蠢四生，同出苦门，俱升上道。”按卷九阙名《姜篡造老君像铭》：“敬造老君像一躯。……神光照烂，遍满阎浮；香气氤氲，充塞世界。……以此胜因，追资亡略（其子名），直登净境。……飞出六尘……长超八难，弹指则遍侍十方，合掌则历奉三圣。……三涂楚毒，俱辞苦海；六道四生，咸蒙胜福。”虔事老子“求福”，始于汉桓帝，观《全三国文》卷六魏文帝《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敕》可知；盖相沿已久。然此两篇属辞遣言，纯出释书，倘拓本上“道君”“老君”之字漫漶，读者必以所造为佛像，而“清信士”“清信弟子”乃奉佛之白衣矣。弘雅如庾信，撰《道士步虚词》，选藻使事，谨严不滥，而第一首第一句“浑成空教立”、第四首第六句“教学重香园”，未免阑入释氏套语；出于俗手之造像文字杂揉混同而言之，更无足怪。固由当时道士掇拾僧徒牙慧，如甄鸾《笑道论》所指斥者，故“清信弟子”耳熟而不察其张冠李戴；亦缘流俗人妄冀福祐，佞佛谄道，等类齐观，不似真人大德辈之辩宗灭惑、恶紫乱朱。《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下《竟陵王诞传》记有人名夷孙曰：“天公与道、佛先议欲烧除此间人，道、佛苦谏，强得至今”；可征六朝野语涂说已视二氏若通家共事。[15]
道教经典袭用释氏，以致民间祷词与文士擒藻习焉不察；而释氏亦有袭道教经典以为己说者，汤用彤《读〈道藏〉札记》谓：“鸠摩罗什尝注《老子》，目见《唐书·艺文志》，此前因不见于他处，尝疑其伪。后读《道藏》所收宋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见其中有引鸠摩罗什所注《老子》十余条，因加疏论，以为若果为鸠摩罗什著，则其间思想与佛教般若颇有关系。”[16]然两教地位轻重不同，此可由隋唐以往佛道藏修撰与寺观、僧道之数目得知。[17]
儒、道、释三教虽互有沉浮，然其经注，皆凭依本教贤圣，故其图绘亦倚重人物一门，前引陈国符一书已言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虽明标山水，然大辂椎轮，粗备形容而已。览南梁谢赫（约457—约549）《古画品录》，首标“气韵”之旨[18]，谢赫擅士女人物，北周姚最（537—603）《续画品》谓其“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工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19]。故其所以首重气韵，实与人物画有关。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八九条云：
谢赫之世，山水诗已勃兴，而画中苦乏陶、谢之伦，迫使顾、陆辈却步；山水画方滋，却尚不足与人物画争衡，非若唐后之由附庸而进为宗主也。
又云：
唐朱景元《唐朝名画录·叙》云：“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以人物禽兽，移生动质，变态不穷，……故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故知赫推陆、卫，着眼只在人物，山水草木，匪所思存。[20]
是其后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开篇疏论图绘之地位，然莫不依傍人物立论：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
又云：
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21]
此实即敷演曹植《画赞》[22]与谢赫《古画品录》[23]而成。至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则例画科为六，曰人物，曰山水，曰畜兽，曰花竹翎毛，曰鬼神，曰屋木，并以神、妙、能三品裁之。其后时或变改，郭若虚（约1035—1085）《图画见闻志》卷三《纪艺》例画科为四，首以人物，次以山水、花鸟、杂画，而卷一《论古今优劣》篇则云：
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24]
故沈括（1031—1095）《图画歌》以山水为首，次花竹翎毛，次番马，次海河鱼水，次佛像、菩萨，次士女。[25]此虽为歌诗，然由此可窥见当时习尚。止山水非关人伦，亦非政教所重，是以竹帛所书，廊庙所图，仍主人物，此有所不得已耳。
宋徽宗（1101—1126在位）崇尚道教，故御制《宣和画谱》所立画科十门，乃以道流居释氏之前，而人物又次之，且其中已无“鬼神”之目，此盖因自宋太宗迄徽宗整顿祠祀，民间鬼神信仰逐渐纳入道教系统之故。宋赵彦卫（生卒年不详）《云麓漫钞》云：
宣和画学之业……其习有六，一曰佛道，二曰人物，三曰山川，四曰鸟兽，五曰花竹，六曰屋木。[26]
与《宋史·选举志》所记同。[27]徽宗嗣服之初仍以释氏居首，盖承祖宗故事。五代周世宗（954—959在位）显德二年（955）下诏毁除无额寺院，是时所毁寺院达三万余，仅存二万六千余所。[28]宋太祖（960—976在位）建隆元年（960）六月诏令：“诸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29]乾德四年（966）河南府进士李霭（霭，一作“蔼”，生卒不详）因僧人讼其“不信释氏，尝著书数千言，号《灭邪集》，又辑佛书缀为衾裯”而被决杖流配沙门岛。[30]同年，又诏令西川转运使沈义伦（909—987，字顺宜，开封太康人，后避太宗讳，改名伦）于成都写金银字《金刚经》，[31]开宝四年（971）勅令高品张从信（太宗时宦侍，生卒不详）往益州雕大藏经板。[32]此经共计十三万余板，六千六百余卷，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始刻成之。此间奖励译经，并建译经院，[33]修葺伽蓝，可见宋太祖施政与柴周不同，此盖借鉴唐太宗之策略。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终其一生，未能平定海内，又以臣子骤登大宝，恐不能忽物议，此与唐太宗（627—650在位）面临的情况近似。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谓唐太宗本不以信佛见称，及即皇帝位，所修功德，多有用心，贞观三年（629）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所以申孺慕之怀；[34]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轩伽蓝十有余寺，为阵亡将士造福。