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理之交游考
对王理之一生影响至巨者，应是他的两位老师。夏昶字仲昭，昆山人，为吴愈的岳父，文徵明夫人吴氏的外祖父。方鹏《昆山人物志》称其在京任中书舍人时，永乐帝召试书法，名列第一，遂奉旨书诸宫殿榜额，而“尤工画竹石，擅名天下，至于朝鲜、日本诸国，皆以金购之”。王理之十岁时，夏氏就已去世，所以他很可能只是夏昶的私淑弟子，通过夏氏之作品加以自学。
而沈周与王理之的关系，从目前资料推定，应该开始于王氏早年。黄云在岁暮怀人诗中提到王理之谓：
画笔真传白石翁，品高超脱院人工。云台麟阁原无相，貌我骑驴风雪中。[17]
与王伯敏说他画学唐伯虎不同，黄氏是沈、唐同时代人，自然更为可信。沈周一生从六十岁开始，陆续有师友为他作肖像画。在其集中有《王理之写六十小像》一诗云：
王生见我精神熟，照写今吾瘦于竹。问年初及六十人，享世浑无半分福。一味耽农百不便，门前湖水涨低田。饥来读书不当饭，静里安心惟信天。风茅雨壁溪堂破，贫贱生成今老大。隐服还劳郡守遗，私篇或辱尚书和。草木当衰不复真，纸间座上两浮尘。是非非是都休辩，聊记明时无用人。[18]
下有小注云：“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年六十。”按：成化二十二年（1486），王理之年方二十七岁，两人之结识必在此之前也。此外，沈周曾为王理之外祖母题诗，详见下文。而《沈周集》中有《戏作梅梢王理之为补竹枝中册》诗云：“理之嫌我太草草，斜补竹枝成玉倚。要知君子德不孤，勿谓画图而已矣。”[19]可见沈周曾和王理之有过合作。《王理之临凤头骢》一诗，则是对王氏画马的称赞：
宋家王孙赵仲穆，画马尽形神亦足。东昆王郎拓其本，笔精殊觉惊人目。纸间突兀拥肉山，俗工纷纷手当缩。此疋传是凤头骢，五花满身云簇簇。请郎别图唐舞马，逆胡教舞不肯服。逆胡教舞不肯服，大胜污臣食其禄。[20]
还有《题王理之草心斋》一首，是为王理之丧母后所作：
青青坟上草，坟下母不起。
根秪母处生，其心发子所。
子心所以发，在母非黄土。
母德如阳春，恩大无可补。
永怀天地间，不共草荣腐。[21]
王理之好友中，昆山人最多，如黄云、方鹏，均与之交好。黄氏集明刻本十卷，仅存诗集四卷。《黄丹岩先生诗集》卷二有《九月三日夜梦观王理之画仕女纪以诗》，自注时在庚申，即弘治十三年（1500）：
今夕何夕梦怡怡，五城十二楼参差。疏星明河洞朱扉，桂风冷然吹翠帷。金梭织绡凤衔丝，周昉授笔五采施。孔雀屏开露蛾眉，法应夭洁兼长肥。如山如河姜与姬，衣不湿雨云霞飞。华润玉色生光仪，钟鼓琴瑟列前椸。万花濯锦动碧漪。白日照耀绕四围，傍称作者王理之。恍惚若见绿坡髭，曲房帘声贯珠垂。一悟顿失无凭依，得非意匠妙所为。以我晓画劳我思，楚峰吴云独神驰。琐窗晴融翻被池，金鸭沉水芳菲菲。清水何处夫容姿，关关雎鸠咏周诗。
按：今昆山华藏寺壁间有都穆（1458—1525，字玄敬）游昆山题名刻石：
正德十一年四月丙子，重游昆山，饮华藏禅院。同游者黄云应龙、王纶理之、李元寿仁山及应龙子元祐。时期而不至者，俞璋朝相也。郡人都玄敬题。
是年，王理之五十七岁，沈周已经去世七年之久。当时在昆山参加雅集的好友，除了黄云、黄元祐父子外，还有李元寿（见方鹏《昆山人物志》，以善书与项拱辰同附王理之传后，详前文）。方鹏（1470—1540，字时举）并未参加这次雅集，但他与王理之父子往还之密，俱见诸《矫亭存稿》中，如卷十七有《访王隐君和时鸣韵》一诗，时鸣为其胞弟方凤：
都穆 游昆山题名刻石
北窗一枕黑甜醒，有客敲门过草亭。
洗盏临池浮太白，挥毫满纸落空青。
座中谈麈光摇雪，江上归旌影拂星。
更羡主人王逸少，床头剩有换鹅经。[22]
又《存稿》卷三《银杏图记》，为王理之绘龚氏《银杏图》而作；卷六《家庆图记》，则应王理之嘱而作。此外，据明末昆山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卷二“夏龙衢”条所载：
古歙王民辉，字惟华，以传神寓居世长许，尝令写先贤遗像，可七十余人。方购王理之先生镜容，赵纶叔言镜容藏夏氏子，果访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前，先君龙衢曾梦王先生偕顾桴斋、周秋汀、高归田、朱逊庵数十先辈列坐堂中。既觉，尝私识之于历。出示余，手迹宛然。因与纶叔叹梦见二十年前，而数十先辈遗像聚于一卷之间，乃在二十年后，谁谓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23]
按：桴斋即顾潜，秋汀即周瑞，归田即高以政，皆是王理之、方鹏共同的朋友。
另外，郡城中，除了沈周、都穆外，不得不提的是唐寅（1470—1524），他与王理之同从沈周游，理应相识，但王伯敏《中国绘画史》认为他是“唐寅画学的后继者”，却并不妥帖。从两人年龄看，王氏较唐氏年长十岁，他从沈周学诗画时，唐寅年仅十余龄。唐氏二十一岁从周臣学画时，王氏已为沈周作六十小像，两者实难发生师授之关系。至于王理之传世画作，与唐寅风格相似，很可能因两人同取法宋人李唐（1066—1150）之故耳。
王理之书法以篆隶著称于世，但楷书得夏昶指授，亦有可观。他与当时吴门书坛最为重要的书家之一祝允明，亦有往来。在祝允明集中，有《王理之君子林记》一文，即其明证：
理之竹不过十数竿，谓之林，寓名也。夫竹谓之君子，亦寓名。引其寓，更寓于林，又何不可。借使竹真成林，实名竹林，名之之意也，亦寓意也。既本寓，则君子其竹，而林其君子，皆无辨乎！然意之本寓者，则在乎善人之多也。于戏！善人之多哉。兹意也，孰无之？何充之寡、自戕之众邪？盖小人之损君子，未足谓损；而君子之自损其类，其损乃甚。何也？小人之损君子，君子见其损，则思救之治之，而吾之愿为君子之心，自浩浩如也。唯君子损君子，则凡为同类，皆将信之助之，使不得有所据附，更施互报，其末也，必至于孤立而摧仆，自号于暗屈之地，而莫之益也。此则君子之所以难乎成林，自君子之过也。吾尝探其病，忌也、忍也、辟也、自高也、隘也、不知人也，欲局以归吾一途，而不善成物也。呜呼！家于是则害于家，友于是则害于友，同事于是则害其事，寅宷其事则害官，朝廷于是害于天下，其何利于君子也哉！吾心之理义，不足以胜繁杂之妄慝，小人之类也。吾心固愿为君子，而吾行每不免以妄慝干之，则几夺楚人之咻之者也，亦可畏哉！是故君子之必用其存省之力，以求理义之常胜；理义胜，则妄慝微；妄慝微，则善德成。斯为君子而已矣。彼人于吾损不损，吾皆不暇计，而吾自可谓君子林矣。独立而如班尧廷，潜居而独比屋，吾何赖于人哉。嗟乎！理之太上成物，其次完己，其下徇人，吾固不能必成物，徇之又绝不肯为，独不可以完己之方自勉乎？完己之方孰在焉？请即于竹乎求之。求虚于心，求直于身，求高卓于节，求澄爽坚利于持久，则此数十竿者，即吾五脏四肢之师模耳，孰曰寓乎！[24]
祝允明在文中虽未评论王理之的篆书，但于其品德之卓然清高，确有钦服之义。
除了诗文书画之友外，还有值得关注者，为刻工昆山唐氏一族。程章灿在《石刻刻工研究》第七章第五节“刻工世家昆山唐氏”已有论及[25]。唐氏一族事迹，通过《唐汝芳墓志铭》（黄云撰，王纶书）、《唐母于氏墓志铭》（吴瑞撰，王纶书）、《明故唐处士伉俪墓志铭》（吴荃撰，王理之书并篆盖）三篇墓志基本可以勾勒，唐芸（1439—1497）字汝芳，娶妻于氏（1440—1506），生子四人：曰恭、曰宽、曰信、曰敏。其中，曰宽先卒。唐曰恭（1463—1527）四兄弟继承家业。曰恭娶妻孙氏，有子三人：天祥（元祥）、天祯（元祯）、天祺（元祺）。据《昆山碑刻辑存》[26]所记，唐芸刻石，除《昆山见存石刻录》卷三著录三石外，尚有《浦淑清墓志》《朱衍墓志》《高叔昂墓志》《夏母乔氏墓志》《许廷珪墓志》《沈妙贞墓志》《赵妙宁墓志》等七石。唐曰恭刻石亦溢出《周母王氏墓志》《杨妙玄墓志》《戚用明墓志》（王纶书篆）等四石。唐芸父子夫妇三人墓志，书丹均出于王理之之手，可见唐氏一族与王氏关系之密。唐曰恭父子之于王理之，颇似章简父之于文徵明、茅绍之之于赵孟
。《三贞碑》的刊刻出于王理之所策划，刻石则委诸唐元祥。