至若下诏度僧，因祈雨而酬德。贞观初年，延波颇（565—633，中印度摩揭陀国人，梵名Prabh ā karamitra）于兴善寺译经，或仅为圣朝点缀，但似亦有政治关系。综计太宗一生，并未诚心奖挹佛法。[35]观宋太祖行事，与唐太宗如出一辙。至于后来奖挹文教，幸国子监以及招徕道流与隐逸高贤，皆为导抚民庶，以确立新宋王权之正统，非出于私心之爱憎，宋太宗（976—998在位）整齐祠祀以及建立太一宫同其用心。[36]真宗（998—1001）欲显扬功德，推扬道教，屡为天书祥瑞；仁宗（1023—1064在位）少为矫抑，以为制衡，且当时官学兴盛，孙复（992—1057）、胡瑗（993—1059）、石介（1005—1045）、欧阳修（1007—1072）、李觏（1009—1059）、邵雍（1011—1077）、周敦颐（1017—1073）等皆排击佛、道。仁宗虽稍亲释氏，亦惮于台臣论列：
伯温尝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内道场，夜闻乐声，久出云霄间。帝忽来临观，久之，顾左右曰：“众僧各赐紫罗一疋。”僧致谢，帝曰：“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中，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37]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1064—1067），未能有所作为，神宗（1068—1086在位）锐意变法，于佛道两教未闻有所偏倚，[38]哲宗亲政仅六年即病逝，[39]徽宗（1101—1126在位）于崇宁以前（1101—1108），并重佛、道二教，《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一“徽宗”条引蔡絛（生卒年不详）《史补·道家者流》云：
上嗣服之初，于释老好尚未有适莫，鲁公喜佛，因导上以性理，天下始建崇宁万寿寺。[40]
故在政和、崇宁之前，画学著作之题目，其言“释”“道”二教，皆承故习以释氏居首，如刘道醇之《圣朝名画评》《五代名画补遗》，郭若虚之《图画见闻志》，[41]沈括之《图画歌》，而崇宁二年（1103）李诫（？—1110）之《营造法式》亦如之。[42]至宣和年间（1119—1126）编纂《宣和画谱》，画科十门之中则以道流居释氏之前。此虽细末，然实为政教之一大变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一《道教之崇》述此事颇有次第，兹条录如下：
徽宗崇宁四年（1105）五月，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号虚靖先生。
大观二年（1108）三月，颁金箓灵宝道场仪范于天下。
（政和三年）十二月癸丑，诏求道教仙经于天下。
（政和）四年（1114）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阶。时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赐号先生、处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凡二十六级。后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之名。
（政和六年）闰月丁未，从林灵素之言，立道学，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岁大比，许襕幞就试。
（政和六年）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册玉宝如玉清和阳宫，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
（政和七年）夏四月庚申，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重和元年（1118）八月辛酉，诏颁《御注道德经》。丙戌，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冬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
宣和元年（1119）春正月乙卯，诏更寺院为宫观。林灵素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请于帝，改佛号大觉金仙，馀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寻诏德士，并许入道学，依道士之法。
（宣和）二年春正月甲子，罢道学……以灵素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命下而灵素已死，遗奏至，犹以侍从礼葬焉。[43]
徽宗自崇宁四年（1105）尚道学，至宣和二年（1120）春罢之，凡十有五年，《宣和画谱》前序称“宣和庚子岁夏至日”，当即此书编纂年月。承宣和遗绪者为邓椿（约1109—1183）《画继》，[44]是书画科例为八门，首以仙、佛、鬼神，次以人物传写，此书除在最目中以道流居释氏之前，书中行文凡所相涉者亦如之，且“鬼神”移居“人物”之前，其立义承袭宣和，一望即知。考邓椿[45]大父邓洵武（1055—1119，字子常，四川双流人）徽宗朝尝官至观文殿学士、知枢院，拜少保，封莘国公。殆后赠太傅，谥文简。因其依附蔡京（1047—1126），颇为论者所疵，《宋史》卷三二九云：
（邓洵武）撰《神宗史》，议论专右蔡卞，诋诬宣仁后尤切，史祸之作，其力居多。
又：
徽宗初，改秘书少监，既而用蔡京荐，复史职。
又：
邓氏自绾以来，世济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败乱天下，祸源自洵武起焉。[46]
徽宗崇信道教，与蔡京颇有关系，其宠信之道流羽士如徐守信（1032—1108）、王老志（？—1114）、王仔昔（？—1117）、林灵素（1075—1119）等，多为蔡京引荐。邓洵武与道流关系如何，史无明文，然徽宗重和元年（1118）九月蔡京请集古今道教事以为纪志，徽宗从其请，并赐名“道史”，[47]而同年之八月，邓洵武亦尝请选择道经数十部，镂版刊行，颁之州郡，[48]观蔡、邓二人所为，若枝动而影随，此可见邓洵武之态度。邓椿《画继》两及“先大父”，足见执砚之思，宜其踵宣和故事以为《画继》之作也。
（作者为鲁迅美术学院学报编辑）
注释：
[1] 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二招校注》，《姜亮夫全集》第六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14页。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57页。
[3] 姜亮夫《姜亮夫全集》第七册，第112页。
[4] 姜亮夫亦持此论，以为自“图画天地”至“善以示后”，与《天问》所陈事迹，所言大义，若合符节。说见《姜亮夫全集》第六册，《重订屈原赋校注·二招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5][6] 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一辑〈序目〉，《姜亮夫全集》第一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7] 参考汉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见梁萧统纂《文选》卷一、卷二、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 中华书局，1963年12月。
[9]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10] 广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
[11] “王长”，《历代名画记》作“王良”，据毕斐《〈历代名画记〉校勘与研究》改，（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03年，第197页。）
[12]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268—269页。
[13] 此论请参观林富士《巫者的世界》。
[14] “僧伽佛陀”当作“释迦佛陀”，当为五六世纪时魏人，张彦远误读《续高僧传》，以“随帝”作“隋帝”，并衍“至隋”，故误以佛陀为隋朝人。见毕斐《〈历代名画记〉校勘与研究》，第260页。
[15]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511页。
[16] 见《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17] 《隋书·经籍志》著录道经凡三〇七七部，一二一六卷；而佛经一九五〇部，六一九八卷。隋炀帝在位十三年，度僧六二〇〇人，修故经六一二藏，二一七二部，治故像一一〇〇〇躯，造新像三八五〇躯，造二禅定并立别寺十所，道教似未闻此数。李唐定道教为国教，高祖武德八年（625），诏序三教先后，先老，次孔，末释，开元（713—742）中编纂丛藏，曰《三洞琼纲》，凡三四四四卷。（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序》，第1页）然唐朝为佛教翻译鼎盛期，为人所共知，如仅玄奘一人所译经论总七五部，一三三五卷，（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谓唐元和中，僧人合注疏及开元至贞元（785—805）中新译立为别藏，计共四九〇〇馀卷。此为新译与注疏之总和，若仅计隋至元和中撰述，约不下二〇〇〇卷。（第77页）又太宗贞观二二年（648）玄奘请度僧，九月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度五十人，寺计海内三七一六所，度僧尼总一八〇〇五人。（第237页）
[18] 关于“六法”断句，可参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八九条，中华书局，1979年，第1353页；及邵宏《衍义的气韵——中国画论的观念史研究》，凤凰出版集团，2005年。
[19] 王世贞辑、詹景凤补益《王氏画苑》卷一。（见《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71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123页。）
[20] 同[15]，第1355—1356页。
[21]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明嘉靖本，卷一，页1a、2a。
[22] 其云：“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洁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145页。）
[23] 其云：“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被图可鉴。”（见《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71册，第116页。）
[24] 《四部丛刊续编》景宋刻配元钞本，卷一，页9b。
[25] 王世贞辑、詹景凤补益《王氏画苑补益》卷一。（见《四库存目丛书》第71册，第133页。）
[26] 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28页。
[27]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3688页。
[28]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一五〈周世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1531页。
[2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中华书局，1995年，第17页。
[3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第169页。
[31] 同[30]，第173页。
[32] 志磐《佛祖统纪》（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经二〇三五，卷四三，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年。）
[33] “唐自元和以后不复译经，江南始用兵之岁，有中天竺摩伽陀国僧法天者至鄜州，与河中梵学僧法进共译经义，始出《无量寿》《尊胜》二经（按：此处原书断句失读，《无量寿经》全名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尊胜》亦作《最胜》，法天译有两经，一为《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一为《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见《大正藏》第19册，三经皆属密教部），《七佛赞》法进笔受缀文，知州王龟从润色之，遣法天、法进献经阙下。太祖召见慰劳，赐以紫方袍。法天请游名山，许之。上即位之五年，又有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天息灾、乌填曩国僧施护继至。法天闻天息灾等至，亦归京师。上素崇尚释教，即召见天息灾等，令阅乾德以来西域所献梵经。天息灾等皆晓华言，上遂有意翻译，因命内侍郑守钧就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是月，院成，诏天息灾等各译一经以献，择梵学僧常谨、清沼与法进同笔受缀文，光禄卿汤悦、兵部员外郎张洎参详润色之，内侍刘素为都监。”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第522页。
[34] 宋太祖于乾德二年（964）亦为其父立奉先资福禅院。
[35]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36] 关于太一信仰及有宋整齐祠祀，可参见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吴羽《宋代太一宫及其礼仪——兼论十神太一信仰与晚唐至宋的政治、社会变迁》（见《中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37]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38] 其时虽有释智缘，亦不过为开拓边土之一时之用，及智缘与王韶有隙，即命召还，委以右街首座，其事见《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传下〉，另参《新补续高僧传》四集卷六〇；另有熙宁四年（1071）轩中太一宫，则是祖宗故事，与道教的隆替无涉。
[39] 哲宗九岁即位（1085），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元祐八年（1093）亲政，元符三年（1100）崩。
[40] 秦湘业、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一〈徽宗〉。（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49册，第252页。）
[41] 人物门下注云：“五十三人，僧道并独工传写者附”。其于诸画人擅佛道人物者，并以释氏居前。
[42] 见卷一二〈旋作制度〉“佛道帐上名件”。此书为官修。（《古刻新韵》三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景陶湘本，2013年，第322页。）
[43]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见《历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第1401—1402页。）
[44] 此谓“遗绪”者，非谓著作之体。《画继》乃承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而作，皆为画学中记传之体。（按：范景中先生将中国画学著作分为记传、品评、著录三类。说见毕斐《〈历代名画记〉论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而《宣和画谱》为品评类。此言“遗绪”者，专就道、释地位评判而言。
[45] 邓椿父邓雍，《画继》谓其曾官侍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邓椿家世多有讹误，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画继”条及上海大学刘世军博士论文《〈画继〉研究》多有辩证，可参。然于邓雍事迹多有脱略。今仅就载籍所见附识如下：
李光《庄简集》卷八有〈论邓雍劄子〉谓：“吏部侍郎邓雍不学无术，世济奸邪。其父洵武任枢密使，因缘请托，特许赴殿试，关通近幸，猥中科目，滥厕从列，帷薄荒秽，士大夫目为‘艳班’。”（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28册，第511页。）
王志勇《靖康要录笺注》卷六“靖康元年五月”条：“吏部侍郎邓雍乞宫观，圣旨：除龙图阁学士、提举鸿庆宫；徽猷阁学士任熙明转一官致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3页）。庄绰《鸡肋集》卷上谓雍官至待制，典荆州，洵武枢密之子。（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癸亥）：“初，贼祝靖寇荆南，安抚使邓雍遁去。”又：“李纲言于上，夺雍龙图阁直学士。”又：“雍，洵武子。”（中华书局，1956年，第149—150页。）
[46] 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九《邓绾本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01页。
[47] 脱脱等《宋史》卷二一《徽宗纪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401页。
[48] 秦湘业、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七《徽宗》，其云：“辛未，资政殿大学士、知陈州邓洵武奏，乞选择道藏经数十部先次镂版，颁之州郡，道录院看详取旨施行。又乞禁士庶妇女辄入寺院，诏令吏部申明行下。”（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49册，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